精华热点 第二部 革命熔炉锻炼成长
在面临着几十万国民党大军围追堵截的危急关头，毛泽东指挥千军万马四渡赤水，把蒋介石及其“追剿”红军的部队弄得昏头转向，最终跳出了敌军重重包围的圈子，实现了渡江北上、进军川西北的战略意图。四渡赤水之战绩是毛泽东运筹帷幄的历史上佳作。诚如《长征组歌》所唱的：“敌重兵，压黔境”“四渡赤水出奇兵”“毛主席用兵真如神”。
1935年1月19日，中央纵队和中央红军总部撤出了遵义城，向北进发，准备经川南渡过长江，北上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在川西北建立根据地。
1935年1月27日，中央红军各部陆续到达土城地区。中午，担负中央纵队后卫任务的红五军团与尾追中央红军的川军王牌郭勋祺部交上了火。川军紧紧咬住红五军团不放，郭勋祺部还抢占了土城东南5公里处青杠坡的有利地形，截断了红五军团与红四师十一团的联络。
1月28日下午1时左右，川敌向红五军团阵地发起轮番进攻。敌军依仗兵力和武器优势，采取小正面、多梯次、连续冲锋的战术，步步进逼，企图动摇红五军团阵地。尽管红三军团和红一军团一部也投入了战斗，然而红军阵地仍是岌岌可危。在前沿指挥作战的毛泽东得到确切情报，敌军不是原来估计的4个团，而是6个团，而且川军后续部队的两个旅已迅速增援上来，位于旺隆场的川军两个旅也从侧背攻击中央红军。
面对此情，毛泽东意识到这是一场难以为继的危险战斗，不能再打下去了，便在火线上建议紧急召集政治局主要领导开会。会上，毛泽东提出，红军必须立即停止战斗，撤出战场。作战部队与中央纵队迅速轻装，从土城渡过赤水河西进，以打乱敌人尾追计划，变被动为主动。政治局领导同志一致赞成毛泽东的主张，并按他提出的意见进行如下分工：朱德、刘伯承仍留在前线和他一道指挥部队，而周恩来负责在第二天天亮前在赤水河上架好浮桥，陈云负责安置伤员和处理军委纵队的笨重物资。
赤水河是川黔滇交界地区的一条重要水道，是长江的一条支流，源出云贵高原乌蒙山区的镇雄县，经贵州赤水县，在四川合江县汇入长江，全长420公里。流经土城这一带的赤水河，河面窄处一二百米，宽处三四百米，水深十余米。河道曲折蜿蜒，水流奔腾湍急，滩多浪大，是川黔滇三省交通的一道天然屏障。所幸的是正值隆冬枯水期，河水不深，河面平静，在夏季汛期要一夜之间在这条桀骜不驯的河上架设能渡过3万多人的浮桥，困难程度是无法想象的。
万分紧张的夜晚，周恩来亲自带领作战参谋和有经验的工兵干部到赤水河畔勘察架桥点，选定在土城西南不远的一处河滩架设浮桥。周恩来规定了完成任务的时间，命令各部队工兵连立即向土城居民购买各种架桥器材，搜集船只，他本人则在架桥现场亲自指挥。工兵们把搜集到的盐贩子用以运盐的十几只大木船在河中沉锚固定，然后用毛竹将船连接起来，再在船上铺上了门板。黎明时分，赤水河上的浮桥架设成功。
就在周恩来指挥工兵部队紧张架设浮桥的同时，朱总司令又指挥部队在浑溪渡口夺得了敌人的一座浮桥。这两座浮桥的架成和夺取，保证了中央红军中路纵队和左路纵队及时地顺利渡河。右路纵队红一军团前卫五团二营在猿猴场（今元厚）渡河，经过激战，强渡成功，为右路纵队渡河打开了通路。
陈云也紧张细致地投入了工作。他带领卫生、供给部门的同志，奋不顾身地从阵地上抢运下全部伤员，逐个进行安置。在他的督促下，红军把笨重物资全部投入赤水河，使部队减轻了负担。凌晨4点，他向毛泽东报告了部队轻装渡河的准备情况。
1月29日凌晨3时，朱德发布了中央红军西渡赤水的命令。中央红军除留少数部队继续阻击川军外，其余各路纵队于拂晓前开始西渡赤水河，晌午前，3万余红军全部渡到赤水河西岸，一渡赤水成功。
红军每到一处都是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在向船主们作价付款后，随即将浮桥烧毁。当一支川军追到了河边，只见赤水河河面上漂满了木板的碎片，而红军却不知去向，只得无功而返。
中央红军渡过赤水河，分左右两路，进入了川南古蔺、叙永县境，准备从宜宾上游渡长江北进。如果从古蔺北渡长江，就必须先占领叙永城是川南重镇，处在从贵州西进四川和云南的交通要道上。一条小河穿城而过，河上有两座石桥。县城的城墙十分坚固，早在中央红军刚刚到达黔北的时候，叙永县县长就强行把城外的一千多幢民房全部拆除了，然后沿着城墙挖了壕沟修了碉堡。在中央红军向叙永靠近的时候，在这里防守的是川军教导师第一旅的一个团和第二旅的两个连，还有县民团的5个“义勇”大队。
2月1日，红一军团二师奉命向叙永县城发起攻击。攻击叙永城的战斗进行得极其艰苦。红军官兵分成多个战斗小组，在火力的掩护下架设云梯强行登城，守城的川军和民团用猛烈的火力，以及马刀、刺刀、钩镰枪、石灰罐拼死抵抗。红军虽然多次强攻，叙永县城依旧没有被攻破。
就在这时，川南“剿匪”总指挥潘文华已经判断出中央红军的目的是从叙永北渡长江，于是立即改变部署，命令川军的8个旅和1个警卫大队直扑叙永。与此同时，一直密切注视红军踪迹的蒋介石见中央红军将要北渡长江，便立即调整了战斗序列，以黔军、滇军各部队和中央军薛岳部共同组成“追剿”军第二路军，由云南省政府主席、第十三路军总指挥龙云为总司令，薛岳为前敌总指挥，率13个师加4个旅，分为四路纵队，急促向川南地区推进。
2月3日正值春节期间，中央纵队到达古蔺县城边上的一个偏僻山村—石厢子。因为是春节，中央纵队和各军团负责民运以及筹粮的干部们四处奔走，试图尽一切可能让官兵能吃上一顿饱饭，有些部队已经饿了两天了。
2月4日，在叙永县城久攻不下和川军增援部队不断到达的情况下，毛泽东和中革军委作出了新的决定：放弃在叙永一带北进的计划，向云南东北部转移。
