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底的那份祝愿//李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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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10-26 22:45:11 16017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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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底的那份祝愿

李宗益

弹指一挥间五十多年过去了，上世纪六十年代我到济南招兵的往事还历历在目，那年月那些人那些事使人终生难忘。

一九六七年的冬天特别寒冷，加上说不明道不清的国内局势，更是冷上加冷。这一年军内首次中断了建国之后每年征兵的惯例，没有按期招兵，导致有些部队战士不能按时复员，少数边防部队未能按期轮换。这一年我所在的团队从年始由战备训练转为”三支两军”（支左、支农、支工，军管、军训)，先是秘密来济南执行任务，在西郊山东省军区教导大队封闭了一个月。此后，全员或部分干部战士走出营区奔省城、赴德州、去潍坊做从未做过的工作和根本无法完成的任务。

这年的十二月十八日，团里抽调14名干部战士组成两个新兵连队前去招兵。每连按连长、政治指导员、三个排长、文书、卫生员七人配备，编为一连与二连。可能我写字好一点，又经常为政治处抄稿子，军务股秦永良参谋推荐我当一连的文书。

执行任务前夕，团里组织我们教育培训。秦参谋传达了师这次带兵任务，时间及地点。副团长李枝叶说：大批量招城市学生兵建国后是首次，要求条件高又没经验，师首长把任务交给我们团，是对我们的信任。要求大家坚决落实征兵工作的文件和有关政策，不准违犯征招兵纪律，不要掺和地方派性斗争，要注意自身安全，保质保量完成任务，私下却交代我们多划拉几个文体兵。军务股还为两个连的文书配备装着纸张、蘸笔、兰墨水、钉书机等办公用品的半旧皮箱。过去部队一直是从农村招兵，这次听说去济南，大家都很高兴。有人听到消息，让给家人或亲友捎信捎物，代买物品，班内小巩随团领导到学校支左回营后，让我给他相识的女学生小王带去部队人手一册的一本小版精装的毛泽东选集。三天后的早晨七点，团里派了一辆有帆布蓬盖的解放牌卡车送我们到昌乐火车站。

因车速慢又加司空见惯的晚点，十多小时抵达济南，晚上六点去了经四路纬六路靠街的一处小院。发现师部军务科长王万安六七个人等着我们。我只认识我们团的秦永良参谋与孙德舟干事，王科长介绍他们是那两个团的军务参谋和保卫干事。原来他们是师部招兵领导小组的成员，提前来打前站，接受任务与区武装部对接，安排招兵人员食宿。在这里我听说，济南是济南军区炮兵招兵地域范围，招兵总人数五千余人。炮十二师、炮八师，炮六十七师、炮六十九师，加上我们炮三十二师分别在那时的泺源区（历下)、红旗区（市中)、向阳区（天桥)、东风区（槐荫)、历城县。我们住在两个屋打地铺，还有一个能吃饭的小食堂。这个地方当时没留意是什么部门，后来听说是军区后勤部的一个单位。三天后，我们一行又分别转移到九中与十二中学。我们一连在九中，连长王玉坤、指导员吕传杭、三个排长分别是耿殿臣、王聿新，王兴安，我与卫生员小刘。十二中的二连，连长为刘建军、指导员王日同、排长廉晋才，另两名排长名字忘记了，只知文书，卫生员从指挥连抽调的六六年昌邑兵，后来他俩复员了。

九中座落于城区西南方经十路西首城乡结合部，除了孤零零的厂房，就是片片农耕地，西去南望分别是段店、王官庒一带。校内有东西两座双层教学楼，北门东西两边都是平房，东处是教室与教职工宿舍，我们七人就住在平房内，也不知是教室还是宿舍，只见室内有几张课桌。西面平房内有个食堂，是我们打饭的地方。卖饭的组长是一个五十岁左右胖胖的中年汉子，买饭时总没见过他的笑脸，有时明明能打上菜，不知为啥却端走了，另一个食堂的张大姐常给我们留饭，有次我打饭走后，他俩在我背后争辩，我听到与我们有关。那时，校长与书记都打成走资派靠边站，革委会主任姓周是高中学生，真正说了算的还是学校军宣队。那时学校早己不再上课，初高中学生来来去去十分自由。

