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第二部 革命熔炉锻炼成长
1930年9月9日中央总行委主席团召开会议，决定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临时中央政府。周恩来在会上作苏区军事报告：苏区将划分为若干军区及游击队。组织系统为：中央局指导临时中央政府，临时中央政府指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中央局也可指导；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指挥各军区。12日，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央准备临时常委会在上海召开全体会议，把全国十几块苏区划分为：湘鄂赣、赣西南、湘鄂西、湘南、粤闽、广西、赣东北、鄂豫皖、琼崖等9个特区。
1931年11月7日至20日，在江西赣南的瑞金叶坪，召开了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来自全国七个苏区的610位代表，代表所辖16万平方公里的1000余万群众行使了他们神圣的权利，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会议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规定：“中华苏维埃政权所建立的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国家。苏维埃全部政权是属于工人 、农民、红军兵士及一切劳苦民众的。”还确定了首都，将瑞金改为“瑞京”，确定了“国旗”。
会议选出以毛泽东为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的63人，组成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大会闭幕式上，大会执行主席曾山向全体代表宣布：“从今日起，瑞金改为瑞京，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首都。”在闭会期间，中央执行委员会为最高政权机关，执行委员会下设人民委员会处理日常政务。
1931年9月初，中央苏区第三次反“围剿”胜利结束，最终将赣南和闽西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了拥有21个县、5万平方公里土地、250万人口和5万红军的广大根据地。这给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创建提供了有利的环境。
在共产国际敦促下，9月20日，中共中央作出决议：“在十月革命节（11月7日）正式成立苏维埃全国临时中央政府”，各苏区届时选派代表参加中央苏区工农兵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简称“一苏”大会。按原计划，准备在福建长汀举行“一苏”大会，以长汀为中心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当毛泽东、朱德到达瑞金叶坪，综合分析当地的政治、经济和自然条件，认为江西瑞金比福建长汀更适合建都。10月3日，苏区中央局致电上海临时中央：“红军目前急切须休息，须（需）训练，须（需）补充，须（需）筹款，须（需）布置新战场，创造根据地，又因11月7日召开‘一苏’大会，中央不能远离，遂将红军主力分布石城、长汀、于都、会昌四县工作，总部及中央局在瑞金居中指挥。”在上海的临时中央同意苏区中央局的意见，作出决定红军主力不再全部东移福建，留驻赣南诸县，红军总部也不再移驻长汀。决定在瑞金召开“一苏”大会，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
11月27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叶坪村召开的第一次全体会议，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讲话：“同志们，我们过去握锄头把子，扛枪杆子，今天又要握起印把子。过去我们只会种田，会做工，后来学会了打仗，现在还要学会治理国家。”
握起“印把子”，建设好政权。大会通过《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实行各级工农代表大会制度；制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土地法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关于经济政策的决定》等法律文件。
中华苏维埃中央剧社第一团团旗