土城战斗的失利和北渡长江的计划夭折，令红军官兵再度迷茫起来，这是中央红军面临的又一个危急时刻。毛泽东常说，人贵有自知之明。行进在茫茫风雪里的毛泽东心情很沉重。他不可能不知道，土城战斗的失利必会引起部队官兵的议论和不满。这是他重掌兵权后指挥的第一场战斗，战斗指挥确实存在着问题：北渡长江的企图没有隐蔽好，打的是红军不擅长的阵地攻坚战。而目前更重要的问题是，中央红军始终没有摆脱被国民党军“追剿”的局面。他反复思量，在江西指挥红军反第一、第二、第三乃至第四次“围剿”战争之所以能够取得战斗胜利，那是运用了机动灵活、行踪不定、动作突然、出其不意、在运动中消灭敌人的战略战术。想到这里，他知道今后该怎么做了，还应是老一套—“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绝不跟敌人硬拼。总结了青杠坡惨痛的教训，他豁然开朗，又充满了信心，心情也轻松了许多。是啊，毛泽东毕竟是毛泽东。毛泽东可不是李德，明明看到敌人已张开了血盘大口的口袋还要硬往里钻。既然叙永县城久攻不下，敌情又发生了急剧变化，渡江计划已不能实现，那就暂缓执行渡江计划。2月7日，毛泽东命令各部迅速脱离川敌，向川滇边的扎西（今威信）地区集中，改在川滇黔三省交界的地区机动作战。扎西地区在云南群峰迭起的乌蒙山中，这一带敌人的兵力空虚，所以红军到这里集结。2月9日，中央纵队和中央红军总部抵达扎西县城。
中央红军集结扎西，蒋介石从进驻重庆委员长行营参谋团主任贺国光和“追剿”部队前敌总指挥薛岳那里得到情报，获悉中共不久前在贵州遵义召开了重要会议，毛泽东已获全权指挥红军的行动。与毛泽东多次交手、深知毛泽东厉害的蒋介石一听这消息便紧锁眉头，说道：“怪不得近来共军转动那么神速，原来是他在指挥。”身边的高参赶忙宽慰道：“毛泽东接手的是共产党的烂摊子，充其量也只有3万人马，已是穷途末路，他还能闹腾得怎样啊？”蒋介石摆摆手说：“那时在江西也只是3万人，被他闹翻了天。这3万人在他手里可是后患无穷！”
蒋介石不敢稍有怠慢，迅速调整了围歼红军的作战部署，令云南军阀龙云、中央军薛岳立即调集11个师4个旅的兵力，汇集于滇黔边境，与川军潘文华部聚合在一起，企图将红军包围于长江以南、横江以东、乌江以北和以西地区，“聚而歼之”。
中央红军主力开进扎西，正逢天降大雪，十分寒冷，但是红军战士仍然严格执行“所到之处不得扰民”的纪律。红军战士在扎西老街的屋檐坎或墙角边三三两两靠在一起过夜休息。范金标和军委副主席周恩来等走在街上，看见有一个衣衫褴褛、面黄肌瘦的老大娘伸手向他们乞讨，周恩来副主席立即叫魏国禄从包袱里取出一块银元送给老大娘。
2月9日，红军在湖广会馆召开群众大会，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在会上发表讲话，并宣传了红军纪律：第一，不拉夫，不扣船，请人带路，雇船渡河，均给工钱。第二，不筹饷，不派捐，不收税，不要民众办招待。第三，没收豪绅地主粮食财产发给群众和供给军用，不拿工人、农民的一针一线，坚决反对白军和土匪焚烧房屋，抢劫民众财物。第四，借了门板、稻草、锅碗要还原处，损坏了要赔偿；我们驻军的人家，老百姓吃我们的饭。第五，不进人家的内屋，坚决反对白军调戏和强奸妇女的现象。同时还为群众表演了文艺节目，审判和枪决了作恶多端的民团团首、财政科长肖尊五，将没收地霸得来的粮食、衣物、盐巴、猪油、猪肉等分给穷人。扎西镇整个集镇不过300来户人家，大多是又矮又黑的茅草房。集市上的街道宽不过三五米，只有几家冷冷落落的杂货铺。
中央红军集结扎西，国民党云南省主席龙云惊恐万状，他既怕红军进入云南腹地赤化云南，自己将当不成云南王；又怕蒋介石的中央军以尾追红军为名，进入云南，重演“假途灭虢”的故伎，自己丢掉地盘，变成一个光杆司令。于是急令入黔防堵红军的滇军孙渡纵队疾驰滇境镇雄、威信堵截红军。
红军总部进驻扎西镇江西会馆。会馆是居住在威信县境内的江西籍人士于清朝咸丰、光绪年间分两次筹资修建起来的，它由万寿宫、东隍殿、戏楼及配殿组成，是当地集会、商贸、文化、娱乐的活动场所。
大敌当前，形势严峻。1935年2月9日，中共中央在扎西镇江西会馆戏楼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除政治委员、候补委员外，会议扩大到军委、军团负责人。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总参谋长、军委纵队司令员刘伯承，秘书长邓小平，一军团政委聂荣臻，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政委杨尚昆，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政委蔡树藩等参加了会议。一军团军团长林彪和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政委李卓然没赶上会议，李德随一军团在行军途中。
会议即将开始，朱德、周恩来、毛泽东一起向今晚的会场戏楼走去。朱德看了看扎西周围的山说：我们来到这个地方，有的人很担心啊。‘独立房子’的人，不但担心，而且害怕。
周恩来说：我看这个地方很不错，四面环山，中间是一个小盆地，这是乌蒙山上的小盆地哟。
毛泽东也风趣地说：我们到了云、贵、川三省交界的山顶上，我看敌人是不敢上山的！怕什么，有什么值得怕呢？国民党上山没吃的，所以，他们只好在山下等我们。
周恩来说：他们担心的是出不去。
毛泽东严肃地说：其实呀，这里山连山嘛，敌人哪里守得住，我们只要一个晚上就冲出去了！冲出去还要敌人不知道。再他狡猾，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嘛。你多变，我要更胜一筹。这就是敌变我变！当然，要达到此目的，我们就要下决心，丢掉那些‘坛坛罐罐’，要精简机构，切实把连队充实起来。
10点后，天上又飘起了雪花。
戏楼上灯火通明，会议还在研究主力集中后如何反攻和部队整编的问题。野战军按军委的命令，于扎西地区集结了，而敌人的口袋阵开始从四面八方向我收紧，敌情是十分严峻的，斗争的环境也是十分恶劣。
关于集中兵力的问题，毛泽东胸有成竹地说：集中兵力之所以必要，正是为了改变敌我形势。现在我们内部问题基本解决了，要改变外线的形势，从不利中争取有利，从被动中争取主动，从战略防御中争取胜利，基本上就靠集中兵力这一招。
毛泽东停了停又说：那末，兵力集中了，怎么将敌进我退改变为我进敌退呢？孙子说，“避其锐气，击其惰归”弱军对于强军作战，就是拣弱的打。毛泽东的一席话，在场者如释重负，心情豁然开朗。
朱德笑着说：俗话说，吃桃子挑着软的捏。
