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三章秋收起义（二）精华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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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章秋收起义（二）

量力而行

秋收起义设想，中共中央从理论宣传，到武装暴动，这是革命飞越，外部白色恐怖，在一步步残杀革命人士，逼迫走武装这条道路，捍卫自己的政治主张，实现共产主义终极目标。在手无寸铁人，要搞暴动，谨慎周密计划，还要有革命手段，中共中央最初设想是在湖南湘中、湘南等多处发动，力争通过暴动控制湖南全省，真的有点异想天开。毛泽东回到湖南，中央又再次致信湖南省委，对秋收起义作出具体指示，提出以湘南为一发动点，长沙为一发动点，在宝庆一带亦可做一暴动点，一方面由湘中发动，直取长沙，同时湘南与湘中一起发动，联合进攻反动训练有素的军阀唐生智、许克祥，通过举行湖南全省暴动，取得政权，叹词容易，做起来实在是难，怎样使秋收起义实质化，毛泽东以实际出发，根据实际局势很快变化特点。唐生智部队正在南下，湘南同长沙事实上已被隔绝。原定作为起义中心区域之一的湘南局势已经起了重要变化，要想湘中、湘南两处联合同时发动起义事实上已经不可能的情况下，毛泽东重现思考起义计划。

八月下旬召开的湖南省委会议，毛泽东明确表示需要改变以长沙、衡阳、宝庆三处为中心的全省暴动计划，他主张应该集中起义力量，发动以长沙为中心，包括湘潭、宁乡、醴陵、浏阳、平江、安源、岳州（今岳阳）等县的湘中暴动。毛泽东的这一观点在会上，引发了激烈争论。有人问他说：“润之啊，咱们大家讨论归讨论，但不能同中央的指示相左啊，在暴动计划上中央对湖南的指示是很明确的，我们怎么能擅自改变中央决定呢？”面对质疑，毛泽从容不迫地回答说：“我们搞暴动必须从实际形势出发，要量力而行。中央的指示要执行，但不能完全不顾客观条件的盲从，我们要把力量集中在敌人的薄弱处、要害处发动才有可能取得胜利。况且，省委形成新计划也是要马上向中央报告的，我想中央了解我们的实际情况后是会同意我们的。”在情况紧急情况下，续修的争论业务结果，毛泽东排出众议，以最简单的方式提议举手表决，多数同志接受了毛泽东的主张，省委通过了缩小暴动范围，以长沙为中心组织领导秋收起义的新暴动计划。

会议结束后，湖南省委随即向中央报告了新的暴动计划，报告中说“以党的精力及经济力量计算，只能制造湘中四围各县的暴动，于是放弃其他几个中心。湘中的中心是长沙”。但这一观点却并没有被当时中央负责同志所认可，八月二十三日，中共中央就此致信湖南省委，对毛泽东提出批评，说他只注意长沙工作，忽略了全省各地的秋暴工作，如放弃湘南计划，并没有积极的、有组织的去准备长沙、湘潭、浏阳等处暴动。

中央来信传达后，省委不少同志感到压力大，还能不能坚持新的暴动计划呢？大家不约而同的把目光转向了毛泽东。面对中央的批评压力，毛泽东没有气馁，他冷静地对大家说：“我们还是按省委的新暴动计划执行，我来向中央回信解释。”随后，毛泽东回信中央，据理力争，再三阐述理由说：“兄谓此间专注意长沙工作，而忽略各地，这并不是事实”，之所以“没有把衡阳做第二个发动点，是因为我们的力量只能做到湘中起来；各县暴动，力量分散了，恐连湘中暴动的计划也不能实现。”在毛泽东一再说明实际情况，一直坚持下，新的暴动计划最终毫不动摇，秋收起义最终以长沙为中心发动起来。如果没有毛泽东的这一关键决策和坚持，在敌我力量悬殊的背景下，贸然举行全省暴动，将会招致更大损失，后果不堪设想。毛泽东以调查研究，实事求是看准的必须坚持，这就是毛泽东人格魅力。