1933年12月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地方苏维埃组织法（草案）》。苏维埃政府还建立工作检查制度。1932年3月2日，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颁布第五号命令即《切实执行工作检查》，命令提出了对各级政府工作的六项检查内容。1933年到1934年间，中央苏区曾进行了一次针对中央苏区各级政府部门的反贪污浪费运动。1933年，苏维埃人民委员会发出通令要求“各级政府严格缩减用费，禁止浪费经济，帮助苏区红军”。12月15日，中央执行委员会下发《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第二十六号训令。从行动上与制度上，保证苏维埃政府及其成员的勤政与廉政。
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四军，相继开辟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后发展为中央革命根据地。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江西瑞金成立，毛泽东当选为执行委员会主席。在革命不断取得胜利的同时，贪污腐化、以权谋私等腐败现象在苏区也时有出现。虽然为数极少，但造成的不良影响和危害却很大。
因此，1932年初到1934年秋，中国共产党在中央苏区开展了第一次大规模的反腐倡廉运动，为巩固和建设中央苏区根据地发挥了重要作用。
1933年12月15日，毛泽东签署了《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的训令，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第一个反腐法令。训令对贪污腐败行为规定了具体的惩处标准，如：贪污公款在500元以上者，处以死刑；贪污公款300元以上500元以下者，处以二年以上五年以下监禁等。训令的颁布，对腐败分子产生了极大的威慑作用，也使苏区的反腐败斗争有法可依。
江西瑞金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谢步升。他的罪行是：利用职权贪污打土豪所得财物，偷盖临时中央政府管理科公章，伪造通行证私运水牛到白区出售。为了谋财，他秘密杀害了八一南昌起义南下部队的一名军医。
曾向现任江西瑞金市委党史办副主任的刘良讲述往事：此案是时任中共瑞金县委书记的邓小平亲自指示查处的。事发不久，办案遇到了阻力。谢步升的入党介绍人在苏区中央局任职，他认为谢步升并无大错，是调查员故意发难。苏区中央局领导没有调查就通知瑞金县裁判部释放谢步升。
邓小平十分气愤，拍着桌子说：“像谢步升这样的贪污腐化分子不处理，我这个县委书记怎么向人民群众交代?”他决定亲自去中央局反映谢步升的犯罪事实，同时，要调查员去向毛泽东主席汇报情况。毛泽东当场表态：“与贪污腐化作斗争，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天职，谁也阻挡不了”。
1932年5月9日下午3时，经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最高法庭判决，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谢步升在江西瑞金伏法。
1932年5月9日，以梁柏台为主审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最高法庭二审开庭，经审理，判决：“把谢步升处以枪决，在3点钟的时间内执行，并没收谢步升个人的一切财产”。这是红都瑞金打响的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惩治腐败分子的第一人。最终谢步升被审判后处以枪决。这是共产党历史上对因贪污等腐败问题而判处死刑执行枪决的较高级别的干部。
中央苏区时期，为筹建中央政府大礼堂和修建红军烈士纪念塔、红军检阅台、博生堡、公略厅等纪念物，设立了“全苏大会工程处”。中央政府总务厅任命左祥云为主任。是一项中药工程，中央政府为解决经费、材料等问题，采取发动群众购买公债、鼓励捐献、厉行节约、支援建设等一切措施，集中了10万元的资金和物资。整个工程于1933年8月动工。11月就有人举报左祥云与总务厅事务股长管永才联手贪污工程款，经常大吃大喝，还强迫群众拆房，随意砍伐群众树木。中央人民委员会即令中央工农检察部、中央总务厅抓紧审查，结果发现左祥云在任职期间有勾结反动分子，贪污公款246·7元，并盗窃公章，企图逃跑等行为，犯有严重罪行。
据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亲自下令总务厅扣押左祥云听候处理。总务厅管理处长徐毅却私自放走了左祥云。事情发生后，毛泽东责令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一定要将民愤极大的左祥云一案查个水落石出。左祥云被抓获后，中央总务厅的腐败问题暴露无遗。