毛泽东继续说：对，吃桃子，先捏一下，先看一下。先侦察后分析，去发现敌人的过失，或者人为地造成敌人的过失，通俗地说就是“声东击西”。现在，我们的部队从坡头、大湾子、雨河得到剑指镇雄。但是，据情报所悉，敌人在防我北渡长江，西渡金沙江和横江，由于我们进入云南，龙云的兵力倾巢出动，这些方面是强敌。而土城、赤水呢，因为我们从那里过来了，谁都会认为我们不会再去了，那里仍是虚弱的黔军把守，明是把守，实则是有点高枕无忧了！他站起来点燃烟，大大地吸了一口，果断而有力地伸出右手：打他个回马枪！
毛泽东的雄才大略和精湛分析，使严肃的会场活跃起来。
周恩来早就明白毛泽东的意思了，站起来高兴地说：你们看——他指着军用地图上的遵义、桐梓之间，“必须打好这个回马枪，必须达到一战而胜！”
王稼祥：我完全同意泽东同志的意见，这也是我们红军擅长的运动战，把兵力集中起来，就像我们把拳头捏起来一样，然后用力打出去。
朱德：我同意！集中兵力，盯着一个方向，在同一时期内以迅雷不及其掩耳之势，一拳打去，这个回马枪一定要打好，一定能打好！
“不过——”毛泽东说，“我们要把最有力的那只手打出去。”
接着，毛泽东又风趣地说：我们上次到遵义不是很舒服吗，打回去再舒服几天有什么不好呢。大家都笑了。
会议在活跃的气氛中继续进行，刘伯承说道：我们已经从长征开始时的八万六千多红军减少到现在的三万多了，建制完整，但战斗单位减员严重，八军团已基本耗完，五军团长董振堂和九军团长罗炳辉已联名给中央写信，建议将五、九军团合并。
毛泽东：伯承说的是啊！减员那么多，只有个架子，不行啊！我们不仅要精简，还要在扎西继续扩红，充实到战斗单位。
毛泽东进一步说：从目前的情况看，在扎西地域伏击滇敌安旅一部是不可能亦不适宜，我们应通过脱离川敌与滇敌之侧击，改变到镇雄集中的计划。采取佯攻和迷惑滇敌，伪装我军主力进取镇雄，以掩护我野战军东移。
周恩来说：为实施重大战略转移，我们要从各部队中抽调人员，在云贵川边组建一支游击武装，创建新的苏区革命根据地，掩护中央红军北上抗日。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各军团要抽调能力强的同志来完成这项任务。
会议根据毛泽东的重点发言，提出“回兵黔北，再渡赤水，重占遵义”的十二字方针。经过大家充分讨论，作出如下决定：一、依据敌情态势发展，放弃在扎西地域歼灭滇军一部的意图，中央红军回师东进，二渡赤水，循原路反攻遵义，向敌军力量薄弱的黔北进击，出奇不意地杀敌人一个回马枪。其中红五、九军团牵制敌人，其他军团主力攻打遵义。二、确定对中央红军进行精简缩编，充实连队加强作战第一线，审定《军委关于各军团缩编的命令》并予以发布；在全军中开始进行整编，干部层层下放，精简辎重、武器，加强部队机动性和连队战斗力。三、研究在云、贵、川三省地区中创立革命根据地；划定区域，抽调干部和武装，组建中共川南特委和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纵队，在这一地区开展武装斗争，牵制敌军，策应和掩护红军主力回师东进。四、对红二、六军团的战略方针和军事组织领导等问题作出指示，即“总的方针是决战防御而不是单纯防御，是运动战而不是阵地战”；要“集中红军主力，选择敌人弱点，不失时机，在运动战中各个击破之”；组织以贺龙为主席的革命军事委员会分会，进行领导；电达2月5日讨论中区问题的“决议详情”，同时恢复与上海党组织的联系，派出干部到上海开展白区工作；恢复凯丰红九军团中央代表职务等。
这次会议是大河滩庄子上中央政治局会议的继续和补充，和花房子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大河滩庄子上中央政治局会议组成了著名的“扎西会议”。
红军在威信11天的宣传行动和铁的纪律表现，以及亲民爱民的作风，给扎西人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人们拥护红军，相信红军是自己的队伍，是为穷人打天下的，许多穷苦青年纷纷响应红军的号召，踊跃报名参加红军。在扩红报名登记处，参加红军的人员络绎不绝，有的送子参军，有的送夫参军，在晋家寨的一次动员会上，当场报名参加红军的就有晋绍武兄弟等30多人。扎西小坝的肖发文背柴到扎西赶街卖，听了宣传，放下背架就参加了红军。
为便于连续作战，中央红军在扎西进行了缩编，除红一军团外，各军团均取消了师一级的编制。红一军团编为2个师6个团；红三军团由3个师缩编成4个团；红五军团和红九军团各缩编成3个团，由军团部直接指挥。干部层层下放，充实基层战斗单位，这样就进一步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
长征开始时，红军带着“坛坛罐罐”大搬家，严重影响部队的行军和打仗。前一阶段虽然已进行了一些轻装，但仍不彻底，像那台爱克斯光机足有七八百斤，装在一个大木箱里，需要8个身强力壮的战士才能抬起来，几次轻装，总卫生部部长贺诚硬是不同意将它扔掉。这次毛泽东下决心进一步轻装，坚决要求甩掉所有的笨重物资，这台最宝贵的也是红军唯一的一台爱克斯光机也就不得不被掩埋在一户名叫杨保和的贫苦人家的屋后。
当蒋介石命令各路大军纷纷向滇东杀奔而来时，中革军委和毛泽东却决定中央红军神速东返。红军东返贵州，走活了一盘棋，从战略防御转为局部的战略反攻。黔北地区，只有黔敌一个军，兵力空虚，红军重返黔北，将3万兵力捏成一个拳头，变劣势为优势，以泰山压顶之势砸向黔军。
2月11日，按照中革军委的命令，中央红军分左、中、右三个纵队挥师东进。2月15日，军委发布《二渡赤水河的行动计划》。2月16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发布《告全体红色指战员书》，毛泽东在这份文告中解释了自己的战略意图：“为了有把握地求得胜利，我们必须寻求有利的时机与地区去消灭敌人，在不利的条件下，我们应该拒绝那种冒险的没有胜利把握的战斗。因此红军必须经常地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而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在有利条件下，求得作战的胜利。”