暴动举旗

8月7日，参加会议的中央委员有：李维汉、瞿秋白、张太雷、邓中夏、任弼时、苏兆征、顾顺章、罗亦农、陈乔年、蔡和森，候补中央委员有：李震瀛、陆沉、毛泽东，中央监察委员有：杨匏安、王荷波，共青团代表有：李子芬、杨善南、陆定一，湖南省委代表彭公达，湖北省委代表郑超麟，中央军委代表王一飞，中央秘书邓小平等22人。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及另外两位俄国同志也参加了会议。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紧急会议上，面对中国革命异常险峻而复杂的形势，面对国民党这个强大的敌人，毛泽东没有照搬俄国的革命经验，没有言必称马列地将问题停留在理论分析上，而是根据历史经验和现实斗争的需要，响亮地提出：“秋收暴动非军事不可，此次会议应重视此问题，新政治局的常委要更加坚强起来注意此问题。湖南这次失败，可说完全由于书生主观的错误，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这一观点，无疑是对中国革命理论和斗争方式的巨大突破。

毛泽东的话，是针对瞿秋白等人讲的。当时在中央领导机关内部，形成了只注重城市斗争而忽略发动农民群众武装斗争的“左”倾错误。毛泽东的观点，未得到党内一些主要领导人的赞同。

八七会议以前，南昌起义、广州起义和正筹备秋收起义。南昌起义，中国共产党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根据中共中央关于这次起义的指示精神，起义部队仍沿用了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的番号，打出的也是国民革命军的旗帜。在1927 年7 月31 日晚上，全南昌市宣布戒严，将近1927年8月1日凌晨2 点钟的时候，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还有第20军的苏联军事顾问库马宁等，率领北伐军3 万余人，在南昌举行了武装起义，全城内外响起了一片激烈的枪声。到天亮时全部结束战斗，歼灭了敌人1 万多人。贺龙在事件后加入中国共产党。由此中国共产党开始拿起枪杆子干革命。八七会议后，中共中央派毛泽东前往湖南传达会议精神，并改组湖南省委，发动秋收起义。

继南昌起义之后，中共派毛泽东回湖南组织秋收起义。由于汪精卫叛变革命，一九二七年八月的两湖已经笼罩一片白色恐怖之中。毛泽东为了回湘组织起义，他不顾个人安危，于八月十二日从武汉秘密回到长沙。回到湖南，从八月十二日到八月十八日间，毛泽东就迫不及待的多次深入社会调研。毛泽东在送杨开慧回长沙城外板仓村老家里，也没有闲下来，在杨开慧家里，毛泽东就急忙邀请了五位农民、一位篾匠和一位小学教师开了两天调查询问，了解当地农民需要解决的问题，农民要求全盘解决土地问题的想法和对局势的走向有什么看法。回长沙城，他又召集由湘潭韶山来省城的五位农民开会，在同他们交谈的过程中，毛泽东又充分地了解到乡村一般群众对社会局势和对国共两党的一些看法。通过调研，毛泽东发现得知国民党军队残酷镇压工农运动，群众对国民党的看法已完全改变了，对国民党希望完全破灭了。毛泽东心中就有一种明确的想法，组织秋收起义，必须要举什么旗的问题，毛泽东做出了新的决定。

大家都很明白，走是么路，举什么旗，是秋收起义的首要问题。对这个问题上，党内有很多人却和毛泽东的看法不同。因为南昌起义，周恩来、贺龙等按照中央事先的决定，在起义时仍使用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旗号。起义后，他们在原江西省政府召开有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参加的联席会议，选举产生革命委员会作为新政权。在八七会议上，会议文件也依然提出要联合国民党左派一起斗争。中央的负责同志认为，在湖南国民党左派的下级党部比任何省要有基础，更需要团结他们共同斗争，秋收起义仍需要用国民党左派的旗帜为号召力量大最好。在准备起义的实际过程中，湖南客观社会形势的剧烈变动的观察分析和群众心理状态和实际情况所进行认真调研，毛泽东很快发现，国民党的旗帜已经失掉了群众的信仰，毛泽东主张秋收起义不能再照八七会议规定再打国民党左派旗帜了，而应该高高打出中国共产党自己的旗帜。