1933年12月28日，毛泽东同志亲自主持人民委员会会议，讨论了左祥云及总务厅腐败案件。1934年1月4日，中央人民委员会公布了对“中央总务厅长赵宝成撤职，管理处长徐毅拘押讯办”的决定。1934年2月13日，中央苏区最高法院在中央大礼堂开庭公开审判左祥云及有关人员。审判历时近五个小时。法庭认定：“左祥云贪污公款大洋246元7角。勾结徐毅打介绍信到下肖区，准备有计划的逃跑，勾结反动分子刘良芹、刘良棉买卖路条(刘良芹卖给左犯路条一张花10元，刘良棉送左犯逃跑至江口给了5元)。盗窃我们的军事秘密图去献给白军，并企图逃到湖南组织蒋介石的游击队来进攻苏维埃，又私偷公章和介绍信到雩都参加主席团会议，企图做反革命的活动。”
法庭判决左祥云死刑，执行枪决。同时，对其他有关人员做了相应判决。1934年2月18日，对左祥云执行了枪决。
1933年夏的一天，中央工农检察部收到一封匿名举报。部长何叔衡同志认为，举报信没有署名盖章，更说明里面问题的复杂性的严重性，更应该引起重视：我们强调举报信要签名盖章，主要是为方便调查核实，不能因此随便轻易处理群众来信。并当即部署力量进行调查。先后派出两个调查组进行调查。在进展不大的情况下，又派员到群众家里住下，进行明查暗访，初步查实瑞金县苏维埃浪费现象异常严重，可能还隐藏更多更为严重的问题。对此，以工农检察部的名义报告中央政府，并于1933年12月11日在《红色中华》报上予以公布。苏维埃中央政府指令加紧调查对瑞金县苏维埃的检举。因此，工农检察部与苏区工会、少共中央取得联系，从中抽调力量组成“轻骑队”，在何叔衡部长的亲自领导下开展了调查。“轻骑队”，从12月15日开始工作，侦查工作步履维艰，经过轻骑队员的努力，县苏维埃贪污浪费的事实大部分被检查出来。取得结果后，中央工农检察部在瑞金县城召开苏维埃工作人员大会，通报工作经过和检查结果，并以《轻骑队通讯》为题在1933年12月26日《红色中华》报第138期予以公布。
1933年12月28日，毛泽东同志主持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会议，听取中央工农检察部关于瑞金县苏贪污案的汇报。会议决定，瑞金县财政部长蓝文勋撤职查办，会计科长唐达仁交法庭处以极刑，并给予县苏主席杨世珠以警告处分（注2）。
1933年4月，毛泽东同志随同临时中央政府由瑞金叶坪迁到沙洲坝。不久，毛泽东发现当地村民的饮用水居然是池塘里的脏水，就寻思着解决群众吃水难问题。在和大伙商量挖井时，村民们说，挖井会得罪“旱龙爷”、断了村里“龙脉”。毛泽东笑着对大家说：“挖井是为了大伙有干净的水喝。要是真有旱龙爷来找麻烦，就让他找我毛泽东好了。”
在毛泽东的带领下，大家很快挖出了一口五六米深的水井。为了使井水更加清澈，毛泽东还带领干部下到井底垫木炭、铺砂石。红军长征后，国民党反动派多次填埋这口井，以断绝当地群众对红军的想念。当地群众开展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敌人白天填井，大家晚上再把井挖开。反复几次，沙洲坝人民最终保住了这口井。
虽然在课本上读过，但看着红井再次聆听这个故事，孩子们感觉还是不一样。大家列队喝上一口红井水，反复诵读井旁石碑上刻印的“吃水不忘挖井人、时刻想念毛主席”几个字，深有感触。
“哎呀嘞，有一个故事你听我讲，毛主席给我开天窗，开出个天窗明又亮，（介子个）共产党，就是那天上的红太阳。”
“一苏大会”后，毛泽东被安排在瑞金叶坪谢大娘家居住。一天晌午，从外面回来的毛泽东看见谢大娘坐在门口纳鞋底，便上前亲切问候：“大娘，天这么冷，您怎么还在门口做针线活呀？”谢大娘回答道：“屋里太暗，门口亮堂些。”毛泽东随即走进房间，只见狭窄的房间里，虽说后墙上有一扇小窗户，但屋外的大樟树正巧遮住了光线。
看到这种情形，毛泽东暗暗自责。老大娘为了支持红军，把好屋子让了出来。毛泽东安排人买来玻璃瓦，请来泥木工，将大娘房间一侧的楼板锯成一扇“平躺”的“天窗”，并将“天窗”上方的屋面换上了玻璃瓦。谢大娘原来阴暗的房间，豁然明亮了起来。
一扇窗，一束光，一片深情，一份初心……这扇“天窗”的故事，诠释了共产党人与人民群众的鱼水情深。
那是1929年3月的一天，毛泽东等人来到瑞金石水圩（现石水村）。刚踏进圩口，就看见十几个战士围在一间百货商店前，嚷嚷着要商店立即停业，货物全部充公，店铺要烧掉。老板娘吓得啼哭求饶，围观的群众也露出困惑的神情。
见此情景，毛泽东上前询问，得知这间百货商店因为有当地土豪强行入股，被红军战士认为是一家“土豪店”。了解情况后，毛泽东让宣传员取来一些《告商人及知识分子》书散发给围观群众，并让他当场向群众宣读：“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保护城市商人的正当交易和正常生活……”
毛泽东告诉小战士，把土豪强行入股的资金没收充公，其他属于小商人的财产不能没收，更不能烧商店。就这样，一场风波转瞬平息，“党的政策是保护商人合法权益的”等消息很快就在周边传开。
红军拆除瑞金时，为了避开国民党军队的侦察机，架设浮桥的工作只能在夜间进行。于都河宽600多米，在几天的渡河时间里，红军战士每天下午5点半开始架设临时浮桥，晚上8点以前完成，在组织人员夜渡于都河，次日早上6点半之前又将浮桥拆除，分散隐蔽在河岸边的大树丛里，不留任何痕迹。
为了给红军供应充足的口粮，当地群众四五个人守着一个土砻（当地用于给稻谷去壳的设备），日夜不停地加工粮食，保持“人停砻不停”（注3）。