红军走的第一条老路，就是“二渡赤水回师黔北”，以消灭黔敌王家烈为主要作战目标。2月18日，中革军委又发出《关于我军速渡赤水的指示》，要求红军“最迟要在20日夜及21日上午全部渡河完毕，以利时机”。
中央红军进入扎西地区后，黔军总司令、贵州省主席王家烈的心情是十分愉快的，他暗自为红军离开黔境而庆幸。他只命令副师长魏金镛、侯汉佑各带一个团，至二郎滩东岸布防，以防小股共军重返贵州，他确信共军大部队是绝不会卷土重来给他制造麻烦了。2月21日是他老娘的寿诞日，再有几天就到了，作为孝子，他要赶回桐梓老家给老娘庆寿。他想借给母亲做寿的机会，好好风光一番，戏班子的戏码和寿宴的菜谱已令他和他的副官忙得不可开交，哪还顾得上赤水河的防务，那一切早已被丢诸脑后了。
18日下午2时，红一军团前卫二师抵达赤水河畔。因为王家烈在太平渡方向没有派兵防守，红二师便迅速控制了太平渡渡口两岸，在相距十公里的太平渡和九溪口两个渡口同时架起了浮桥，并以一个团的兵力快速渡过赤水河，占领了河东岸贵州境内的高地。接着又派出另一支部队，在土城附近渡过了赤水河，对土城、猿猴场（今元厚）的黔军进行侧击，以掩护主力部队渡河。在两支红军部队的攻击下，黔军只是朝天放了几枪就跑得无影无踪了。
2月19日，红三军团两个先锋团—红十二团和红十三团到达赤水河畔二郎滩，征集船只，搭架浮桥。二郎滩东岸把狮坳制高点有黔敌两个团把守。渡过河的红军向敌人发起了冲锋，两个团敌人如惊弓之鸟，仓皇逃窜，红军牢牢地控制了二郎滩渡口。
2月20日，中央红军全部渡过了赤水河，杀了个回马枪，重新来到了黔北地区。蒋介石企图在滇东北地区“一鼓荡平”中央红军的计划便成为泡影。
2月23日，红一军团到达了习水县新罗坝，红三军团到达了桐梓以西的花秋。当晚，中革军委命令红一、三军团对桐梓县城发起攻击。24日，黔北重镇桐梓再一次被红军占领。
红军走的第二条老路，是回师遵义。当毛泽东在太平渡乘小船向赤水河对岸驶去时，他在心中已规划好了二渡赤水后再打一个遵义之战的宏伟蓝图。
红军二渡赤水，矛头所指完全出乎蒋介石的意料，打乱了敌军的部署。蒋介石慌忙调集兵力，企图阻挡红军进入遵义，但已分散在滇北、川南、乌江沿岸的敌军往回掉头尚需时间，远水解不了近渴，难怪敌军高级将领大发议论说，红军“忽进忽退，一再回旋，使国军迷离徜徉，摸不着其企图之所在”。
让敌人“摸不着企图”，吃不准红军行动方向，这正是毛泽东所要达到目的的第一步。毛泽东决定乘追击之敌尚未到达之际，迅速击破黔军的阻拦，占领娄山关及其以南地区，为再取遵义争取主动，创造条件。
1935年2月，长征途中，干部修养连穿越云南边界，经冷水河，进入黔镜。下旬，到了贵州苗族地区，准备翻越一座白山的峻峭山峰时，妇女队传来消息：“贺子珍连续腹痛，不能行走”。女指导员李坚珍忙说：“她是不是要生孩子了”？侯政留下部分同志，并在路旁找了一间简陋的窄房子，让毛泽民的夫人钱希均等照护贺子珍，将医生护士留下准备为她接生。修养连继续前进，后续部队一支一支地从他们屋前经过。最后连陈伯钧的殿后部队也过去了，并留下话：“敌人在后面追赶过来，你必须想办法让部队在下午四时之前翻过这座白山，否则就有被敌人追上的危险”。守在临时“产房”屋外的侯政心急火燎，直搔脑壳，急得团团转。他心上的忧虑一层层地加重。一方面为贺子珍能否顺利分娩担心，一边计算着时间，考虑眼前可能出现的复杂情况。下午两点多钟，产房内传出婴儿的哭啼声，侯政立即舒展眉头，宽心地笑了。一阵不安后，卫生员跑出来向侯连长报告：“贺大姐生了个女孩！马上可整装出发了”！
“好！好！给你们记上一功”！侯政笑着连连夸奖。当担架把贺子珍母女抬出屋上路时，侯政瞧见她衣裤上还流着血。“多苦啊，我们的女红军多苦啊”！侯政深深地叹息着并护卫着她们继续前进。
前面的路程遥远又艰苦，对这个刚刚出生的婴儿的处置办法只有一个，就是送给当地的老乡。这是不需要进行任何讨论的，也是不需要征求任何人的意见的。钱希钧用一件大衣把女婴裹好后，贺子珍从身上掏出仅有的4块银元，交给钱希钧说：“把这几块钱带上，交给老乡抚养孩子用吧”！
担架员抬着贺子珍走了没多远，钱希钧抱着婴儿又追了上来，对贺子珍说：“你赶快给孩子起个名字吧，或者留下个什么东西，日后好相认”。
贺子珍摇摇头，刚毅地说：“不用了。革命的后代，就让她留在人民当中吧。孩子将来要是参加革命，我们日后可能相见；如果不参加革命，就让她留在人民中间，做个老百姓吧”！
就这样贺子珍的孩子由毛泽民的妻子钱希钧就给老百姓抚养了，贺子珍就在担架抬送下随修养队行走了。
1935年2月，红军在长征中一渡赤水后，为了有利于进行运动战，红三军团4个师缩编为4个团，钟赤兵任12团政委。为了摆脱10多万川军的围追堵截，毛泽东决定回师贵州，二渡赤水成功。2月24日晚，到达桐梓的毛泽东与周恩来、朱德、刘伯承等人开会，商讨攻打娄山关的计划。
此时，红一军团在扫清了黔军的阻击后，已向桐梓的北面直插过去，红三军团同时也开始向桐梓南面疾进。
2月25日，彭德怀指挥红三军团全部的4个团以强行军速度向娄山关疾进。2月26日晨八九点钟，贵州军阀王家烈也率部从遵义出发，试图在红军到达娄山关之前将其截住。大约11点钟，彭德怀得到了王家烈的先头部队离娄山关只有45里的情报，便率领红军战士跑步前进，于26日下午3时左右，比黔敌早几分钟占领了娄山关。守卫娄山关的敌人只有1个团，迅速被红军打垮，红军牢牢控制了关口。
毛泽东把夺取娄山关的主攻任务交给了红三军团，彭德怀下令：“12团和13团为先锋团”。两个团奉命出发。经过10多天的长途跋涉，12团于2月26日晚到达离娄山关30里的桐梓县城。这时候，全团饥渴劳累，都想休整一下。谁知刚歇脚，12团团长谢嵩就听到报告说：“昨日下午，13团已在娄山关半腰和王家烈的“双枪兵”展开激战，双方正对峙在关口下”。于是，他和钟赤兵率领12团又立即出发，在拂晓前赶到了娄山关口。他们刚到达娄山关下的南溪口，就隐约听到娄山关断断续续传来枪声，接着，传令兵从关上回来报告，说：“敌人从南面的峡谷里沿公路向娄山关反扑，13团设在半山腰的哨所已经丢失”。“情况紧急呀！”钟赤兵说道，“我带1营先上”。“好”。团长谢嵩立即命令，“1营为先锋，跑步前进，其他各营随后跟进”。钟赤兵带领1营官兵首先冲向娄山关。
