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根性：

《尚书·洪范》里的大中之道

胡春雨

洪者，大也；范者，法也，加起来就是中国人治国安邦的大经大法。了解中国，不能不读《尚书·洪范》。

请出大法，来自周武王推翻殷纣统治后，拜访前朝遗老箕子的现场。此时新政权刚刚建立，如何收平天下、创业垂统，亟待寻求国家道路。武王坦诚求教：“惟天阴骘下民，相协厥居，我不知其彝伦攸叙”。提出了天下太平的终极之问——上天赋于人类生命与性灵，自有使之和谐共生之常道，其中义理安在？来自汉唐盛世的《尚书正义》，为中国人提炼出一道基本哲学命题：天道人事之间有其必然规律，“失道则死，合道则生。”无论世象万变，必有真理永恒，需要我们世代追求。

箕子经过深沉的考虑，把深邃的目光，投向了大舜时代大禹治水的壮举：当“鲧湮洪水，汩陈其五行”，违背自然规律，造成灾难性后果，触犯天怒人怨。艰危之际，大舜毅然“废父兴子”，启用大禹治水，一时感天动地，赢得上苍眷顾。于是至神至圣的一刻，在华夏大地上演：“禹治洪水，锡洛书，法而陈之，洪范是也”。上天把安定下民的九条真理，即“洪范九畴”镌刻龟背之上，让“彝伦攸叙”，为万世开太平。贯穿其中的治世精神，与“无过不及”的尧舜心传一脉相承，我们叫做“大中之道”。

我们生活在科技文明的时代，无法谛视天帝的诏命。但我相信，只有如此恢弘的刻画，才能记述最壮丽的历史。龟，意味着坚贞永恒；天书，乃大自然的神曲。洛水蜿蜒中原腹地，中华文明在此交汇成长。先民在伟大领袖带领下战天斗地，历经无数磨难与求索，终于领悟到上天仁爱之心，求索到必由之路，让我们安身立命生生不息。于是把历史的精神，以精神的写照，永远镌刻在民族精神的意象中。超越历史的现场，成就真理的永恒。

“洪范九畴”首先是中国人熟知的五行，乃生养我们的世界，以人性化的方式，描述了水、火、木、金、土的特质。原来五行并不神秘，所谓“行”乃行走的行，意味着世界的永恒运动与变化。《孝经》云：“天地之性人为贵”，五行的意义在于以人的立场把握天道：“水火者，百姓之所饮食也；金木者，百姓之所兴作也；土者，万物之所资生也。”无论形态如何变化，科技如何昌明，五行以至为简洁直观的方式把握世界，回顾物质文明乃至整个人类文明的不同形态，依然由五行变化而成。譬如《管子》云：“地者，政之本也，是故地可以政正也。地不平均和调，则政不可不正也”，从一个侧面阐发了洪范大义。直至今日，围绕土地的归属与利用，发生了多少改天换地的往事。

洪范接着从人事展开，“次二曰敬用五事”，走的依然是《大学》时代“壹是皆以修身为本”的路径，进步事业永远从自我革命开始。貌、言、视、听、思五件事，我们每天都在面对，决定着生命高度。首先是整体精神面貌，恭敬而不放肆，来自内心的敬肃，乃立身之本；其次是妥当恰当的言论，《周易》云：“言行，君子之枢机。枢机，制动之主。枢机之发，荣辱之主也。”说话办事靠不靠谱、多大水平，决定我们能走多远；然后是善于观察，练就一双明察秋毫、洞察本质的慧眼；然后是善于听取意见，汲取智慧，才能明辨是非，多谋善断；最后是深刻的思想，当我们上下求索，通达人情事理，也便超凡入圣。如此看来，活出生命的高度不易，但要诀并不复杂，只是用一个“敬”字驾驭自己。