在毛泽东的坚持主张下，湖南省委决定成立以中国共产党的旗号来号召群众，领导秋收起义，并制定了湖南省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同国民党完全脱离勾断绝关系、组织工农革命军、没收大地主以及中小地主的土地财产、在湖南建立独立于国民党的共产党力量、组织工农兵苏维埃的五项起义纲领。毛泽东这一主张，高高举起中国共产党的旗号和这些正确的起义纲领，一下吸引号召群众起来参加革命起了关键的作用，也正由于此，才有了中国革命日后“唤起工农千百万”的壮举。

惊险

领导起义，不是闹着玩的，要夺取政权，一般热都知道，必须要有一定的武装力量为基础。在中国共产党内部，毛泽东是比较早的注意到军事工作的重要性的领导人之一。在“八七”会议上，毛泽东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说法，他说“从前我们骂中山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这一点也不假，在历史上，无数次农民起义都为对区政权而斗争。

八七会议后，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瞿秋白，曾向毛泽东征求意见，要他到上海中央机关去工作。毛泽东没有同意，他主动要求回湖南搞武装斗争。他对瞿秋白说：我不愿跟你们去住高楼大厦，我要上山结交绿林朋友，婉言谢绝瞿秋白的好意。毛泽东实际上只做过虽然有做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等革命工作，经历特别丰富，却从来没有做过军事工作，这是事实。由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毛泽东义不容辞勇敢地投身了武装革命斗争中锤炼自己。

能够参加起义的各地武装主要有平江、浏阳等地的工农义勇队或农民自卫军和安源路矿的工人武装等，这些武装比较缺乏正规军训练，同时也没有打过仗，缺乏赵略战术，攻防只靠满腔热情，视死如归精神是不够的，还要有战略战术，破地阵谋略。至此，毛泽东八月十九日就致信中央，向党中央提出，希望中央能调派两个团的正规军来协助湖南的秋收起义，却由于南昌起义部队已经南下广东，毛泽东的这一要求中央没有能够给与实现。毛泽东为了起义打下坚实的军事基础，毛泽东积极奔走，网络各方武装力量，以保证起义能顺利实施。

八月三十一日清晨，毛泽东含情脉脉告别妻儿和自己的岳母，自己乘火车从长沙前往安源。九月初，毛泽东化妆成农民赶到安源，在张家湾召开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共浏阳县委书记潘心源、安源市委负责人宁迪卿和赣西农民自卫军总指挥王兴亚等人。会议传达了中央八七会议精神和湖南省委的秋收暴动计划，讨论了军事和农民暴动的布置。在会上，毛泽东了解到在修水有一支正规革命武装，是共产党员卢德铭任团长的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因为没有赶上参加南昌起义而停留在那一带时等候调遣。毛泽东立即决定联合驻修水的警卫团共同起义。毛泽东开完安源会议，毛泽东一方面给修水、铜鼓等地革命武装去信，要求共同举事，而自己亲自赶往铜鼓，与当地的革命武装面商起义事宜。