娄山关上，雨雾浓云铺天盖地，黑压压的压得人喘不过气来。钟赤兵年仅21岁，正是身强力壮之时，6时许，他指挥部队向娄山关的制高点金山发起了猛烈攻击。机枪、步枪、手榴弹一阵猛打，关口之处顿时被突破。接着，3营跟上来了，他们二话不说，就上刺刀肉搏！敌人一败如水地溜了。12团牢牢控制了点金山。
王家烈听说点金山失守，恼羞成怒，立即组织兵力反扑。8时，浓雾从峡谷中缓缓散去，过足了烟瘾的王家烈“双枪兵”仗着人多弹足，在轻重机枪的掩护下，从娄山关下沿着弯弯曲曲的公路，嚎叫着向上扑了过来。公路又陡又窄，敌人进攻队形密集，控制娄山关口的12团1营居高临下，奋力迎战，一阵猛烈的手榴弹和机枪扫射，打得敌人尸横遍野。战至10时，“双枪兵”的烟瘾快发作了，只好使出吃奶的力气，作最后的挣扎。王家烈手下4个团的团长亲自在后面督战，他们扯着嘶哑的嗓子连嚎带骂，用手枪逼着士兵往前冲，钟赤兵见敌人冲上来，大声命令：“上刺刀，取马刀！”待敌人靠近，他一声呐喊，战士们投出一批手榴弹，钟赤兵就踏着硝烟，挥舞马刀，带领战士们如猛虎下山似地冲入敌群，横劈竖砍，杀得敌人喊爹哭粮，丢盔卸甲，“双枪兵”像潮水般退去。
钟赤兵率1营官兵乘胜追击，可冲到黑神庙时，却遭到“双枪兵”一个团兵力的反击，这个团刚刚抽足大烟，全被鸦片烧得快发狂了。敌众我寡，1营伤亡很大。钟赤兵看到身边一个个战士倒在血泊中，按捺不住燃起的怒火，一手解着上衣纽扣，然后，衣服一扔，厉声大喊：“冲啊！杀啊！我在阵地在”！1营和“双枪兵”混打在一起了。拼杀中，突然，钟赤兵的身子猛地一倒，上身左侧，一下子摔倒在地上。他的警卫员胡胜辉以为他被绊倒了，赶上前去一看，却见一股殷红的鲜血从钟赤兵的右小腿上冒出来。“政委，你负伤了，我背你后撤”！“擦破点皮不碍事！快杀敌人”！钟赤兵“呼”地一声站起，又舞起了大刀，又冲向敌人。正在1营战士难以抵挡时，团长谢嵩派来的由2营长带领的突击队冲上去了。突然，钟赤兵又倒在了地上。胡胜辉跑过来，把他搀扶起来，一把搂住他的腰，然后不由分说地将他按坐在一块石头上，撕下自己的衬衫，替他包扎伤口。钟赤兵的腿脚负了重伤，敌人的枪弹撕开了他右小腿上的一块大肉，血如泉涌。胡胜辉一连包了10多层破布，血还照样向外浸。胡胜辉赶紧找来卫生员，又叫人把钟政委负伤的情况报告给团长。谢团长命令：“胡胜辉，你一定要把钟政委马上撤下来”！谁知，钟赤兵还没有等卫生员包扎好伤口，又拖着伤腿指挥战斗去了。他站着困难，就趴在石头上指挥。这时，一股敌人窜上1营附近阵地，战士们没了弹药，就用刺刀捅、马刀砍，有的战士刺刀捅弯了，马刀缺了口，就搬起石头往敌人头上砸。战斗打得异常激烈、残酷。但大家在钟政委英勇顽强精神的鼓舞下，毫无惧色。战斗从拂晓一直打到傍晚，阵地仍牢牢控制在红军手中。最后，钟赤兵由于流血过多昏了过去，被抬下了战场。不久，12团以猛虎下山之势，把“双枪兵”压了下去。接着，全团沿公路猛追，王家烈的“双枪兵”溃败下去了。
在红三军团与红二军团前后夹击，左右包抄的攻击下，王家烈的“双抢兵”全线崩溃，退至关口以南，红军乘胜追歼战，终将驻守在娄山关和板桥一带的4个团敌军大部歼灭。27日，敌残余部队逃往遵义城。
于二月二十八日重占遵义城，娄山关大捿，重创黔军王家烈的八个团和国民党中央军吴奇伟两个师，共击毙、伤、俘虏敌军五仟余人，这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第一次大胜仗，沉重地打击了敌人的消张气焰，充分显示遵义会议，调整军事领导人后，红军在毛泽东指挥下，发挥战略战术的巨大威力，红军传说毛泽东来了就会打胜仗。一九三五年二月，毛泽东感慷写下诗词《忆秦娥、娄山关》：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此时，红3军团后续部队3个团赶到，黔军的反攻变成逃跑，沿途“双枪”丢弃无数。红军1天1夜追击120里，直逼遵义，在27日猛攻董公寺和飞来石。此时，黔军剩余兵力不足3个团，王家烈自知难守，便将大部队在遵义集中，自己带着警卫排撤到南郊的忠庄铺，等待吴奇伟的中央军（2个师已渡过乌江）增援。
1935年2月28日凌晨，红军第二次攻占遵义，并抢占城南制高点红花岗、老鸦山。而当天上午，中央军93师进入忠庄铺。吴奇伟与部下商议后，判断红军“连续作战必定疲惫”，“国军”装备精良正可反攻。28日下午，吴奇伟集中3个团主攻红花岗、老鸦山的红军阵地。防守的红3军团10、11团一向善打硬仗，此番承受了巨大压力。15时许，中央军占领老鸦山主峰阵地，红军红花岗阵地乃至遵义城都受到了威胁。
不过，这恰恰成了红军的战机。从地图上看，吴奇伟的中央军6个团，和黔军2个团（有战斗力的大概1个团左右），集中在忠庄铺附近的狭小地区里；而中央军欧震的1个师虽向遵义赶来，却还在乌江南岸。吴奇伟孤军冒进，原本“主打黔军”的红军，也被吊起了的“胃口”。中央军委立刻调整部署，在遵义以南打一次“计划外”的歼灭战，运动中歼敌。这需要作战一线的红1、3军团密切配合。
红3军团（军团长彭德怀）善打敢打硬仗，在4天内连克娄山关、遵义，作战韧性可谓强悍。红1军团（军团长林彪）则善打穿插，战机不到，“静若处女”；时机一到，“动若脱兔”。而吴奇伟很快就尝到到2位共和国开国元帅组合拳的厉害。
中央军主力猛攻老鸦山得手后，继续向红军阵地施压。红1军团此时正隐蔽集结在遵义城东附近的丘陵地带，林彪正在用望远镜观战，而吴奇伟竟浑然不觉，继续往前线增兵。原因很简单，因为前面的红军阵地“很难啃”。经过连续作战的红3军团，在红花岗、老鸦山与优势敌军缠斗不退，吸引了敌军的注意力。吴奇伟刚把全部兵力调上去，其战线结合部水师坝（黔军阵地）便枪声大作。
红1军团2个师突然从山谷杀出，直插忠庄铺的敌指挥部，吴奇伟身边只有1个团，赶紧向懒板凳方向急退。战场形势瞬间逆转，公路上的中央军最先掉头，整个阵线全线震动。可他们还是没有红军快。红1军团1师向西，沿鸭溪、白腊坎方向横扫；2师向南，一部已占领懒板凳，主力追到乌江边，准备断敌退路。吴奇伟已全无斗志，狼狈赶到乌江边，联络南岸的欧震部增援。欧震见北岸兵败如山倒，认为过江增援成了背水列阵，拒绝过江。吴奇伟唯恐被俘，率残部过江后立刻砍断浮桥。尚未过江的1000余名中央军官兵和大批辎重物资均被红军俘获。