1931年11月7日，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这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立的第一个全国性红色政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诞生后，叶坪成为党、政领导机关办公场所和各位领导人工作和生活的地方。二层小楼就是中共苏区党的最高领导机关、中共苏区中央局的驻地，5位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王稼祥、朱德都在这里办公和居住。1933年4月，整个中央政府迁往了十几公里以外的沙洲坝。为什么要迁呢？
大樟树，茂盛枝桠轻轻地托着一颗未爆的炸弹，炸弹暖水瓶那么大，高高地悬在半空。它是从千多米高的天空飞落下來，被这棵树轻轻接住的，这枚炸弹挂在树枝上。1933年4月份，由于有叛徒出卖，国民党派了飞机到这块儿进行轰炸，非常凑巧，有一枚炸弹，从上空落下的时候，不偏不倚，就刚好卡在这一棵被雷劈过的树梢上，没有触及到炸弹最底端的引信，炸弹并没有引爆。这栋房子二楼的一扇窗户，就是毛泽东居住的房间，就是因为这个炸弹掉下来，中央政府的根据地就暴露了，后来。整个中央政府才迁往了沙洲坝去了。
这栋二层小楼里，5位中央苏区领导人都是和当地群众共同住在一起的。楼下的这间屋子里，居住的是位孤寡老人谢大娘。有一天，毛主席从楼上下来前往中央政府，他看到在这个房间居住的谢大娘，正坐在门口做军鞋，因为正值年底，天气非常寒冷，毛主席关切地问“大娘，天气这么寒冷，你怎么不到房间里干活呀？”大娘随口回答“房间里太黑了，看不到。”毛主席走进房间仔细观察，可不是吗，房间虽说有两个窗户，可后面这个窗户的光线都被千年古樟树遮住了，房间确实很阴暗，看到这，毛主席心里很不是滋味。1932年4月，毛主席率领东路军攻打福建漳州，主席特意安排警卫员到漳州市场买了几块玻璃瓦带回瑞金，并吩咐人请来当地木匠，把楼板锯开，做成一个躺着的天窗，用玻璃瓦换下了几块小青瓦，这样光线透过玻璃瓦、透过天窗直接照射到老大娘的房间里，给老大娘平常的生活增加了光亮。从这个小小的“天窗”就可以体会到当年毛主席关心群众生活、与人民群众血肉相连的高尚情怀。
“一苏大”设有外贸易总局、国家银行、邮政局、新闻出版局、妇女生活改善委员会等一共23处革命建筑物，中央政府的“九部一局”，红色中国的国家机构。颁布了《中华苏维埃宪法大纲》、《土地法》、《婚姻法》等法律。
1933年6月25日至7月1日，临时中央政府在瑞金叶坪召开瑞金、会昌、胜利、于都、博生、石城、宁化、长汀等8县贫农团代表大会。毛泽东在会上作了查田运动的报告。图为中央苏区八县贫农团代表大会主席团合影。右一为毛泽东。
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建党后十年，中国共产党依靠人民取得了中国革命的重大进步和重大成功。那就是，中国共产党以巨大的政治勇气和首创精神，于1931年11月在江西瑞金召开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下简称为“一苏大会”），宣布建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瑞金成为共和国的摇篮。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苏区，全国最大、最重要、最具代表性的一块苏区，成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起点。
1931年11月7日，瑞金叶坪，樟桂飘香。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开国大典”，“一苏大会”在这里隆重开幕了。苏区的工农劳苦大众从此真正开始翻身做主人，参与国家政权的管理。在这面鲜艳的旗帜下，全中国劳苦大众的革命斗志无不受到极大的鼓舞，他们从中看到了新中国的曙光和希望。
“一苏大会”期间，代表们听取了毛泽东所作的政治报告；听取并讨论了项英、张鼎丞、朱德、周以栗、王稼祥、邓广仁等人分别作的劳动法问题、土地法问题、红军问题、经济政策问题、少数民族问题、工农检察问题报告；通过了相关法律和红军问题、经济政策等决议案；最后选举产生了63人组成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大会庄严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于1931年11月7日十月革命纪念节在江西瑞金成立了。”
红色的中央政府，却坐落在乡野间。中央政府设在瑞金城外叶坪村的谢氏宗祠里。这个祠堂只有500平方米，用木板隔成15个小房间。中央政府的九部一局，除教育部、政治保卫局外都设在这个祠堂里。每个部仅分配一间十几平方米的小房间。新中国成立后的一个个部委，都可以从这些小房间溯源，大多数部长也成为新中国建设的栋梁之才。
毛泽东动情地对中央政府工作人员说：“我们苏维埃共和国的全部政府机关，都在这个谢家祠了。条件是简陋的，同志们的工作是艰苦的，但我相信，同志们一定能代表工农大众掌好政权，做人民的公仆，成为模范的苏维埃工作人员。”