毛泽东在安源一切安排就绪，身穿白色的褂子和长裤，装扮成安源煤矿的采购员，由潘心源陪同赶往铜鼓。可不没有料得到，走到湖南浏阳张家坊村，碰上了反动派民团巡逻盘查，看见毛泽东模样，可疑是共产党，没有经辩说，立即被反动民团巡逻队抓住不放。宁可错杀一万，不可放过一个的蒋介石，可知国民党的恐怖达到极点，凶狠残暴，数以万计的共产党嫌疑分子就这样被杀害了。民团也把毛泽东当作共产党嫌疑分子，他们将毛泽东押到民团总部去处死。好在事前毛泽东从一个同志那里借了几十块银元钱，为了自己逃生，毛泽东打算从这些钱贿赂押送的人释放他，押送他的民团士兵同意了，而负责的反动民团头目却不同意，找到拒绝。一路上，毛泽东缓步行时走，一直在拖后，走到离民团总部大约不到二百米的地方，毛泽东急中生智，看准了一个逃脱机会，毛泽东没有放过生死与别，千载难逢机会逃生到了，他用自己强壮的有力身躯，以及手臂，一下子从捆绑中挣脱出来，用自己运动健将飞腿，往田野道路飞跑。他飞快地翻过田野里的一个高地，忽然间看见一口水塘，毛泽东是游泳能手，说时迟，那时快，没有关那么多，一个箭步跳进高地下面水塘里，一个潜水就到了芦苇里，一直躲水塘里，反动民团几次到水塘搜捕，差一点就要捕捉了，只相隔一道芦苇障，保了毛泽东一条命，一直躲到日落才成功脱险。从水塘爬起来，在一个好心的农民的帮助下，换上农民衣服，毛泽东才赶到铜鼓，联络上党组织和当地秋收起义部队第三团驻地。

秋收起义爆发前，中共江西省委就非常注意这支工农革命军武装，并派出一名交通员前往秋收起义部队第三团驻地铜鼓进行联络。第三团党组织也派出了团部秘书处担任文书的宋任穷与交通员一道前往江西省委去请示下一步的行动。当宋任穷走后不久，秋收起义就爆发了。

失败中的希望

毛泽东暴动重视军事武装准备，中共中央，党内普遍的看法，对毛泽东这种特别注重起义的军事准备的做法都不认可。中央和党内很多人都认为暴动主要应该依靠农工，军队只能起次要的作用，认为土地革命必须依靠真正的农民的群众力量，军队不过是农民革命的一种附力，否则便是“军事冒险”。在起义准备过程中，中央还就此批评毛泽东是“对于长沙附近各县农民暴动准备不够，而要靠外面军事力量夺取长沙，这样偏重于军力，好像不相信群众的革命力量，其结果只能是一种军事冒险。” 面对中央的误解，毛泽东坚持从实际出发，向中央写信申辩理由，据理力争。毛泽东很清楚，也深知，共产党面对控制着全国大部分地区政权的国民党正规部队，国民党手中握有政权，军权立即调动军队，如果单靠地方性的农民暴动，没有一定数量的经过严格训练和有严密组织的革命军队参加作为骨干光靠分散的农民暴动在同国民党军队作战，那正是鸡蛋碰石头，暴动失败可能性最大。毛泽东反复加以说明领导起义一定要非常重视军事，说起义“要夺取政权，没有兵力的拥卫或去夺取，这只是自欺的话。”而“要发动暴动，单靠农民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须有一个军事的帮助。有一两团兵力，这个就可起来，否则终归于失败。”

秋收起义爆动正好检验毛泽东所遇见的事实。秋收起义暴动，湖南省委组织铁路工人破坏了长沙至岳阳和长沙至株洲的铁路，起义部队按照原定计划兵分三路，会攻长沙。毛泽东于九月十日到达铜鼓的第三团团部，宣布把部队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三团，向浏阳进发。一路上，毛泽东心情十分高兴舒畅，他一扫大革命失败后的压抑，兴奋地写下了《西江月：秋收起义》：“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修铜一带不停留，便向平浏直进。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秋收时节暮云沉，霹雳一声暴动。”