自从我们进驻后，学校的学生多了起来，男生女生，初中的，高中的经常去我们宿舍。记得去的次数最多且印象最深的是九中的张忠臣、陈玉东、李兴和、张金盛、宋光德、肖徐生、候锡城、陈文俊、马步千、郭玉秀、王钧发、赵豫，还有未曾当兵的王忠、家住七里河的李x等，其次是校外当工人的辛强，女生中张忠臣的姐姐与叫莉莉的也常去。每天少则一二人多则六七人，一拨拨你来我往，有时宿舍挤得满满当当。几个常来常往的绰号，至今我都没忘记。那时学生参军的愿望极高，除了当兵卫国的热情成份之外，还明摆着两个现实情况，一是大背景下军人的社会地位比较高，二是是学校停课、大学停招，工厂难进，当兵成了唯一的选择。

为能当上兵有的学生也做了出乎意料的事，一位回民学生对我们说，为当兵他可不计较本民族的习俗，不给部队添麻烦。有天，一个学生找到吕指导员递给他一封信，他打开一看，一张白纸上用血水写着“我要当兵”四个大字，后面还有三个长长的感叹号。一次吕指导员交给我个任务，要我注意窗外那个行动不太正常的小胖子学生，因为他在我们窗前蹲坐了好长时间。这真让他说准了，一会小胖果然割破手指蘸着血写了血书，以表坚决当兵的决心。最多的是有些学生打听我们是什么兵种，什么部队，在那里驻军，自然属于保密的范围，不过也瞒不住军内干部子弟，也有家长嘴严的，一个字也不吐。那时招兵除个别情况外，从没见家长来找，或者托关系找后门，更不用当兵“明码标价”。带兵三个月，我们没有吃人家一顿饭或要什么东西。但只有一个例外，师里一首长的战友加同乡的儿子是三中适龄青年，要求将其带走，按区划应在红旗区（市中)报名到炮八师，好在他户口在东风区（槐荫)，在街道以社会青年报名，顺理成章被我们带走，在我看来，那时的他显得比较成熟，后来军营历程也“顺风顺水”。

兵源体检结束后，招兵的主要职责是家访和把好政审关。所谓政治关，就是家庭成份和社会关系，至于左右不去关注，我们这些人思想深处还是保守的成份多些。那时东风区（槐荫)所属九处中学，三处属地中专和几个工厂，我们驻九中的一连负责九中，十九中、二十中、省劳动技校、省邮政，山东卫校、汽配厂、第二机床厂，试验机厂等单位。调查与走访，主要是按照兵源档案中，父母所在单位及街道居委会查阅挡案，向领导与群众了解情况，到兵源家中走访是否同意子女参军否。我们七人分分会合，两人一组或单独行动。我与吕指导员一同走访过十九中的丁镇南、陈增元，九中李中南，肖徐生、石铁民等家。石铁民因家住在工人医院（五院)，离九中近，不止一次去他家、有次在医院门口碰到他们一家三口，大约谈了二十分钟，从她们的眼睛里我读出母女俩对儿子与弟弟的百般柔情，五十年后我才知道原委。我单独走访汽配厂16岁的辛强，见到他的母亲和姐姐，那时他正在长身体显得又瘦又小。兵源中他最小，与上限年龄相差了8岁。邵清纯家里收拾的干净利索，马步千家好像面朝马路，他姐似在服装厂上班。邮电学校我知道了刘书堂、鮑貽利几个名字。另一学生，父亲单位在火车站前的山东宾馆，时任革委会主任。张廷珠家住大杂院，五六口人住在一起。那时差不多家家都住大杂院，单位宿舍也是平房，部队大院稍好些。