在党和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下，苏区军民开创性地发展农业、工业、对外贸易和合作社经济，提出保护私人经济、“建立完全的厂长负责制”等举措，努力打破国民党严密的经济封锁。苏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与当时国民党统治区域百业凋敝、民不聊生的景象形成鲜明对比。瑞金成为当时人们非常向往的地方。周恩来曾盛赞：“中国外国不如兴国，南京北京不如瑞京。”
苏区经济主要是农业经济，大力发展农业生产是经济建设中头等重要的任务。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不仅保障了苏区群众的基本生活，也为革命战争和经济建设奠定了坚实物质基础。正如毛泽东在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以下简称为“二苏大会”）上所指出的，“过去大多数农民每年很少吃肉的时候，现在吃肉的时候多起来了。过去大多数农民衣服着得很烂，现在一般改良，有些好了一倍，有些竟好了两倍。”
党和苏维埃政府克服种种困难，创办和发展自己的工业。苏区工业生产，主要是手工业生产。苏维埃政府在鼓励发展个体手工业生产的同时，也加强对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的领导。此外，苏区还开办了一些小规模的煤、铁、硫磺等采矿场，办有中央印刷厂、中华商业公司造纸厂、瑞金纺织厂、于都通讯材料厂和卫生材料厂、长汀斗笠厂等。苏区工业的初步兴起，为打破敌人“围剿”提供了有力的物质保障，同时也为党和政府领导工业建设积累了丰富经验。
苏维埃政府克服重重困难，开展同国民党统治区的经济贸易往来，设置了对外贸易机构。毛泽东在“二苏大会”上指出：“由于对外贸易局等机关的设立，已经得到初步的成绩……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发展苏区的对外贸易，以苏区多余的生产品（谷米、钨砂、木材、烟、纸等）与白区的工业品（食盐、布匹、洋油等）实行交换，是发展国民经济的枢纽。”
此外，苏区的财政、金融、邮电、交通等事业也都进行了开创性的建设，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效。比如，1930年11月，为调节金融，保存现金，发展社会经济，闽西苏维埃政府决定成立闽西工农银行，拟筹集资金20万元，分为20万股，每股1元。这是中国最早的工农金融机构，也发行了最早的股票。
苏区的经济建设是在极端艰苦的战争环境中，党领导的一项开创性事业，并在实践中逐步形成了一种完全不同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的新民主主义经济的雏形。毛泽东在“二苏大会”上，全面系统地总结经济建设的经验，阐述经济建设的方针、政策，对新民主主义经济思想的若干原则进行了论述，比如，“苏维埃政府经济政策的原则，是进行一切可能的和必须的经济方面的建设，集中经济力量供给战争；同时极力改良民众的生活，巩固工农在经济方面的联合，保证无产阶级对农民的领导，争取国营经济对私人经济的领导，造成将来发展到社会主义的前提”；“对于私人经济，只要不出于政府法律范围之外，不但不加阻止，而且加以提倡和奖励”；“财政政策的基本方针，是从发展国民经济来增加财政收入；财政的支出，应该贯彻节省的方针”；“苏维埃政府工作人员，必须关心群众的痛痒，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解决群众的生产和实际生活问题”，等等。
在极为简陋的物质条件下，党和苏维埃政府采取系列措施，大力提高苏区群众的文化水平和思想觉悟，苏区社会呈现新气象。红色中华通讯社、《红色中华》报《红星报》相继在瑞金创办，像黑暗中的闪电把苏区的蓬勃朝气传播到四方。工农群众开始获得享受文化教育的权利。正如苏区山歌所唱：“红军来了大翻身，穷人当家作主人。学习文化入夜校，瞎子开目见光明。”
苏维埃政府领导开展的文化教育运动，使多数青壮年结束了世世代代不识字或识字甚少的历史，不仅有助于提高工农大众对苏维埃运动的深刻认识，而且极大地丰富了广大群众的精神生活。村头路旁群众自办的墙报、宣传栏和城乡随处可闻的琅琅读书声，无一不展示出苏区文化教育建设的伟大成就。连国民党一名军官在谈到苏区教育时，也惊叹道：“其教育问题，则颇堪吾人注意”，其教育一般儿童之成绩“已至是惊人”。
苏区不但有其他学校，还办有红军学校。1930年4月，闽西红军学校扩建为中国工农红军军官学校第1分校。前后，还相继成立了红5、红8军随营学校，红1、红3军团随营学校，赣南和闽粤赣红军学校等。1931年11月，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上述学校合并组建为中央军事政治学校，1932年春改名为中国工农红军学校。1933年10月，红军学校分编为中国工农红军大学（简称“红大”）。步兵学校、公略步兵学校、特科学校和游击队学校。在此前后，又创办和续办了通信学校、卫生学校、供给学校和地方武装干部学校等专业学校。
苏区党员、军民始终发扬锐意进取、勇于开拓、争创第一的精神。上杭才溪区为创造一流的教育，召集执委扩大会及各乡主席联席会，专门讨论教育问题。会后，才溪区不仅在短期内克服各种困难，筹足了9个月的教育经费，而且建立了49所日校、66所夜校，并在各乡村的大路两旁建立了70个看图识字处。才溪区这种争创一流教育的精神，被《红色中华》誉为“文化教育工作的榜样”。中央苏区通过多种形式的教育，实现了每村设立一所小学、适龄儿童入学率达50%的骄人成绩。苏区教育工作者勇创一流工作的奋斗精神和敬业精神赢得了苏区军民的交口称赞。
