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难忘的知青岁月
宋小君
（1）
1977年，我高中毕业的那年，响应国家号召＂上山下乡＂是时代潮流。
17岁的我，自幼身体虚弱，爱闹些小毛病，父母多有担心，怕我下乡不适应。爸爸想让我回老家沂南县，一则因为那里是革命老区，长辈们都是老党员，老革命，有这份红色根基，或许能受到相应的照顾；二则我这个高中毕业生，或许有更大的作为。而母亲则想提前退休，让我顶替。父母的心意我懂得，但当时我怀着一腔热血，毅然坚持自己的选择，与同学们一起上山下乡，走自己的路。
我们是周村区第五批下乡的知青，是粉碎＂四人帮＂后継承毛主席的遗志，坚持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道路的第一批知青。当时的欢送仪式搞得很隆重。
忘不了1977年8月14日那一天。爸爸一大早就去买来早餐，吃过后他和弟弟就出去了，妈妈一直没有起床。我知道，自从下乡的名单公布后，妈妈就吃不下，睡不着，心里虽有万般不舍，却一直在默默地为我准备着行李，被褥都是新里、新表、新棉花，还为我做了一身新衣服，每每用心叮嘱着："一人在外注意身体，保护好自己，干活别逞能。"回转身便留下几声无奈的叹息！而临近下乡的这几天，妈妈的话少了，想必昨晚上一夜沒睡，或许哭了一宿。
忘不了跟妈妈辞别的那个场景。我背上写着＂为人民服务＂字样的黄背包，把印有红五星和＂广阔天地 大有作为＂毛主席语录的草帽挎在背后，走到里屋的门帘前，想要掀帘，伸手又止。我没有勇气面对妈妈那双红肿的眼睛和憔悴的脸庞，便小声说一句：＂妈！我走了。＂没有回音，继而我哽咽着大些声说：＂妈，我走了！＂过了一会听到里屋妈＂嗯＂了一声，随后传出抽泣声......我不敢再安慰妈妈半句，快步走向集合地点。
我的行李几天前就送到知青点了，我们一身轻装，佩戴大红花，集体到"九六五五″部队礼堂参加欢送大会，会后乘坐专用敞篷车，准备起程。来送行的家人、朋友们早已等候多时，相互簇拥着，嘱咐着。这时隐约传来一位女生的哭泣声，这是一位姓张的姑娘，父母早逝，是跟随大姐的单位丝厂子弟一起下乡，看到来送她的大姐痛哭不止，她大姐再三嘱咐带队干部和知青们，要替她照顾好这个没有爸妈的小妹。此情此景触动了每个人的心，刚才还有说有笑的知青们，顿然哑雀无声了。
我的心情本来还比较平静，可上车后，猛然在拥挤的人群中看到了小弟，他骑在爸爸的肩头，使劲地向我招手，爸爸的脸涨得通红，开始我兴奋地向他挥手，可想到马上就要离开生我养我的父母，离开这个温暖的家，离开可爱的小弟和亲爱的姐姐们，强忍住泪水回转过身去，可汽车开动的那一刻，再也忍不住压抑的心情也放声哭了起来。
（2）
我下乡的地方，是离周村城区二十多里路远的萌水公社的萌水村。
敞篷车一路东南方向行驶，行至距离萌水大桥几十米远处停下，眼见大桥南端是公社组织前来欢迎的队伍，彩旗飞扬，锣鼓喧天，那场面真是热闹非凡。
我们下车列队依次走过大桥。对我而言，走过的不仅是第二故乡的这座桥，而是迈出了踏入社会的第一步，开启了真正意义上的人生旅程。
简短的欢迎仪式后，我们直接来到萌一大队知青点。
萌水村是公社驻地，四个大队设有三个知青点，分别是萌一点、萌三点，萌二和萌四合并一个知青点，统称萌四片。
我很幸运分在了萌一大队。萌一点是萌水知青的中心点，带队干部办公室、会议室、会计办公点，集体食堂都设在这里，所以生活和出工也相对方便了许多。一排整齐的知青集体宿舍坐北朝南，前排右边是食堂，食堂外有火烧心热水炉，食堂和宿舍空间处有一口水井，生活、洗漱非常方便。虽然没有院墙，但用树枝密密麻麻扎起来的一米多高的栅栏围墙，也别有一番风味。