走访调查中还闹过误会，我去第二机床厂调查六名兵员状况，师接兵小组先我一步到达，接待人员不解地问是否又增加名额？我进屋见两个穿军装的正翻看档案，他们一抬头，原来是六团保卫干事周长安。那时除机关单位有电话之外，都是口问脑记，我们都依靠组织，居委会主任大妈对工作很负责，对辖区所有人不但熟悉也很了解，有时带我们直接进家一起做工作。

最让我难忘的两件事，像刀刻一样印在我的脑子里，任凭岁月的冲刷也挥也之不去。那时调查走访全凭脚步丈量。虽说城里有公交车，但车少线路短，再说津贴每月仅几元，车票不报銷舍不得坐车。有次，我从试验机厂跑到经七路厂宿舍一个兵源家中，当时天色已晚，累得实在迈不动腿，城东还有一户很远的兵源家未见面。我见他屋内有辆大金鹿自行车，车把套着红绒线，车座套紫红色环围串串小穗头。便鼓起勇气说借用他的自行车，他听后略加停顿便答应了，把车推出屋，用旧布擦擦车身的浮土，活像出嫁的新娘一样把它交给到我手里。那时自行车在人们心目中的份量，不亚于现在的“奥迪”和“宝马”，在资源匮乏的年代，有钱未必买上，何况工人工资普遍较低。金贵的自行车不是亲戚或至友更不今外借，我与他只是一面之交，无钱无证件，唯一能证明我身份的就是穿在身上的绿军装，那是人与人之间何等的信誉。回来的路上，因天黑与我车技欠佳，撞了对面来的自行车，那人起身骂了一句：没长眼啊！我自知理亏，未敢回声，那是一个中年男子见我是军人，忙说：车子没坏，你没事吧，要不我送你回去。借自行车的那家姓什么，儿子啥名字，早已忘得一干二净，但那个地方却记得清清楚楚，经七路861号西平房02或01号。后来我去过那儿，依然还是五十前的旧模样，我无数次从那里路过，从心底记着那份温暖与美好。

那年，九中接纳了一批印尼归侨的女学生，她们的家庭相对比较优越，大多带来了许多市面上很少见的物品。其中就有坤式自行车，那车矮小，中间大梁呈半圆形，两个车闸露在前端象虾的胡须晃动着，兰色或粉红色十分亮眼，骑在车上无不彰显女性魅力，成为马路上的一个亮点。它与济南当时男女同款同色的自行车形成鲜明的对比。华侨女学生中有车的也就四五辆。很少外借，更不借男生。开始我们”老死不想往来”，慢慢熟悉在一起聊天，她们讲印尼的社会和奇闻异事，还问我们，她们这种情况能不能当兵？我借车时他们都爽快地答应。当我第一次骑在街上，不少人窃窃私语，指指点点，不知是好奇呢，还是因我骑个坤车。

春节期间，我们被邀请参加区里组织联欢会。我发现旁边一个中等偏胖五十余岁的男子对我招手，随即我从椅子空隙迈过去，他压低声音说：老李，儿子禹文涛体检验上了，麻烦你到时关照一下。我一怔，那时我只有23岁，在部队当通讯员与警卫员，都喊我小李，他怎么知道我的姓又喊老李？为什么找我？后来我推测可能来招兵的几个人喊我知道了我的姓氏，又因我长了一张憨厚的脸，才找到我。回到座位，临座的区机关人员告诉我，他是被“打倒”的禹副区长。第二次见他是在省劳技兵员集中的欢送会上，他作为端茶倒水的服务人员，显得特别高兴，他的孩子即将与我们一起踏入军营。我心里明白，子女参军当时算是有了好的归宿，再者也予示他没有多大问题，使他看到了“解放”的希望。小禹分到师部，后来听说去了潍北农场。