在老鸦山的吴部第59师，只得专攻为守，但显然守不住。28日黄昏，红军干部团和红3军团反攻，一个回合就夺回老鸦山。中央军残部向八里水、鸭溪方向逃遁。遵义战役结束。5天内，红军连克桐梓、娄山关、遵义，击溃黔军5个团（一说8个团），消灭中央军93师大部、59师一部，毙伤敌2400多人，俘敌约3000人，缴枪2000余支及大批物资。
这是红军长征中第一场大胜，红军依托高效的情报系统，一改5次反围剿以来的僵化模式，发挥机动性大打运动战，并结合战场形势，及时调整战略方向和作战任务，牢牢掌握主动，连续作战，一举全胜。
此战中“红军的作战风格又回来了”。在5次反围剿和长征前期，红军各部队都是敢打敢拼：1军团抢占湘江渡口，就是大胆穿插；3军团坚守光华铺，也是血战不退；而部队未能获胜，则是作战指导思想出了问题。在遵义的战役性胜利，体现了实事求是（基于准确情报部署）、灵活务实（根据敌情调整作战目标）的作战指导思想的威力。这对于强化全军战斗作风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可以说，万里战略转移中的第一口底气是遵义战役树立的（注1）。
注1：《今日军事分享：红军第二次攻占遵义，并抢占城南制高点红花岗、老鸦山》，吾枢密院发布时间：17-07-2014：07。
遵义大胜之后，中央红军在遵义、鸭溪、白腊坎一带休整待机，徘徊诱敌。 3月8日，毛泽东随前敌司令部由白腊坎移至花苗田，再移至荀坎。中央军委纵队也同时进驻荀坎。前敌司令部和军委机关驻扎在荀坎一个名叫新房子的庄子里。
3月10日1时，一封急件传到前敌司令部，交到朱德手里。这是一份由红一军团首长林彪、聂荣臻提出的红军行动建议。电文如下：
（万急）朱主席
关于目前的行动，建议野战军应向打鼓新场、三重堰前进，消灭西安寨、新场、三重堰之敌，方法如下：
1·以三军团之两个团经安底、儿母洞向三重堰前进，以三日行程赶到，切断三重堰到西安寨地域之敌退黔西之路。
2·三军团另两个团及一军团之两个团明日协同消灭西安寨之敌。一军团之两个团明日经洪关坝，13时到达津水，断西安寨退新场之路；三军团之两个团经波罗海到西安寨，于14时到达西安寨（西安寨到泮水15里）。11日此一、三军团到达打鼓新场。
3·一军团主力四个团经永安寺、无马口、岩扎于11日到达打鼓新场附近攻击，干部团明日打周浑元敌。
4·五军团为总预备队，明日由原地出发向打鼓新场前进，限11日到达。
5·九军团仍旧。林 聂10日1时这封电报，显然是林彪的意见。朱德看了电文后，转交给毛泽东看。朱德认为，林彪的意见可行。他对毛泽东说：“二进遵义，部队打得痛快，士气很高，上上下下，求战心切。前些日子敌周浑元部避战不出，红军没捞到仗打，一、三军团休整了十来天，想打仗了。 ”
看到朱德有些兴奋的样子，毛泽东则摇了摇头。自从进驻荀坎，“打鼓新场”这个怪地名引起毛泽东的特别注意。最近几份破译敌人的电报表明，黔军、滇军已纷纷向打鼓新场集结，蒋介石也很看重那个地方，认为是 “共军西窜必经之地”。林彪是他一手栽培的爱将，然而这位年轻的军团长，却往往缺乏对敌情准确的侦探和细致的分析，常突发一些怪念头。土城战役决策的失误，皆因林彪提供了不准确的情报。这一仗的开战失利和战斗过程中的被动以至于所遭到的重大损伤，在毛泽东的脑海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迹。于是，毛泽东劝告朱德，不可贸然进攻打鼓新场，建议召开军委会议认真研究一下。
朱德把电报交给张闻天、周恩来、王稼祥等传看，尔后召开紧急会议对林彪的建议进行讨论。
会议由张闻天主持。近20位与会者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朱德的意见举足轻重。他发言说：“林聂的建议，我们似可考虑。打鼓新场是通黔西的必经之地，如果攻占了这个战略要地，对我们西进极为有利。 ”
会上，毛泽东陈述了自己的反对理由：打鼓新场附近“不仅有周浑元、吴奇伟的两个纵队，而且还有孙渡的四个旅，如果红军对驻守打鼓新场的黔军实施攻击，那么面临的敌军将不只是黔军，而是蒋介石在黔的全部兵力，进攻一开始就将有迅速被敌人围困的危险。 ”
尽管毛泽东再三阐述自己的见解，无奈众人未被说服，争论的结果是大家都赞成攻打打鼓新场，仅毛泽东一个人持反对意见。
在军事指挥问题上，出现不同意见是屡见不鲜的事。在毛泽东的戎马生涯中，以一人之见反对大多数人的意见也不是头一回。在赣南会议、宁都会议上，毛泽东都处于少数的地位，但他都服从了大局，等待历史的结论。而现在的情况不同，前有堵截之敌，后有尾追之兵，红军又处于穷乡僻壤之间，稍有不慎，就有全军覆灭的危险。毛泽东不肯轻易退出，用要挟的口吻说：“你们硬要打，我就不当这个前敌司令部政委了！ ”
虽然在座的都是中央和军委的领导，但毕竟都是中青年人，平时相处也很随便。张闻天一见毛泽东要撂挑子，也急了，说道：“你不干，就不干吧。 ”
“好，我不干！ ”毛泽东气呼呼地走了。
这一走，反而闹得更僵。经过表决，众人不仅采纳了林彪的建议，还作出了撤销毛泽东前敌司令部政委的决定。张闻天根据 “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宣布了这一决定。
毛泽东回到住处，深为红军的前途担忧。一旦进攻打鼓新场，红军势必会遭到土城战役的结局，后果不堪设想。深夜，他决定再找周恩来最后争取一下。
周恩来后来回忆说：“但毛主席回家一想，还是不放心，觉得这样不对，半夜里提马灯又到我这里来，叫我把命令暂时晚一点发，还是想一想。我接受了毛主席的意见，一早再开会议把大家说服了。 ”
遵义会议决定，“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周恩来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使毛泽东有了转机。 3月11日一早重新开会，周恩来“把大家说服了”，攻打打鼓新场的计划取消了，毛泽东也复职了。从毛泽东提出辞职到重新担任前敌司令部政委，没有超过24小时。