我被安排在紧挨着会议室的多人宿舍，分里、外两间，共住8人。因房间宽敞、明亮，所以没有拥挤的感觉。行李箱和床位，老知青的学姐们早已安顿好了。还在行李箱下，用砖头垒了一个小台子，上面放饭碗、水缸子等生活用品，下面放脸盆、洗漱用品，如此周到，让我有了家的感觉，倍受感动的同时，多了些许慰藉。
我们的知青点位于偏村西的位置，是萌一大队中心部。周边的环境非常优美，路西边是一个深深的断崖，断崖下边就是富有传说故事的范阳河。
那清澈见底的范阳河流，由西南方向蜿蜒而至，站在崖上远远望去，宛如一个大大的问号，流经脚下的这段河道，又向东缓缓流去。河床西岸是一片辽阔的沙滩，沙滩上是一片挺拔的白杨树林，如此美丽而带有童话色彩的居住环境，令人产生无限美好的遐想。知青点，是我梦寐以求的理想港湾，在这里我度过了一段美好的、难忘的知青岁月。
（3）
几天的熟悉环境、适应生活后，真正的插队生活开始了。
忘不了各小队队长来领兵的那天，我和李玉玲分到了萌一的三小队。当带队干部介绍我们小队长胡以胜时，我立即对这农村的中年人产生了好感，只见他干净、俊俏，身材匀称，站起身时，脸上还略带一些羞涩，穿着一身粗布工作服，虽然洗得褪了色，却更显得干练、稳重，我暗自庆幸，这胡队长干练而又如此羞涩，想必脾气肯定也差不到哪里。
正如我的猜测，插队到萌一的三小队，是我的幸运。
我清楚地记得，第一天干活是在西坡里翻地瓜秧。有第三批老知青的带领，少了一些生疏感。社员们来到地头，依次排开，蹲下身子就干了起来。我们也学着社员的样子，一边翻地瓜秧，一边拔掉杂草，社员们或说着有趣的新鲜事，或拉着家常，不时传来阵阵笑声，也不误手下的活路。这可不是我想象的那样，弯腰驼背，你追我赶，互不相让的场景，心里觉得轻松了许多。
下乡两年，胡队长及社员们对我们非常好，处处给予帮助和照顾。劳作虽然辛苦，但一点也没有嫌弃、难为我们，只是自身条件的原因，有些农活确实有些力不从心。
记得有一次，为刚栽的地瓜苗浇水。我个子矮，挑着两桶水，在松软的地瓜脊上迈大步行走，水桶晃晃悠悠，脚下不稳，连桶带人摔了个四脚朝天，水溅到土上弄了一身泥，当时我一副狼狈相，可我是个要强的人，不服输，爬起来继续干。
还有件事让我刻骨铭心。有段时间，知青统一到萌水大队砖窑厂劳动。有一次上夜班，我在高台上往搅拌机里填土，一不小心脚下踩空，从高台上掉了下来，因为台下有些松散的土，并没有摔伤，可回头一看，却吓出了一身冷汗：在离我半米多的地方，就是飞快转动着的、毫无安全防护的电机皮带轮，它正快速飞转带动着搅拌机运作，当时，我魂飞魄散，哭喊着回到知青点，当夜就高烧不退，大病了一场，现在想想还有些后怕呢！
1977年底和1978年初，老知青陆续回城，三小队只剩下了我和玲子姐。
记得一次正值农闲，队里安排出大栏，这算是累活了，男女同工，按劳分配。我和玲子同出一圈。我们俩个子矮，力气小，锨柄又短，自然十分吃力，别人都是一家几圈，由男劳力出工来做。
我俩穿着雨鞋，在又臭又脏的猪圈里吃力地干着，越挖越深，高举着锨头也够不着那出栏的龛台口，时不时还有散落猪粪弄在头上或身上，我俩费了两天也没出完一栏，相对无奈地苦笑着，十分难堪。后来还是队长给解了围，按平方给记了工分。
（4）
下乡两年，和社员们一起出工，一块干活，不惜力气，没有城市青年的那种娇气，所以受到队长和社员们的一致好评，也与他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队长和社员们的关爱，给我留下了许多美好的记忆。