除了苏区办了学校，其他革命根据地也伴有学校。红二方面军学校，在1929年春，湘鄂西红4军在鄂西建阳创办学生队（又称特务队）。以后，学生队先后改名为洪湖教导队和红4军教导大队。1930年2月，红6军在湖北省监利成立教导大队。随着湘鄂西苏区的扩大和红军人数的增加，红4、红6军教导大队合并组成湘鄂西红军洪湖军事政治学校（又称洪湖学校）。11月，该校易名为湘鄂西赤色军事干部学校，又称焦山河军校。1931年秋，该校又改称中国工农红军军官学校第2分校。1932年春，由左右江辗转到湘赣苏区的红7军河西教导大队（阎伯衡任大队长，袁任远兼任政治委员）改建为湘赣红军学校第4分校。该校后分别编入红 2、红6军团教导营（又称随营学校）。
1935年7月，湘鄂川黔红军学校成立（又称中国工农红军军官学校第6分校）。10月，该校也分别编入红2、红6军团教导营。1936年9月，红2、红6军团教导营合编组成红二方面军红军大学。下设上级指挥科及第1、第2、第3营。该校后并入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
红四方面军也办有学校。在1930年9月，鄂豫皖红1军在河南省正阳成立随营学校。1931年2月，随营学校扩建为中国工农红军军官学校第4分校。4月，第4分校改称彭杨学校。1932年夏，又改称红四方面军彭杨学校。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撤离鄂豫皖苏区，该校停办。1933年7月，红四方面军扩编时又恢复彭杨学校。在此期间，还成立了红四方面军苏维埃学校。1934年11月，彭杨学校改编为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下设高级、初级、政治、特科4个班和教导队。
“中央团校”，也称中国共产党第一所“中央团校”，时称列宁团校。在江西省瑞金市叶坪镇洋溪村，一栋斑驳的房子，据考证为刘曰蓁私宅，它历经岁月的洗礼，外表已有些斑驳，鲜为人知的是，它是苏区时期我党创办的第一所“中央团校”。
它是中共苏区中央局和共青团苏区中央局创办的（后来为中共临时中央局和少共中央局），是一所专门培养青年干部的学校，是中央团校的前身。
列宁团校创立成立，在残酷的战争背景下，为适应了革命发展的迫切需求而组建的。中共中央、苏区中央局的领导都认识到：中央苏区人才紧缺，要巩固革命根据地，要取得革命胜利，必须要有大量的优秀人才，培训青年干部是一件紧迫的事情。
1931年2月19日，团中央通过了《团在苏区中的任务决议》，明确要求：“应该在2个月内开办苏维埃区域内的团校。第一期学生可以从100至150人，三个月毕业。团校的目的在准备团的中下级干部。苏区中央局应该准备团校的教授大纲及指定负责人，以后应该继续办下去并扩大它。”根据这个决议，为创办团校的指导性文件。苏区各根据地团组织开展了创办团校和培训团干部的开展工作。
苏区各地创办了短期的培训班，据史料载：“江西苏区各地团组织充分利用中央苏区各类干部学校较多的特点，举办各种类型的团干部培训班，对团干部和青年骨干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教育培训，赣东北苏区各县团组织主要按照少共赣东北省委下发的训练大纲，举办短期训练班的办法进行培训。湘赣苏区则采取团特委、县委、特别区委等层层举办团务班的办法，轮训了大批团干。”虽然这些短期的培训班因缺乏教材和教员而停办了，但为团校创办打下了基础。
共青团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以后，为了培养根据地的共青团干部，1932年12月，在中共苏区中央局的关心和帮助下，在苏区各地先行先试的基础上，团苏区中央局创办了列宁团校，这是第一所具有全团意义的中央团校。当年12月24日，列宁团校第一期在江西瑞金叶坪洋溪村开学。
列宁团校创办时第一期学员124人，分别来自苏区红军各部队和中央苏区的各省、地、县团委有关负责人。
同日，列宁团校举行了开学典礼，红军总司令朱德、中共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兼组织部部长任弼时等出席了开学典礼。任弼时在典礼上讲了话，并且宣布由共青团苏区中央局书记顾作霖兼任列宁团校校长。
据列宁团校的学员赖大超回忆：当时祠堂正厅主席台上方悬挂着“列宁团校第一期培训班”的横幅会标，会标下面正墙中央悬挂着的是鲜红的党旗和团旗，旗下面并列张贴马克思、列宁的画像，四根柱上分别张贴“中国共产党万岁”、“少共是党的有力助手”、“青年的任务就是学习”、“行动起来到前线去杀敌建功”等宣传标语。这期团校共有学员124人，都是14至25岁的青年，其中有女学员35人。
1932年11月24日，少共中央局列宁团校第一期培训班开学。列宁团校第一期学习时间是两个月左右，“学习内容，有党史、团史、政治、地理常识和游击战术等课程。