集中军事指挥权，毛泽东进入三人军事领导小组
3月11日，电报发出，以朱德的名义下达了不进攻打鼓新场的命令。
这份电报，申明了毛泽东所阐述的不可进攻打鼓新场的理由，而且事实很快证明了毛泽东的军事预见是正确的，红军避免了一次不应有的损失。 “打鼓新场风波”引起毛泽东的思索。他向周恩来、张闻天提出 “不能像过去那么多人集体指挥”，军事指挥不能处处搞“少数服从多数”，不能老是20来人讨论来讨论去。指挥作战，权力必须高度集中。
张闻天觉得毛泽东的意见有理，他不懂军事，可是却要不断地主持会议，讨论来，讨论去，最后按多数人的意见去办。天天要打仗，天天这么讨论，怎么行呢？
3月12日，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了毛泽东提出的集中军事指挥权力的建议。毛泽东的建议得到一致通过，会议决定成立由周恩来、王稼祥、毛泽东组成的三人军事领导小组（又称“三人团”）。
三人军事领导小组是党中央最重要的领导机构，是最高统帅部。毛泽东进入了当时最重要的军事领导机构，这表明毛泽东的正确主张进一步为全党、全军所接受，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中的统帅地位得到进一步确立（注1）。
注1：摘自《炎黄春秋》，作者：刘 良。
红军二次夺去了遵义胜利，国民党军队围追堵截仍在继续，对红军十分不利。红军欢呼雀跃，蒋介石却气急败坏，对他的下属破口大骂，气的把电话筒扔在地板上，捶胸顿足，哀叹遵义战役之败为“国军追击以来的奇耻大辱”。为雪此耻，他亲自飞到重庆“督剿”，要与中央红军和毛泽东决一雌雄。
蒋介石在重庆密切注视着红军的动向。他认为红军已成流寇，行动反复无常，相当混乱，在作垂死挣扎，正在走石达开的路程，已成了瓮中之鳖。他绞尽脑汁，周密策划了“围剿”红军新的部署：命令湘军、黔军、中央军吴奇伟纵队一部及徐源泉一部在乌江沿岸严密布防，以防红军东进与萧克、贺龙之红二、六军团会师；命令滇军驻防黔西、大定、毕节一带，中央军周浑元纵队布防于长干山、坛厂一线，王家烈残部集结于打鼓新场一线，堵红军西进；命令吴奇伟纵队主力集结于镇西卫、烂泥沟、修文、大厂河、息烽、黄沙河、刀靶水、大渡河一线，防红军南出；命令川军郭勋祺部向桐梓、遵义推进，堵红军北上。蒋介石还记起在江西“围剿”红军的碉堡政策，命令各军“最好每里一碉”，在川滇黔边界构筑四道碉堡封锁线，采用堡垒主义和重点进攻相结合的办法，妄图将红军压迫于遵义和鸭溪的狭小地区内一举全歼。
毛泽东观察到了蒋介石的图谋，将计就计，故意在遵义地区徘徊，引诱中央军出动，力图在黔北攻打周浑元部第九十六师和第五师，目的在于粉碎敌人新的围攻，以扭转整个局势。
3月14日，主力红军移师仁怀县东南20多公里的鲁班场，进攻据守在那里的中央军周浑元纵队。
3月15日，战斗展开以后，敌我争夺十分激烈，战局成胶着状态。战斗中敌十三师4个团由三元洞急速增援，一下子改变了战场形势。毛泽东沉着果断，立即决定退出战斗，指挥部队于当晚撤离了鲁班场地区，并在敌人的援军之间快速穿插，直接攻向茅台镇，准备从茅台。
茅台镇小村镇，大约有三四千居民，坐落在赤水河畔附近的陡岸上，拥挤不堪，街道狭窄，遍地泥泞。这里茅台酒的制作地，小村镇的上空弥漫着高粱和小麦混合物发酵时的刺鼻酸味。
１９３５年３月１６日，红军到茅台镇期间，红军总政治部以主任王稼祥、副主任李富春的名义发布《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关于保护茅台酒的通知》：“民族工商业应鼓励发展，属我军保护范围，私营企业酿的茅台酒，酒好质佳，一举夺得国际金奖，为人民争了光，我军只能在酒厂公买公卖，对酒灶、酒窖、酒坛、酒瓶等一切设备，均应加以保护，不得损坏。望我军全体将士切切遵照。”
红军长征进入贵州以后，由于长途跋涉，加上激战连连，不少红军很是疲惫、浑身是伤。即使没有受伤的同志，由于大多穿着粗糙的草鞋，双脚早就磨起了水泡，而长征途中又缺医少药，不少红军战士都是带伤前行。
红军到达茅台镇，打倒了地主豪绅，当地百姓手里，购买了一些茅台酒，也有很多当地百姓主动送酒给红军。茅台酒不仅芳香醉人，还有舒筋活血、强身健体的功效。
红军战士用茅台酒疗伤、擦脚。当地气候特点且盛产白酒，把烈酒倒来“洗脚”，川南黔北一带是常事。茅台酒给人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正因茅台酒获得巴拿马1915金奖。
三渡赤水是毛泽东指挥的一次绝妙的全军大佯动！红军一改常态，在白天大张旗鼓地渡河，并不怕被敌人发现，而且还故意弄得声势浩大。
蒋介石很快发现了这一情况，一面严令各部队不分昼夜在赤水河沿岸建立以碉堡群为依托的封锁线，企图重演第五次“围剿”中的“铁桶计划”；一面连续派出多架次飞机对红军进行狂轰滥炸。
1935年3月17日，红军主力全部渡过赤水河。毛泽东则命令部队停止前进，只令红一军团派出一个团伪装成红军主力的样子，从古蔺向西而行，沿途虚张声势，行进中拉开距离、展开红旗、散发传单，以引人注意，故意作出红军主力要北渡长江的姿态，迷惑敌人。
红军三渡赤水，重入川南后的大佯动，果然造成蒋介石的错误判断。蒋介石认为红军又要北渡长江，遂手忙脚乱急调川军、中央军、滇军、黔军统统奔集川南布防，合力“进剿”，还于3月20日晚发出“筑碉‘阻剿’共军”的电令。
经过多年的斗争，毛泽东对蒋介石这个老对手已有深刻的了解，他决定选择敌重兵麇集的地方东渡赤水。这是一步险棋！但毛泽东明白，表面上看来最危险的地方也是最安全的地方，红军可以出敌意外，打乱敌军行动计划，趁敌调整部署之际，乘敌之隙，抓住战机。3月20日17时，毛泽东以中共中央、红军总部的名义电令各军团：要求各部“应秘密、迅速、坚决、出敌不意，限21日夜由二郎滩至林滩地段渡过赤水东岸，寻求战机”，并指示，“此次东渡，事前不得下达，以保秘密”（注1）。