下乡第一年的冬天，我体弱虚寒，双脚严重冻伤，脚面、脚指红肿，穿不上鞋，脚后跟破裂，每晚脱袜子时，血肉相连，疼痛难忍，走路一瘸一拐的。这让社员李秀红看在眼里、疼在心上，她悄悄为我做了一双黑条绒带扣眼、系鞋带那种的新棉鞋，她还有意做得大了一号，我穿在脚上又暖和又舒服，那份感动真是难以言表。
1978年夏天，我们给玉米锄草，队里实行包干到户，我和一起下乡的玲子姐算一户。那玉米已有一人多高，玲子姐身体不适应请假了。我一个人穿梭在偌大的青纱帐里，又害怕，又担心。 为这我也苦恼过，可我还是坚持下来。没有想到的是，胡队长和生产副队长在悄悄帮我锄地，当两个队长出现在我面前，并递上从邻村刚买来了新鲜的黄瓜，半开玩笑地说：＂来！祝贺一下，完成任务啦！”我顿时懵了，可很快反应了过来：这几天锄地时，胡队长过一会就叫一声：＂小宋，出来透透气，歇一会儿。”原来，他们俩一直在离我不远的地方陪伴着我，直到帮我把地锄完。这令我十分感动，并时常勉励着我，下定决心，一定要在广阔天地里更好地锻炼自己！
每当夏、秋农忙时，各生产队有专人到知青点带饭到地头吃。每当这时，知青点也改善伙食，有时是大蒸包，多是白馒头和肉炖菜，量也多，我们就和社员们一起吃，就像一家人一样有说有笑，有些男社员不好意思，我就故意和他们换煎饼吃，避免了尴尬，也增进了一份信任和友情。我渐渐发现，换给他们的馒头，他们都不舍得吃，而是带回家去给老人或孩子们吃，这更让我看到了农民最纯朴，厚道的一面，这种孝悌之情深深地感染着我。
还记得那年秋季收玉米，在食堂做饭的知青想吃甜棒秸，我就找副队长说：点上做饭的姊妹想吃甜棒秸，没曾想他叫上几个人，一会工夫，就割了一大捆，我们几个人也抱不了，回到点上知青们抢着吃，每根都甜得淹嗓子。知青们吃在嘴里，甜在心里，纷纷夸赞我们队的社员这么好，都羡慕得不得了！
（5）
下乡知青的生活虽有艰辛、苦涩，也有许多甜蜜和浪漫的故事。
一天劳作回来，拿上脸盆、毛巾和换洗的衣服，顺着断崖上修好的台阶走下去，到小河里洗衣服。河水清凉爽身，也洗去一天的疲惫。
清澈见底的河里，时常看到那顽皮的小鱼虾追逐着、嘻闹着，随波漂流，有时还能捉到几只小螃蟹。河水推动着水草拍打着岸边，似在切切私语，相互抚慰着，时时传来河水叮咚的声响。
那时候，知青点上也流传着许多知青歌曲。如北京知青《远飞的大雁》，歌词大意是：＂远飞的大雁，请你快快飞，捎个信儿到北京，远方的儿女想家乡的母亲！＂；还有青岛知青的歌：＂年轻的朋友你来自何方？我来自青岛可爱的家乡，如今毅然来到这里，茫茫的荒原，多么凄凉。想起了临行前的情景，父母和朋友为我送行......＂。这些知青歌曲都是在原有的曲调上改添了新词。这些歌曲调优美，朗朗上口，虽说歌词有些悲凉，却恰恰道出了当时知青们的心里话，倾诉了知青们对前途渺茫的苦衷。
那年月，也时常有知青恋爱的传说故事。十七、八岁的男女青年，情窦初开的年龄，远离父母，来到新鲜而陌生的地方，未知的前途，令人迷茫。他们一起劳动、一起生活，相互鼓励、支撑着，日久生情，也在情理之中。对于年轻的恋人，不仅是情感的慰藉，也是一种精神的寄托，一段美好的青春记忆，很是令人羡慕。但随着知青陆续返城，离开了知青生活的特殊环境，各自有了新的人生目标，那些关于爱的故事，渐渐淡出了他们的生活，继而烟消云散。但正是那些纯真的情感，那些温暖的柔情，伴随知青们度过了那个寂寞的年代。想必这份美好，故事里的主人今生今世也难以忘怀吧！
（6）
1978年的麦收季，成了我今生难忘的痛......
