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好人主义”剔除“庸官”、“巧官”

——再论如何识人，用人

曹广真

清朝未期，李鸿章曾说:“天下最容易的事便是做官，倘使这个人连官都不会做，那就太不中用了。”他为什么会这样说呢?因为清朝末年，中国夙以官为荣，人人都想当官。当官以后，又可以让兄弟子侄、亲戚朋友当官。当官不仅有无穷的权力，而且做起来还比较容易，不像干其他行业要有真才实学才行。

说"天下最容易的事是做官”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当时的庸官、巧官太多，庸官的官诀是“混”，懒惰、不进取，不作为，混饭吃。但庸官的“官运”大多不赖。因为，他们大都擅长圆滑保身和投机钻营之术。在这方面有一个代表人物叫王文韶，此人官至軍机大臣，虽在要害部门，却毫无主张，圆滑至极，有个“琉璃蛋”之雅号:”见了上头，上头说东，他也东，上头说西、他也西。每逢见面，无非是“是是是、者者者”。倘若碰到上级要他拿主意，他推脱说:“听不见”。

另外，还有一种官叫“巧官”，这种巧官很隐蔽，因为他既不像贪官那么贪得无厌，又不像庸官那么无能，整天还忙得很。在这方面最据代表性的是那个历三代、相二帝，一路春风，福禄寿俱全的牛人——曹振镛。其实他也不是不贪，只不过是其贪的不是钱财，而是权力，这种贪危害更甚。而且贪官庸官相对容易暴露，而“巧官”技术含量高、隐蔽性强，特别不容易识别。何况，他还善于作秀。上上下下极易被蒙蔽。但凡这地方，这种人如鱼得水、左右逢源，其他人本事再大，能力再强，也难以施展，甚至还会被逆淘汰。

那么有人会问:清朝末期庸官巧官为什么这么多呢?因为当时正是清王朝从康雍乾盛世转向没落的时期，没落的主要标志是官场风气变坏，变得庸俗、腐化。其主要表现是圆滑钻营之徒渐多庸人吃香、而敢于担当的清正之土被冷落。

做官真的那么容易吗?实在说来，并不容易。因为要做好官必须两袖清风、一身正气。上为国家尽忠，下为黎民百姓服务，需要做之事夜以继日也做不完，做不好。像王文韶、曹振镛这样的庸官、巧官虽然都无灾无难到“三公”，却没有流传百世，不仅为时人所诟病，而且还遗臭万年。

社会发展到现在一百多年，政权的性质也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人民当家做了主人，社会风气日渐转好，官场也一路风清气正。但是“庸官”、“巧官”全部消灭了吗?没有。只是换了个名字，叫“好好先生”、或者叫”躺平干部”。这种人信奉“得罪领导、印象不好;得罪同级、工作难搞;得罪下级、选票减少”，所以一切都“好好好”。对上级热衷“吹喇叭”，“抬轿子”一味迎合，投其所好;对同级“你好我好大家好”;对下级“只栽花、不种刺”，赚取廉价的“口碑”。这些人八面玲珑、左右逢源，打的全是个人“小算盘“，得到的是职位，损害的是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如果人人都妨效之，这个地方的正气得不到发扬、邪气得不到遏制，是非分明者被孤立，造成在一团和气中失去发展机遇。在好好先生中，还有一种隐藏特别深，无法被人识破的“老实人”。这种人在任何时候都不发声、不表达立场，从来不担事、不扛事，做不成事，但嫉忌心却特别强，一旦发现别人干成事就“醋心”大发，想尽千方百计把别人摁倒，严重地破坏政治生态和生存环境，造成单位和地方内斗不止，内乱不断。可他一路走来却落了个“老实人”的好名声。因为这种人城府太深、不但干不成事，反而会贻误党的事业。

如何避免“好好先生”当道成风，那就要正确全面地识人用人，始终如一的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用人原则，“去缪吏”、“纠慢政”;在原则问题上不含糊、不退让;在大是大非面前敢于“亮剑”;对各种歪风邪气敢于斗争。最近，欣闻单县县委书记耿振华在防疫抗疫、招商引资活动中，大力推行”不看背景看实绩、不看表面看表现、不看资历看能力”的“赛马”机制，对“敢扛事、愿干事、能成事”的干部优先提拔、大胆使用;对不担当、不作为、失职渎职干部严肃问责、及时调整。同时，还自创了“察、听、谈、评、研”五步识人法，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此经验应在全市、全省乃至全国大力推广，各地也应该仿效之。

2022年9月25日于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