教员由苏区中央局的领导同志担任：任弼时同志讲党史；顾作霖同志讲团史；徐特立、陆定一同志讲地理、政治常识；总参作战科王科长讲游击战术。毛泽东讲中华苏维埃革命运动史。据列宁团校的学员肖锋回忆，毛泽东曾为列宁团校学员讲课。当时全校师生集合在大祠堂里，听毛主席讲课。毛主席用朴素、易懂的语言，讲述了中华苏维埃革命运动史，讲解了要把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道理。他说：我们要向苏联学习，但不能生搬硬套外国的先进经验。列宁、斯大林领导的十月革命，是组织城市武装暴动，我们中国的情况同苏联不一样，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斗争道路。我们的斗争方式虽然同苏联不一样，但是，最终目的实现共产主义则是相同的。
在讲到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时，他生动地给我们打个比喻：当一支红军在赤日炎炎下走得十分疲劳时，总要找个树林，好在树荫下歇歇脚，然后再向前走。这根据地就好比一片树林。
毛主席接着指出：历代农民战争为什么总是失败？除了没有建立一个好的政党外，流寇主义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他们东奔西闯没个落脚地，最后还是失败了。所以，我们要十分重视建立、巩固和壮大革命根据地。
毛主席的讲课深入浅出，句句动人。毛主席在结束讲课的时候，语重心长地勉励大家说：你们是苏区的先锋分子，在工作上、学习上要起模范作用，做好党的助手，扎扎实实做好苏维埃、红军的青年工作，调动广大青年的积极性。
1933年，中共中央迁入瑞金后，团苏区中央局也由叶坪庙背村迁到团中央局的驻地-----瑞金沙洲坝下肖村，列宁团校也与团中央局合并办公，1934年10月，团中央局的领导及工作人员随中央主力红军长征，或留在南方坚持游击战争，团校培训的工作暂时中断。
团校创建的时间不算长，却留下了作风扎实、团结协作、理论联系实际等优良学风。
根据少共中央的指示，团校给学员们提出了三点要求：一、打消顾虑，安心学习，保证军、政测验在七十分以上，以优异成绩向少共中央汇报，向苏维埃临时中央汇报。二、理论联系实际。列宁团校以学理论为主，但一定要联系实际，增长才干。三、加强团结，尊重领导。不分福建、江西、广东，都要团结。团校还规定：少先队员不准抽烟，不准喝酒，不准吃辣子。这三条要求，也是三条规定。所以，学员们的生活条件比较艰苦，吃的是红米饭，南瓜汤，睡的是地铺，但是学员们普遍都感到学习生活比较充实，不仅提高了马列主义理论水平和团的知识水平，而且思想觉悟也有了很大的提高。团校还设立了列宁室，作为学员们的学习园地。
学员们还开展了礼拜六义务劳动的活动，帮助红军家属耕田、车水、挑粪等，密切了学员和老乡的关系，培养了学员联系实际，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
学员们还创排了一首歌谣：题为《共产青年团礼拜六》：
共产青年团，发起礼拜六，帮助红军家属来耕田。
革命战争要艰苦奋斗，我们前方后方齐努力，一枪一炮，瞄准敌人射击。
英勇战士莫把家乡念。
一锄一犁，都为革命胜利，快来工作莫要落人后。
共产青年团，发起礼拜六，帮助红军多做半天工。
看那前方的炮火响连天，敌人挣扎想把狗命延，勇敢勇敢，冲上前去杀敌，
阶级战士莫愁供应少，努力努力，勇敢冲锋杀敌，最后胜利属于我们的。
1933年2月底，列宁团校第一期培训班结业。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出席了结业式，并勉励学员要发扬共青团的革命传统和作风，做反“围剿”的先锋战士。
列宁团校培养了一大批年轻的干部人才。训练班结束后，参加团的工作培训学员在革命战线的上起到了骨干和带头作用。
列宁团校一期学员赖大超，曾任儿童团闽西总团部主任，共青团福建省委儿童局、团中央儿童局书记。1934年参加长征。后任共青团中央少年先锋队中央总队长兼中央团校校长，中共浙江省委常委兼青年部部长。建国后，历任青年团华南工委副书记、第一书记，广州市第七、八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是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
肖锋(原名肖忠谓)，1934年参加长征。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建国后任北京军区装甲兵副司令员、顾问，著有《肖锋日记》。一生打过1365次战役，6次负重伤，先后先后荣获二级八一勋章、二级独立勋章、一级解放勋章、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列宁团校办学成效显著，为我们党的革命事业培养了一大批青年才干，播撒了革命火种，大量德才兼备的青年团员积极投身各项革命事业中去。列宁团校是我党在中央苏区创立的第一所培养青年干部的学校，为巩固和保卫苏区红色政权、发展苏区经济作出了突出贡献。（《毛主席亲自授课！中央团校前身竟在这里》作者：共青团瑞金市委干部谢旺，瑞金市史志研究室干部 钟燕林，2022-04-05 中国青年报）。
此外，陕甘苏区和其他苏区也都相继成立了不同类型的红军学校，培养和训练了大批军事 、政治干部。
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长征转移，苏区教育受到伤害，党的高度重视是理想信念教育扎根在人民心中。