做好自己，才能创造价值、实现价值。接着是“八政”：食、货、祀、司空、司徒、司寇、宾、师。《三国志》云：“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解决三农问题，保障粮食安全，永远是生存之基。“货”的概念大体包含了今日整个国民经济领域，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到今日的高质量发展，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王道。《左传》讲，“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祭祀以无用为大用，乃中华民族精神生活的主要方式，以诚敬的信念、规范的仪节，寄托神圣的价值、精神的血脉，关乎灵魂之大，亟待重构。继而工程建设、文化教育、司法治安、交际往来、武装力量，以人为本，为国家治理展开了基本框架，留给每个时代写出自己的版本。

“八政”规模宏大，把握的关键在于一个“农”字，对此古人解读为“厚”，意谓“政施于民，善不厌深”，足见中国式的政治伦理。接着就是仰观天象，“施人之政，用天之道”，以年、月、日、星辰、历数为“五纪”，毕竟人类只是上苍的孩子。敬天法祖、天人合一，乃中国人固有的精神传统，让我们不忘本来，敬畏感恩。破除迷信，可以是修正信仰的迷失，但不是放弃信仰，让灵魂游荡。接着，终于来到了洪范的中心地带：“次五曰建用皇极”。在中华文化里，“皇”乃“大”的意思，至于“极”，应是最高原则。在汉唐时代恢弘的国家哲学里，被高度概括为一个“中”字，加起来就是中国人根本的治世精神：“大中之道”。每个文明都有赖以存在的准则，直到清代，高悬金銮殿上的“建极绥猷”，说的便是这层意思。

“一个国家的强盛，离不开精神的支撑；一个民族的进步，有赖于文明的成长”。在“顺天布政”的基础上，实现社会进步与人的全面发展，最终是文化层面的构建。《孟子》讲：“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心也”。在中国这样的文明体，“政，谓法度禁令，所以制其外也；教，谓导德齐礼，所以格其心也”，离不开法治和德治两腿走路。苏东坡在宋朝命运的转折点上曾经说过：“国家之所以存亡者，在道德之浅深，不在乎强与弱；历数之所以长短者，在风俗之厚薄，不在乎富与贫。”人民有信仰，民族有希望，国家有力量，自古而然。

洪范提出凝聚核心价值观，把握社会发展的方向盘，办法是“敛时五福，用敷赐厥庶民”，顺应人性中的美好向往，引领社会崇德向善。在此过程中，“乃以大中教民也”，所以“皆求大中，是为善之总”，无论个人、社会、国家层面皆是如此。在先进文化持续浸润下，人民会“积久渐以成性”。在这样的社会里，“凡厥庶民无有淫朋，人无有比德，惟皇作极”。行为中正，风俗醇厚，人民普遍信奉共同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准则，各种丑恶行为、错误思潮没有市场，安享和谐社会之福。这样的场景，令人想起孙中山先生的论断：“一个国家的伟大，不在于它的人民富有，而在于它的人民幸福”。在中华文化里，人类只要发扬上天赐予的德性与智慧，“若能五事皆敬，则五福集来归之”。

和谐社会不可能从天而降，在于让人民看到团结向善的力量。“凡厥庶民有猷、有为、有守，汝则念之”，对于德才兼备、操守坚贞的优秀人才，要充分使用起来，选人用人、精英阶层的引领作用至关重要。但注意不能求全责备，贵在循循善诱，以各种形式劝人向善。在社会治理中，既照顾困难群体，又坚持从严治吏，“无虐茕独，而畏高明”。让有为者有位，为担当者担当，使之享有与其才德贡献相应的尊荣，从而凝聚人心，“使羞其行，而邦其昌”。但对于本质恶劣的人不要抱有任何幻想，“其作汝用咎”，迟早败乃公事。

按照箕子为武王作出的远景规划，以强烈的责任担当、高超的领导艺术，发扬历史主动精神，最终让社会走上公平正直、坦荡无私的正轨，远离营私自立、偏颇作恶的邪路。“会其有极，归其有极”，实现社会风清气正。洪范的崇高政治理想是，“曰天子作民父母，为天下王。”到了中华文明现代转型之际，孙中山先生提出“国家之本，在与人民”，因此谋国者的责任是，“人民所做不到的，我们要替他们去做；人民没有权利的，我们要替他们去争”。回顾历史，一以贯之。

