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少年时代起，在家藏典籍和故乡小镇的书店里，我爱上了郭沫若、茅盾、巴金和普希金、莎士比亚等中外文坛巨星，接受文学和戏剧的熏陶，稚嫩的心，滋生从文的梦想。那时候正在华容中学读初二，华容中学是在觉华寺、文昌阁一片佛教殿堂的圣土上建造起来的，那时候又称为鄂城三中，她实质上是华容高中的前身。我的少年时代能在这块乐土上接受知识雨露的沐浴，真是一种福分。我至今记得校园四周盘龙虬枝的乌皂树，记得绿荫丛中的寺云桥和桥下的淙淙流水，还有王文禄老师板书时的笃定背影，赵耀明老师诲人不倦的面容……。

那时候，我的诗歌习作常常见诸于学校的节日特刊，年少的我便有了“校园诗人”的美称。

初中毕业后，我没能继续升学和就业，就整天泡在小镇上的文化站里博览群书，这里成了我的自修大学。我开始向外面的投刊杂志投稿。1962年，《武汉晚报》的“花桥”副刊发表了我的“文艺来信”，我认识了著名的文艺编辑江柳先生，在他的辅导和鼓励下，自1963年起，相继在“武汉晚报”上发表了诗歌“同是公社船上人”、“春上早集”、“喧闹的粮站”……等10余首，与此同时，《湖北日报》和陕西《延河》杂志、上海《萌芽》也相继发表了我的诗作，尤其是上海《萌芽》杂志，不仅在“诗画之页”以显著的位置推出了我的诗作“三月农村卷春潮”，而且给华容镇党委和我本人来涵，拟商调我去《萌芽》杂志编辑部当见习编辑1年。若不是“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我的文学生命将又是一番景象。

1969年，“文革”的第4个年头，我因生活所迫，随华容大队第二生产队的社员出外找副业，来到了武汉铁路局武昌工务段干养护铁路的工作，捣固换枕抬钢轨，清筛抢修挖翻浆，整天累得汗流浃背。经过一段时间的磨砺，我痛下决心，一定要用文学自救。我在四壁透风的铁路工棚中，殚精竭虑，夜以继日地写出了组诗《铁路工人赞》，发表在北京《人民铁道报》上，赢得了铁路工人的喜爱和赞扬，1971年春，我奇迹般被武汉铁路局武昌工务段破格选用，调入政治处从事新闻写作工作。

自1969年至1979年，这是我生命中以文学自救的10年，武昌工务段为我提供了展示人生价值的平台。感恩铁路，感恩武昌工务段的领导和工人兄弟，他们以信任与厚爱哺育了我，我才得以在段辖的东至黄石、南至蒲圻500多公里铁路线上，感受道钉的责任，感受枕木的平凡，感受钢轨的坚强。10年，我写作发表了500余篇新闻通讯稿，散见于《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湖北日报》、《长江日报》、《湖北（武汉）人民广播电台》；还有剧本、诗歌、散文100余篇（首）由《湖北日报》、《长江日报》、《湖北文艺》（今为“长江文艺”）、《武汉文艺》（今为“芳草”）和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见诗集《唱给十月的歌》、《我们是铁人的战友》）及剧本《红枫树》等。

1979年早春二月，在我的同学和朋友的引荐下，我带着在铁路局10年创作的成果，回到了故乡鄂城县，县文化部门向我伸出了热情的臂膀。在那“三中全会”春雷震荡的火红岁月，我的文学创作激情如冰川解冻大河奔流；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湖北日报》“东湖”副刊用几乎一个整版的篇幅发表了我的短篇小说“老虎坐镇”；《人民日报》在“大地”副刊以显著的位置发表了我的诗歌“致花明楼乡亲”；《长江文艺》发表了我的报告文学“比金子还亮的心”和短篇小说“卖饼者的悲喜剧”……“三中全会”的春雨让我成为文艺园中一棵充满生机的小草。

1980年，由我执笔、与刘维福先生共同创作了剧本《贾书记买鱼》，在全省文艺调演中引起专家和省文化厅领导的关注与好评。同年，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了剧本《贾书记买鱼》，1981年秋，《贾》剧经过反复排演，修改后，被选定为晋京献礼的戏曲，参加全国农民艺术调演，晋京前，《贾》剧在省委洪山礼堂演出，时任省委书记的陈丕显同志、省长韩宁夫同志，上台与全体剧组人员合影留念。《贾》剧在北京演出取得了圆满的成功，被评为优秀表演奖和优秀创作奖（未设一二三等奖）。1982年，《贾》剧又由中央电视台和湖北电视台联合拍摄成彩色电视剧，同年荣获全国优秀电视剧奖。