那天秦参谋来到九中，让我抄写全师新兵化名册，按师直、师后和各团分别抄写一式六份。化名册分为姓名、出生年月、族别、文化、出身，身高等栏目，王连长、吕指导员拿起化名册底稿一看，每人都注上了分配的单位，在备注一栏中注着本人的特长或兰球或唱歌或乐器，他一看这些人全都分在师直，告诉我：给他调换几个，几个咱们熟悉拉到咱们团。记得调了刘素云、石铁民、金树堂、王珉，张晓非、李军等七八个。第二天秦参谋来取花名册，他发现调了名单，对大家说：这是师里定的，咱不能乱动。吕指导员告诉他李副团长让弄几个打球的，秦参谋说我去做他的工作。

几天后，兵员在省劳动枝校集中。那天，新兵从四面八方前来报到，有的家长送，有的兄妹陪，有的骑车，有的步行，我看到打排头的高个子的金树堂，胸前别着光荣花很是显眼。看得出新兵都很高兴，家属们都面带笑容，没有像农村兵一样，送行时哭哭啼啼。我只发现有一个新兵与一个女青年难舍难分。后来他到我们团当了驾驶员，他从工厂入伍并结了婚，很可能这批兵中结婚唯一的一对。新兵集中，我们也搬了过去。

省劳动技校位于九中东临，有几十步距离，两个学校差不多同时成立，这学校也有一座三层的教学楼，我们住二楼。有次我想解大便，学校一员工说，不用跑到下面公厕，楼上就有。我转了一圈才发现一间公厕，里边用木板隔着一间间小房，里面有个蹲盆，这是我第一次见蹲盆，心想解大手，掉到一楼怎么办？还是到楼下公厕好，只解了个小手。我刚出来，吕指导员惊呼：你怎么去了女厕所？我细一看，还真是贴在门前的女字纸条卷了起来。

招兵三个月，我们基本未有节假日和星期天，经常东奔西走，误了饭点只能垫巴点事先备好的饼干充饥，大多时间饥肠辘辘。十二中招兵的廉晋才因春节这天学校食堂放假，饿了整整一天，再说那时饭店定点定时也没钱下馆子。我曾在济南上过两年学，那时城区很小，最繁华的地方就是大观园，万紫巷、普利街、纬十二马路、四层楼的百货大楼，洪楼的教堂、最高的是跳伞塔。纵横交叉着的几条主街全用柏油铺路，路两边电线杆上都挂着灯泡，灯不是太亮。其他小街小巷，基本上都是铺地砖或与农村差不多的土路。几年后济南并无多少变化。大多都不愿外出，说实在的那时也无地方可玩，能玩的地方又不开放，我只去了山东师范学院在毛主席塑像前照了张照片。

一九六八年的三月二日，憋了夏秋冬三季的春露出天俏丽的芳容，万物复苏，暖风徐徐，这一天是大家最高兴的日子，飞驰的列车即将把我们送入绿色的军营。不得不说，这批兵很辛运，他们坐的不再是载牛马或货物黑古隆冬的闷罐车，而是宽畅明亮的绿皮客车，也是国家从那时起改了新兵坐闷罐的章程。车箱内有的唱有的说，有的闭目养神，不用问，新兵们都按奈不住喜悦的心情，猜想军营生活，规划着今后的未来。我们这些带兵的也想离别部队三个月的变化，庆幸带兵的顺利。晚八点到了昌乐站，随着点名声，一个个走入了新的行列，或步行或坐车分别去了师直或各团的军营。