注1：《四渡赤水的前前后后》严梦皋，（责任编辑帅克）
就在蒋介石的部队遍筑碉堡，紧张部署围歼红军的时候，他绝没有想到，毛泽东突然率部于3月21日至22日，在二郎滩、九溪口、太平渡向东第四次渡过赤水河，神不知鬼不觉地回师贵州，把蒋介石的全部追剿红军的部队远远地抛在后头，专门为进攻红军而准备的碉堡群也成了一堆废石土。
红军四渡赤水转头南下，到仁怀至遵义敌封锁线以北待机转向东南。3月29日，红军逼近乌江，这时的蒋介石还没有摸清红军的前进方向，只是电令滇军赶往黔西待命。他命令滇军孙渡：“望孙司令速率所部，31日续集黔西，并望先就道一部，兼程前往黔西堵击为要。”
3月30日，红军来到了乌江边，主力分别在大塘口、江口、梯子岩等渡口架设浮桥，准备“乌江天险重飞渡，兵临贵阳逼昆明”。这时，蒋介石还不知道红军已抵达乌江边，还认为红军主力“必续向西南急窜”，只担心黔西被红军所占，希望滇军孙渡纵队“急速到达黔西”。
3月31日，中央红军南渡乌江，把国民党“追剿”军重兵集团甩在乌江北岸。此时的蒋介石才如梦初醒，发现自己的判断失误。
为了进一步迷惑敌人，毛泽东又再布“迷阵”，令罗炳辉指挥的红九军团伪装成红军主力，暂留在马鬃岭地区向长干山方向假装进攻，吸引敌军向北，以掩护中央红军主力向南疾进。那中央红军下一步的行动方向在哪里？此时，毛泽东和中革军委判断，滇军孙渡和中央军吴奇伟等部有向红军追击和侧击的可能。为摆脱该敌，寻求先机，决定向贵阳西南的广顺、长寨地区集结。4月2日，红军以一部兵力佯攻息烽，主力则进至狗场、扎佐地域，同时派出一部分红军进军贵州东部以引滇军东援。4月4日，红九军团在打鼓新场以东老木孔地域击溃黔军5个团，歼敌4000余人。也就在4月4日这一天，中央红军主力占领了扎佐，大军前锋直逼贵阳。此时，蒋介石正在贵阳城内亲自督战。
3月24日，蒋介石在其澳大利亚顾问端纳及夫人宋美龄的陪同下，从重庆飞抵贵阳，在“训话”中声称“要紧缩包围圈，与红军在遵义地区决一死战”，并狂妄地宣称“剿匪成功，在此一举”，他确信，这一次他把毛泽东真给套住了。然而，蒋介石的话音刚落，红军的前锋已经进入贵阳城外。这时，国民党军在贵阳及其周围地区只有两个团，主力全被调去围攻红军。蒋介石突然在贵阳附近发现了红军的踪影，顿时紧张起来。很明显，仅靠两个团的兵力，要想抵挡住红军的进攻是不可能的。蒋氏十分惊恐，一面急令各部队火速增援贵阳，一面命令守城部队和警察死守飞机场，并准备好轿子、马匹、向导，作随时逃跑的打算，还让宋美龄销毁有关文件，唯恐成为红军俘虏，真是狼狈至极。
毛泽东布置向贵阳进军的红军战士到处张贴“拿下贵阳城，活捉蒋介石”的大标语，并且见人就问：“到贵阳还有多远？”“贵阳好打啵？”“里面有多少兵？”
此时，毛泽东提出，调出滇军就是胜利！因为只有把滇军调出云南才能保证红军安全渡过金沙江。
到了4月5日，红军的先头部队便出现在贵阳东南几十公里的地方，这下真正打到了蒋介石的鼻子底下，果然，蒋介石乖乖地上钩了。
大为惊恐的蒋介石急令临近的滇军孙渡部火速来贵阳“勤王”“保驾”。蒋介石让孙渡驰援贵阳，这就为中央红军奔向金沙江让开了大路。当大批国民党军队匆匆向贵阳以东增援时，毛泽东出其不意，攻敌不备，指挥红军以急行军速度，于4月18日渡过北盘江，24日，趁虚进入云南。这样，蒋介石妄图消灭红军于黔东的计划，再次成了“泡影”。当他发现红军西进云南，又急令东进的部队调头回防时，毛泽东早已率领中央红军向金沙江一带直奔而去了（注1）。
注1：《四渡赤水的前前后后》严梦皋，（责任编辑帅克）
1935年4月23日，红军总卫生部休养连来到盘县一个普通的小山村。中午时分，天空响起了嗡嗡的飞机声，警卫员吴吉清急忙让贺子珍隐蔽，但她不顾个人安危，组织伤员隐蔽。
正在此时，已经隐蔽起来的贺子珍发现钟赤兵正暴露在敌机的威胁之下。她奋不顾身地跳出小沟，朝着担架冲去，用毛巾利索地包扎好伤员的伤口，并扶他在担架上躺好，向隐蔽处拖去。然而，就在快要靠近隐蔽处的时候，敌机又一次俯冲下来，机枪猛射，并扔下了炸弹。在这危急关头，贺子珍毫不犹豫地扑在了钟赤兵的身上。一阵震耳欲聋的爆炸声过后，贺子珍感到浑身剧烈的疼痛，她用自己的身体挡住了飞来的弹片。钟赤兵没有再受伤，而贺子珍却伤痕累累地倒在了血泊中昏迷不醒。炸弹碎片嵌入了她的头部和背部，殷红的鲜血不断地流着，染红了土地。
警卫员吴吉清迅速跑了过去，颤抖着双手，弓身背起贺子珍，奔向担架，接着骑马去总卫生部请来李芝医生。李芝先为贺子珍打了一支止血针，然后做了全身检查，发现在她的头部、上身、四肢共有17块大小不一、深浅不同的弹片。当时缺乏麻醉药，医生和战友狠了狠心，咬着牙，几个人按住她，用夹子把身体浅表的弹片一块块地取了出来，而深入体内的弹片却难以取出，成为战争留给她的一份永久的纪念。贺子珍疼得浑身大汗淋漓，眼里噙满了泪花，却坚持着一声不吭。
经过几天的抢救，贺子珍才从昏迷中醒来。而她醒过来后的第一件事，便是询问钟赤兵的情况。然后，又嘱咐大家，千万不要把她受伤的消息告诉毛泽东，以免他牵挂。
毛泽东听说贺子珍为了掩护战友而自己身负重伤，便立即把自己的担架和警卫员派给了她。贺子珍不同意，一再说不要因为自己而影响大家行军，主动向组织提出把自己寄放在老百姓家中。可是大家哪里肯丢下她呢，大家轮流抬着她前进，山坡高，担架上不去，同志们就背着她爬过去。后来等伤势稍好一点，她就再也不肯让大家抬了，坚持自己走，最终以顽强的毅力走完了艰苦的漫漫征程。
编著者：左显成（1947.6— ），男，资中县人。1964年参加水电建筑施工，1978年天津大学土木建筑地下建筑毕业，在水电十局教授级高工退休职工，现都江堰市作家协会会员，《西南作家》杂志签约作家。自费出版有长篇小说《我要成家》，《浓浓校园情》业已完成长篇小说《大山深情》和《花蕊夫》等作品。还写有诗歌和散文作品，发表在《西南作家》杂志、《中国诗歌网》、《人民网社区论坛》、《当代文学艺术网》、《四川文学网》、《麻辣社区四川论坛》、《美篇》。编著的《人民心中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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