秋收暴动真的行动来了，声势浩荡，激情昂扬热情战斗，凭起义人员少量的武器装备，又加上没有训练过的工人农民，有的还没有武器，靠着红缨枪，棍棒根本顶不住敌人洋枪洋炮，在敌强我弱的环境下，搞起义工农武装经一攻击，战斗不久，因为敌我力量悬殊和武装斗争经验不足，三路起义部队相继失利。其中起义军师部和第一团在十一日到达平江东郊金坪时，由于起义前夕收编的黔军邱国轩团上战场，看见敌人势力太强，突然叛变并从背后袭击起义暴动部队，造成部队受到巨大损失。第三团也在十四日进攻浏阳东门市时因战斗力太弱而失利。第二团出师后最初发展顺利，却到了十二日和十六日先后攻克醴陵、浏阳县城，国民党正规军集中优势兵力反攻，没有严密训练有素的组织纪律性部队几乎全部溃散，分离失散。起义部队从五千人凑然减到一千五百余人，起义部队受到了严重挫折。起义军遇到的困难不仅是军事上的，还有所到之地的“农民并未起来，远不及北伐军到时农民的踊跃。大多数农民甚恐慌不敢行动，恐怕军队失败大祸临来的心理充满了农民的脑筋。”

秋收起义在按原定计划严重受挫地形势下，起义军何去何从？若果执行中共中央原来的决定，冒着全军覆没的危险继续进攻长沙后果很明显的，不用话说，那是肯定，连革命种子都要拼光，也可能背上“逃跑”的罪名，还是从敌我力量悬殊的客观实际出发，实行必要的战略退却，以保存革命力量再图发展吗？在这起义军生死攸关的时刻，面对如此两难的抉择，毛泽东没有犹豫，没有“逃跑”罪名，当机立断，下令改变原有攻击长沙部署，命令各路起义部队停止进攻，先退到浏阳文家市集中，讨论起义军下一步行动方针。

秋收起义攻打城市失利，起义军士气十分低落，一些北伐军军官更是怨声载道。1927年9月19日晚，毛泽东在文家市里仁学校主持召开有师、团主要负责人参加的前敌委员会会议，讨论工农革命军今后的行动方向问题。在会上爆发了激烈的争论，当时起义军内不少人，包括当时任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师长的余洒度等人，以中央和省委的旗号，要求“取浏阳直攻长沙”。侧团长苏先骏则阴阳怪气地说：“革命了半天，却革到山上做‘山大王’，这叫什么革命？”面对这些人情绪和意见，毛泽东详细地对客观形势作了分析，认为敌强我弱，靠工农革命军的现有力量不可能攻占国民党军队，已经有坚固设防的长沙省城，湖南省委原来的计划已无法在实现，主张放弃进攻长沙，把起义军向南转移到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山区，寻找落脚点，以保存革命力量，再图谋发展。会议一直开到深夜，经过激烈争论，在总指挥卢德铭等人支持下通过了毛泽东的主张，否定了师长余洒度等坚持的“取浏阳直攻长沙”的意见，决定退往湘南。会议结束后，毛泽东立即致信湖南省委，说明取消攻打长沙的计划和实现转兵南下的理由。

九月二十日早晨，迎着早晨的霞光，毛泽东在里仁学校操坪向工农革命军第一师全体人员讲话，宣布了中共前敌委员会关于不打长沙转兵向南的决定。毛泽东鼓舞全军指战员说：“现代中国革命没有枪杆子不行，有枪杆子才能打倒反动派。这次武装起义受了挫折，算不了什么！胜败乃兵家常事。我们当前力量还小，还不能去攻打敌人重兵把守的大城市，应当先到敌人统治薄弱的农村，去保存力量，发动农民革命。我们现在好比一块小石头，蒋介石反动派好比一口大水缸，但总有一天，我们这块小石头，一定要打烂蒋介石那口大水缸！”文家市转兵，从进攻大城市到向农村进军的转变，这就指出了中国人民革命历史中具有决定意义转折新起点。里仁学校校门上曾有一幅对联，上联为：以文会友；下联是：为国储才；横批：里仁学校。恰好论证了毛泽东在此作出的转兵决策，可谓为革命留下了火种，为国保存了良才。它避免了在力量不够的时期同强大的敌人决战，保存了革命的基本力量。