过去部队兵源都来自农村，祖祖辈辈以农耕为主，吃苦受累多，老实听话，但普遍文化低，看问题做事都有局限性。济南兵融入部队后改变了文化结构，为部队注入了新的活力。那时在大家心目中包括我内，总感到城市兵怕苦怕累不如农村兵。大家的现实表现，颠覆了领导与大家的认知。记得在潍北农场军农生产时，我们一个营的邵清纯、丁镇南、于秉毅等人修渠、插秧、战海潮的超强劳动表现根本看不出是城市的兵。那时丁挀南负责全连稻田浇灌，冬天一个人住在水边窝棚，半夜起来浇水。营长周玉堂说，农村孩子也未必吃得了这份苦。这些人有文化扎实肯干，在部队进步普遍较快，有一部分头年入党当班长，第二年提干，跳跃式发展，后来有的成为连营主管，有的走上团师领导岗位。还有的回到济南，经过自身努力当厂长、经理，下海成了成功的士，有的则成了厅局领导干部，验证了“是金子总会发光”的箴言。

我知道，在他们当中有的人因为各种原因受到不公正的待遇，被迫离开深爱的军营，但都能忍辱负重，顾全大局。我们中间一个战友告诉我，他在当班长时，曾两次冒着生命危险，踢开手榴弹解救了战友，排除炮弹落地的意外险情，保护了众多战友生命安全和国家财产，但却没得到应有的褒奖。前不久，媒体报道某部一战士因救人破格入党提干，与此相比，我也认为特别不公平，离开部队五十年了，他又能怎么办呢？他一再对我说这事不要对战友张扬。

我与济南有缘，与战友有情。转业落户济南，有的常联系有接触，有的同在一个部门或系统中续缘，有的是在大街上相遇。丁镇南参军前与我相识，当兵后又同在一个营，从工作到家庭多次谈心交流。七十年代因父辈受牵连，在部队受排挤，后调入海军，十年中无任何联系。八十年代后期，在解放桥时我们互相发现了对方，那时他刚转业，都说这是缘份。后来我们交往密切，几次去他家探望眼不聋，耳不花，牙末掉的九十八岁老母亲，并写出<<女八路的高光岁月>>发在多个网络平台上，表达对老革命的敬意之情。在大街上我还遇到陈玉东、金树堂等多人，这些都是战友缘份。在北京工作的辛强回济南后，从别人处要了我的号码，电话问我他是谁，我马上喊出他的名字，令他惊异，说这么多年还记得他。还有一次，我在某处参加文化活动，一个高个子壮年汉子眼晴始终盯着我，人散后走到我跟前，笑着说：老班长，还认识我吗？我叫张xx。我端详他半天丝毫无半点印象，心想我也没当过班长啊，断然回绝：你认错人了吧，我从未当过班长。他坚定地说：不是你把我带出来的吗，在新兵班你当班长，班里有郭德启、郭玉秀、李兴和、张波……后来我分配到修理所，现在八里桥火炮修理厂上班。以后再也没见过他，名字至今也没记住。我与石铁民再续前缘是通过战友”集结号”的平台，远在意大利的他通过越洋微信交流，穿越历史时空，仿佛又回到五十年前，议学校说军营，一聊就深更半夜，我知道铁民是个有故事的人。

前些年，以六八年兵为主体自发组织战友会定期相聚，三次聚会我都按时参加，我喜欢战友会感人的场面，期盼多年未见的战友忆军旅，叙友谊，激情岁月永远聊不完的话题。二0一八年三月十八日的那次聚会使我留下难忘的时刻，当时，我提议让战友书法家李式法，为各位战友写一书法作品以作纪念，因那年欢迎济南新战友的标语是他写的，一前一后，有始有终，画一个完美句号。毕竟我们老了，最痛心的是有的已经永远离开我们。记得那次聚会前在休息室见到机车工厂张根辰，会后等车又在一起，想不到四年后阴阳两隔。飞速的时光把我们一天天拖老，好在我们乐观的口号还在：“活到九十九，谁也不许走”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心里默默地祝愿：战友，你好！

新兵下连第三天到昌乐县城照像馆合影，左一为作者李宗益，右一为新兵丁挀南，中为新兵张忠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