党和苏维埃政府带领广大妇女，向落后野蛮的封建婚姻制度发起了猛烈冲击，提出了“实行婚姻自由”“反对包办买卖婚姻”“反对带童养媳”“反对蓄婢纳妾”等口号，受到广大妇女的热烈拥护。1931年11月，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实行男女婚姻自由的民主进步的婚姻法规。从此，苏区妇女在婚姻上获得了解放。毛泽东对此赞扬说：“这种民主主义的婚姻制度，打碎了数千年来束缚人类尤其是束缚女子的封建锁链，建立了适合人性的新法律，这也是人类历史上伟大的胜利之一。”
通过社会治理，苏区工农群众精神振奋，喜气洋洋；城乡处处欢声笑语。诚如毛泽东在“二苏大会”上所言：“谁要跑到我们苏区来看一看，那就立刻看见是一个自由光明的新天地。”
在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领导的模范带动下，各级党和苏维埃政府加强对党员干部的廉洁奉公教育，并采取有效措施惩治腐败，在斗争中“建设与改造苏维埃政府”，孕育形成了苏区干部好作风和伟大的苏区精神。苏维埃政府成为中国历史上“空前的真正的廉洁政府”。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建立伊始，就将反腐肃贪作为一项重要任务列入议事日程，建立相关制度并发动群众监督，对党政机关中被揭露出来的贪污腐败案件，予以公开曝光和坚决查处。“二苏大会”指出，在财政政策上，“应该使一切苏维埃人员明白，贪污浪费是极大的犯罪。向着贪污浪费作坚决斗争，过去虽有了些成绩，以后还应加倍的用力”。这次大会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颁布法规，建立了审计监督制度。1933年4月至1934年3月，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和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先后查处了胜利县苏维埃政府主席钟铁青、“于都事件”等大案要案，深得人心。《红色中华》报以大量篇幅，披露“于都事件”有关材料，为苏区党政干部开展反腐倡廉教育提供鲜活、深刻的教材。
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群众“有盐同咸，无盐同淡”，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真心实意地为群众谋利益，培育了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作风。毛泽东第一次到兴国时就提出：“每个共产党员对争取群众的观念，要如和尚念‘阿弥陀佛’一样深刻，随时都要叨念‘争取群众’。”他在叶坪为谢大娘开“天窗”、在沙洲坝帮助群众挖“红井”，带领广大干部及时解决群众日常生活的困苦，提出群众“是真正的铜墙铁壁”。
苏区时期培养一大批德才兼备、奋发有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干部，为革命锻造了人才。瑞金为中心的中央苏区不愧为中国共产党藏龙卧虎、精英荟萃的锻造熔炉，不愧为中华民族有识之士和杰出英才的聚集地。
注3：作者单位：赣州市中央苏区研究中心、中共赣州市委政研室。
注1“四史”关键词｜为何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新中国的“摇篮”（作者系中共上海市委党校副教授）2020-07-16 06：20
中央苏区时期，毛泽东一家有7人在红都瑞金工作。除毛泽东、贺子珍夫妇外，还有他的大弟毛泽民，当时任国家银行行长；小弟毛泽覃，曾任中共苏区中央局秘书长；毛泽覃的妻子贺怡，曾任瑞金县委组织部副部长。另外，还有毛泽东、毛泽覃的岳父贺焕文，曾任中央政府的文印员；岳母杜秀，系叶坪列宁小学教员。
毛泽东一家人分散住在叶坪，平时很少聚在一起。一天，毛泽覃、贺怡夫妇来叶坪看望杜秀。几句家常话过后，毛泽东说，“我们开个家庭会吧。”
在附近几个小孩唧唧喳喳玩笑的伴奏下，毛泽东声音低沉而有力地说：“一，毛泽覃的性子急，要改，遇到什么事情都要冷静；二，你们要踏实投入工作；三，你们在工作中要注意把握两点，一是上级精神，二是群众的要求……”随后，家庭成员作发言讨论。
就这样，一家人在一起坐了有两三个钟头才散去。（《毛泽东如何开家庭会议》党建网微平台 2015-07-05 08：44 发表于北京）
编著者：
左显成（1947.6— ），男，资中县人。1964年参加水电建筑施工，1978年天津大学土木建筑地下建筑毕业，在水电十局教授级高工退休职工，现都江堰市作家协会会员，《西南作家》杂志签约作家。自费出版有长篇小说《我要成家》，《浓浓校园情》业已完成长篇小说《大山深情》和《花蕊夫》等作品。还写有诗歌和散文作品，发表在《西南作家》杂志、《中国诗歌网》、《人民网社区论坛》、《当代文学艺术网》、《四川文学网》、《麻辣社区四川论坛》、《美篇》。编著的《人民心中毛泽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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