8月18日，毛泽东出席了在长沙市郊沈家大屋召开的湖南省委会议。会议上，针对党内有人还对国民党存在幻想的情况，毛泽东发言，站起来看了全场，扫视每一个人面孔，吸了一口烟，然后说道：“国民党的招牌还能要吗？我看不能要了，国民党的旗子已成军阀的旗子，已经完全是一面黑旗。”讲到这里，有人发问“不打国民党的旗号，那我们怎么办？”毛泽东斩钉截铁地说：“我们要举起自己的旗帜，只有共产党的旗子才是人民的旗子，才能号召群众。”讲到这里，有人的立即鼓掌赞同。毛泽东的这一观点很快得到了与会大多数同志的赞成。毛泽东在向中央写信解释说：“这一点我在鄂时还不大觉得，到湖南来这几天，看见唐生智的省党部是那样，而人民对之则是这样，便可以断定国民党的旗子真不能打了，再打则必会再失败”。

9月初，根据中共中央指示精神，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把位于修水、铜鼓、安源等地的革命武装统一编成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不再沿用国民革命军的番号了。接着起义部队使用了一面自己设计的旗帜，镰刀斧头五角星军旗。旗帜设计者是任第一师师部参谋、曾经留法勤工俭学的何长工，以及副官杨立三、参谋处长陈树华三人。

因为没有现成的样子，三人经过反复研究，模仿苏联红军的式样，设计出带有镰刀、斧头、五角星的工农革命军军旗。旗幅为红色，象征革命；中央为白色五角星，象征中国共产党领导；星内嵌有交叉的黑色镰刀、斧头，象征工农大众紧密团结；靠旗杆一侧旗幅缝有白布条，上面用繁体字竖写着“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的字样。

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在武装斗争中公开打出了自己的旗号，在全国人民面前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的决心。

19日晚，前敌委员会在文家市里仁学校召开紧急会议，讨论下一步行动。根据敌强我弱的形势，会议同意了毛泽东的主张，决定改变攻打长沙的原定计划，沿罗霄山脉南移，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坚持武装斗争，发展革命力量。

29日，起义部队到达江西永新县三湾村，建制上还有两个团，但人员已不足千人。部队基层尚未建立共产党的组织，党对基层部队的控制力不强。又受旧军队雇佣思想和军阀主义作风的影响，官兵关系很不和谐，加之作战失利、连续行军和斗争环境艰苦，部队减员越来越严重，士气低落，纪律松弛，部队内部出现了混乱和动摇，就连一些指挥员也感到不知所措。

起义部队也旧军队的官兵之间历史界限并不分明，官兵待遇、部队管理，基本上沿用国民党军队的规矩。官兵平时伙食不一样，士兵吃大灶，连以上军官吃小灶，伙食标准四菜一汤，官兵差距太大。尤其是黄埔军校出身的军官，都有皮帽、皮带、皮鞋、皮包、皮鞭，人称“五皮军官”。这些“五皮军官”非但伙食特殊，而且平常凡事高人一等，打骂士兵更是家常便饭。

失败情绪笼罩在每个人的心头，逃跑的人也越来越多。逃跑成了公开的秘密，从不忌讳，也没有人管。投机分子竟然相互询问，“你走不走？”“你准备往哪儿去?”，这一严重局面，毛泽东看在眼里，焦急在心里，到了非整改时候了。毛泽东说：人各有志，不能勉强，想走的可以，你报个名，打个招呼，把枪留下，给你发路费，今后好见面。以后你再要革命，又可以入队，跟上部队，却要记住，这是唯一正确的方向。

毛泽东看见起义部队现象，为了适应革命斗争需要，巩固这支新生的革命力量，当晚，毛泽东在泰和祥杂货铺主持召开前委扩大会议，决定对部队进行整顿和改编，这就成为了“三湾改编”。