洪范在方法论上，提出了正直、刚克、柔克三种品德，既要注意守正纠偏，又视情况刚柔相济，社会政治混乱时从严治理，清明稳定时宽缓不苛，“平康正直，强弗友刚克，燮友柔克”。令人想起汉光武帝的“柔道治国”，其中大义如王夫之所言，“柔者非弱之谓也，反本自治，顺人心以不犯阴阳之忌”。毕竟，“刚不恒用”，不得不然，以柔治国才是常态。万物变化无穷，应酬万变贵在刚中有柔，柔中有刚。在维护最高领导权威上不能含糊，一旦权力分化弱化、各种派系杂糅，势必上下大乱，“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国，人用侧偏僻，民用僭忒。”其惨烈后果，“言秉权之臣必灭家，复害其国也。”阅览古今，不仅是先见之明。

《礼记》云：“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这当然体现在箕子“择建立卜筮人”的论述中，这种传统在大量出土的甲骨文中得到了印证。占卜的原理，对今人而言可能不好理解，但从洪范的论述中，至少可以看见祖先对天道的敬畏，体现为严谨的态度，“三人占，则从二人之言”。在面对重大抉择时，“汝则有大疑，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无论论证方式如何展开，这种民主决策作风，无疑具有高度合理性。至于评判吉凶的原理是否“科学”，似不宜以后人的眼光臧否古人。

在随后的“庶征”中，先哲以宏大的思考、壮阔的场景，突破天人之间的藩篱，展示了中华文化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的气度。这个世界上，大自然有其常道，人是其中的主动性因素。也许所谓神学，乃人类对宇宙精神的把握，投射在吾人性灵之中。先哲告诉我们，譬如气象变化决定万物生长死灭，就像人事得失决定时代盛衰进退。《荀子》云“万物同宇而异体”，天人之间并非截然对立的世界，朱子以为“总合天地万物的理，只是一个理”。譬如执政者严肃恭敬，就像好雨时至，“曰肃，时雨若”；所行狂悖，就像大雨成灾，“曰狂，恒雨若”；政治清明就像阳光普照，“曰乂，时阳若”；道路错误就像骄阳肆虐，“曰僭，恒阳若”。洪范又从明察、谋划、思想共五个方面论述了人事得失及其不同后果，结合中外历史经验，可谓鞭辟入里。

洪范把君、臣、吏、民根据其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比作岁、月、日、星，关系理顺了、位置摆正了，则“百谷用成，乂用明”，人民丰衣足食，社会政治清明，其中一个关键指标是“俊民用章，家用平康”，君子道长，贤能在位。一旦人事失序，譬如天体混乱，各种社会病症随之爆发，甚至惨不忍睹。洪范“又言民各有心，须齐正之”。对此《资治通鉴》总结道：“教化，国家之急务；风俗，天下之大事。”结合今日世界个人主义横行、民粹主义泛滥等乱象，不是一句主权在民、生而自由可以解释。乃知“既言大中治民，不可改易”，当人们把某种原本深邃的思想引向极端，甚至走向它的反面，只能自食其果。恭读洪范，学到的是进取精神，也是忧患意识，乃知中正之道无所不在。

最后，洪范在尘世之中为中国人树立了信仰：“为善致福，为恶致凶”。我们现实的遭际，来自终身的修行，只有在各自位置上做好自己，才能获得福报，否则将给自己甚至子孙种下恶果。人生的终极理想不在来世，而在于以大中之道广种福田，收获五福：长寿、富裕、健康、美德，直至圆满善终；当我们偏离中道走上邪路，则会遭遇横祸、酿成疾患、陷入忧愁、生活贫困、品行恶劣，最终沦为弱者。一切福祸，皆由心生。

一篇洪范，传授的是中国人的治世精神，落脚点却是成就每一个人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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