《贾》剧成功后，本人被推选为市政协委员、省作家协会会员，并当选为市作家协会副主席，市文联副主席。1983年3月，被省作家协会作为优秀创作人才（全省仅26人），选拔到省作协文学讲习所进修深造1年，文讲所聘请全国各地的名师、大家授课；1985年，省作协成立文学院，著名作家徐迟先生出任院长，我又作为文学院首届签约作家入院学习。这其间，我受全国各地文学杂志编辑部邀请，参加了“黄山笔会”、“承德避暑山庄笔会”、“庐山笔会”、“滇池笔会”……创作的中、短篇小说见诸全国各地文学期刊：《长江》大型文学丛刊、《长江文艺》、《芳草》、《当代文学》、河南《奔流》、《安徽文学》、《青年文学》、上海《萌芽》、《广州文艺》、《北京文学》、四川《青年作家》、广西《红豆》、陕西《延河》、陕西《长安》、《福建文学》、《羊城晚报》、《北京日报》、《作家报》、《文学报》、《中国文化报》等计150余万字，结集出版中篇小说集《寂寞的十七岁》、短篇小说集《月照华容街》、散文集《美丽的琥珀色》、《秉烛画梦》……其小说《驼背佬》曾荣获“冰心杯”全国短篇小说一等奖；中篇小说《紫罗兰色的头绳》获中国文联优秀作品奖、散文《松风阁遐想》获“中国文化报”、“华夏风光杯”征文一等奖。

1986年7月，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87年3月，我奉命参加中共鄂州市委组织的赴老山前线采访组，采访鄂州籍全国战斗英雄赵怡忠在对越自卫反击战中为国捐躯的英雄事迹。在八里河东山的阵地上、坑道里、猫耳洞中，我们冒着冷枪冷炮袭击的危险，同战士们座谈来访，记录英雄的感人事迹。英雄的精神感召着我们，在前线营房帐蓬里，我铺开稿纸、通宵达旦地奋笔疾书，任燃烧的激情化作文字的洪流。10多个日日夜夜，我终于完成了报告文学《老山魂》46000字的初稿。回鄂州后，又三易其稿，拙作发表在1987年创刊号的《鄂州文艺》杂志上，随后多家期刊转载。1990年，《老山魂》又被改编成8集电视连续剧《烈血军魂》，由中央电视台播映，赢得广大观众的好评。继《老山魂》之后，本人又写作了报告文学《女儿国之王》、《天使的微笑》、《寄自武昌鱼的故乡》、《试剑歌》等20余篇，分别发表在《长江文艺》、《湖北日报》、《芳草》杂志等报刊上。

剧本戏曲等舞台艺术创作，是我毕生孜孜以求、不知倦怠的事业。在成名作《贾书记买鱼》之前，我便创作过八场大戏《江家庄风雷》、在武昌工务段就曾出版过剧本《红枫树》，上世纪90年代中期至新世纪之初，是我剧本创作的高峰期。1995年8月，《四川戏剧》杂志发表了我的八场现代戏曲《雪白的梅花》，同年获四川戏剧“二等奖”；1998年，创作了七场大型历史剧《吴王孙权》、2000年与人合作创作了八场大型历史剧《孙权称帝》、出版了《姜锋青戏剧小品集》、在100余部小品中，获奖作品达40余部，其中话剧小品《招考》、《智破‘神眼’》、《辣嫂摆宴》连续三届获湖北省文化厅“新剧本奖”（现称屈原文艺奖）；1996年，戏曲表演《大江滚滚唱英雄》获湖北省委宣传部、省文化厅授予的“二等奖”……；1995年本人获湖北省“自学成才奖”，后又被鄂州市人民政府授予“文化名人”称号，三次当选为鄂州市作家协会主席；2000年，在湖北省专业技术职务资格评审中，被评审为国家一级编剧（正高职称）。

新世纪的一个“春去夏犹清”的美妙时日，我在美国定居多年的侄女儿姜玉仙回国探亲，情意切切地要去探望她的母校华容高中，我心中一动，欣然陪同前往，因为，华容高中在某种意义上是我的生命之根——“没有这块土地的钟声缭绕，哪有我枝头的红果碧桃。”

那天不巧——学校刚刚放了暑假，校园里小鸟啁啾，显得格外寂静。侄女儿同门卫师傅礼貌地打过招呼后，便徜徉在校园里寻找她少女时代的足迹。近40年前的1978年，侄女儿姜玉仙以全鄂城县罕见的高分考进上海交通大学，这对她的母校华容高中来说，应当是一项值得骄傲的记忆。

我亦在华容高中一幢幢教室前徘徊，在记忆的海洋里打捞读书时代的奇珍异宝。某日清早上学来，发现桌屉里塞进了一本书：《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乖乖，这正是我千寻万访的那部长篇小说啊！吴哲老师上语文课，讲“林冲雪夜上梁山”时，其压郁、悲愤之情，让我双眼噙满了泪水……。毕业两年后，我在华容街某餐馆当“店小二”，一日，在人头攒动的门口外，看到班主任赵耀明老师，其时，《武汉晚报》发表了我的一首诗，我请赵老师指教。赵耀明老师站在街沿认真地看了后，大加赞扬，鼓励我“写下去，一定会有出息的！”，我激动得涨红了脸，连说谢谢。要知道，在那个年代，像我这样家庭出身不好的青年，哪有“前途”、“出息”啊！母校给我精神乳汁，老师给我灵魂火焰，我若遗忘了老师，遗忘了母校，那便是忘恩负义啊！

以后，我还探访过几次母校，每当穿过北门口，走进钟声萦绕的校园，我就轻轻吟诵欧阳修那首著名的《浪淘沙·把酒祝东风》：“把酒祝东风。且共从容。垂杨紫陌洛城东，总是当时携手处，游遍芳丛。 聚散苦匆匆。此恨无穷。今年花胜去年红，可惜明年花更好，知与谁同。”让我们高举起盛满真情的酒杯，祝福母校，祝福老师，母校的恩师们就是催开万朵蓓蕾的东风啊！

2022年重阳节于鄂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