“三湾改编”主要内容有三项：一是缩编建制，将原来的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称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同时加强思想教育工作，克服错误思想倾向，资遣不愿留队的人员。二是健全共产党组织，设立党代表。由原来在团以上单位建立党组织改为在班、排设党小组，连设党支部，营、团设党委。连以上各级设党代表，负责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实行党的前敌委员会统一领导的制度，规定凡属重要问题都要经营、团党委集体讨论决定，从组织领导体制上确立并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三是实行民主制度，建立新型官兵关系。规定官长不准打骂士兵，官兵待遇平等，经济公开，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废除繁琐的礼节。在连、营、团各级设立了士兵委员会。废除繁文缛节，不准打骂士兵，经济公开，士兵管理伙食，官兵待遇平等。这些规定，极大地调动了士兵的革命热情，历史见证人宋任穷曾在井冈山时代担任过士兵委员会主任，他回忆说：“士兵委员会的工作，主要放在连里面，一个是政治民主，一个是经济民主，分伙食尾子，管理伙食，管理经济。那时来自旧军队的军官很多，打人骂人的军阀习气严重，士兵委员会就同他们那种旧习气做斗争。”

三湾改编首次实行支部建在连上的制度，是确立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原则的开端，同时实行民主制度，从政治上、组织上初步奠定了新型人民军队的基础，在建军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毛泽东后来在写给中央的信中称：“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

三湾改编后，起义部队尽管人数有所减少，但组织更加精干，思想政治工作也加强了，官兵们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10月15日，在湖南酃县水口街叶家祠堂的阁楼上，毛泽东主持召开了秋收起义部队组建以来的第一次新党员入党仪式，并给陈士榘、赖毅、刘炎、李恒、欧阳健和鄢辉6名新党员逐条讲解入党誓词：“严守秘密，服从纪律，牺牲个人，阶级斗争，努力革命，永不叛党。”

入党誓词中第一次加入了“永不叛党”四个字，这是数以万计的共产党人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这已不再是一次普通的入党仪式，而是在播撒理想信念的火种。

陈士榘曾回忆：“在酃县水口，根据毛泽东的要发展一批工农骨干入党的指示，我和一些骨干分子也加入了党组织。毛泽东亲自主持了入党仪式，带领党员宣誓，并讲了党课。这是我在革命生涯中的巨大转变，也使我从此有了新的政治生命，当时我心情十分激动。坚决革命，服从组织，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成为我终身的奋斗目标。”

水口入党仪式结束后，毛泽东要求各连党代表都要积极培养发展新党员，并照这个样子组织新党员进行入党宣誓。

22日，部队进驻遂川县大汾。当晚，特务连举行了第一次入党宣誓仪式。时任特务连副连长的张宗逊回忆道：“屋里的气氛很庄严，桌子上点了一盏小煤油灯，光线虽然不很亮，但可以清楚地看到墙上挂着一面党旗，这是一小块红布，上面临时写上‘CCP’三个大英文字母。毛委员亲自主持入党仪式，他先向大家讲解了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和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意义。”随后，党员们都站起身来，面对党旗庄严地举起右手，随着毛泽东逐句诵读誓词。

水口、大汾发展的新党员，是人民军队最早的一批士兵党员。正是有了这批党员，“支部建在连上”的制度才开始落到实处。班排连才有政治生命，增添了人民军队的活力，住进新鲜血液，使革命队伍有支撑力量，万丈高楼从地气，建设部队也一样，基础夯牢了，革命无不胜。

革命火种虽然微弱，也显示出了他的朝气，象初始火焰散发出光芒，朝着胜利方向进发。

作者：

左显成（1947.6— ），男，资中县人。1964年参加水电建筑施工，1978年天津大学土木建筑地下建筑毕业，在水电十局教授级高工退休职工，现都江堰市作家协会会员，《西南作家》杂志签约作家。自费出版有长篇小说《我要成家》，《浓浓校园情》业已完成长篇小说《大山深情》和《花蕊夫》等作品。还写有诗歌和散文作品，发表在《西南作家》杂志、《中国诗歌网》、《人民网社区论坛》、《当代文学艺术网》、《四川文学网》、《麻辣社区四川论坛》、《美篇》。编著的《人民心中毛泽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