记得那天，等社员们把已脱粒的麦子摊开时，都已是过晌了。队长留下部分人看场，让其他人都回去吃饭，我和玲子姐赶忙往知青点走。俗话说：＂六月天，孩子脸，说变就变＂，等我们走到村中的碾棚边时，就听见远处传来阵阵闷雷，一声紧起一声。转眼间，乌云密布，就“上来天”了。我俩四目对视，二话没说，快速往社场跑，社员们也火急火燎地赶了回来，拿起工具抢收麦子。霎时间，大风大雨夹挟着冰雹同时袭来。冰雹象花生米大小，不时地打在头上、脸上和手上，手背和身上被打起一个个小红包，顾不上疼痛；草帽打烂了，就把梳成捆的麦秸扣在头上，继续抢麦子；无情的冰雹把麦粒砸入地面，扫也扫不起来。几个上了年纪的大爷大娘，把镰刀、杈子、木锨从场院屋子里扔到场院里，想以此“斩断”风雨和冰雹，但老天爷根本不听……老人们捶胸顿足，老泪纵横，痛心疾首。
风雨和冰雹终于停了，社员们想到了被大雨冲走的麦子，纷纷跑到路边水渠边去捞麦子，那场面让我终生难忘。
麦子，从秋种，到冬季管理，春季返青灌概，全队人的辛勤劳作，到了夏收，眼看就到嘴边的麦子，一场雨，一年的希望全没了。
到了分麦子的时侯，社员们三三俩俩地来到社场，分到了少许发霉的麦子，脸上失去了往年的喜悦。
45年过去了，不堪回首。这场亲身经历的惊心动魄地抢收麦子的场景，仍然常常浮现在眼前，真真体会到了：＂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苦滋味啊！
（萌一点回乡知青，左起：李玉玲、赵红、严登庆、赵德亭、秦利昌、袁国庆、宋小君、彭霞）
（7）
1978年9月份，第六批知青也下乡来了，我们队分来了3名男知青，都是低一年级的学弟，他们是：满春晓、严登庆、沙宝良。他们年轻、帅气，幽默、风趣。他们的到来给知青点和生产队带来了无限的活力，社员们更是如获至宝。我们一起出工，有说有笑，他们朝气蓬勃、不知疲倦的青春活力以及浑身洋溢着的阳刚之气，深深影响着我们，给知青点带来了许多欢乐，增添了许多乐趣。
我们知青每月有三天假，可以根据需要轮休。1978年国庆节期间，因队里秋收后忙于整地，准备种麦子，我一直没休假，没有想我二姐和青州来的大表哥来接我了。当他们一路询问着，出现在田间地头时，我高兴地跳了起来，跑上前去紧紧地拥抱二姐。
表哥是休假来看我妈的，顺便向我借用高中课本，准备复习考大学。归心似箭的我向队长请了假，由表哥带着我一路飞奔，心里那个高兴啊。
回到周村，先到照相馆，我们姐妹拍了一张合影。时隔45年，这张照片弥足珍贵啊！年轻的二姐，两只漂亮的大眼睛雪亮、炯炯有神，那年我18岁，不由地心生感叹：时光如梭，光阴无情，年轻的时光多么美好，多么令人留恋。
有一次我休完假要回知青点，爸爸托人从外贸公司买了一网兜铁罐的果汁让我带着，我嫌带着太重，执意不要，他就非要送我回知青点。20多里路，出了周村过了尚庄就是一路上坡路，还要过个大交界。正值夏天，爸爸骑着自行车，弓着背，两腿吃力地蹬着自行车，身体随着踏脚的转动而起浮，汗水顺着面颊、脖径直往下流，白色汗衫全被浸透了。我实在不忍心，说要下车，他却不允许，继续拼命地骑着。爸爸的汗在淌，我坐在后座上眼里的泪水也在流，这泪水不光是心疼，也有悔过的泪水。
我年轻、任性，对有些事理解不透，老和爸爸拧劲着。爸爸是个老革命，军人的性格刚毅，说一不二，做事严谨，平时对我们要求又非常严厉。就为这，我时常与他争执，有时很久都不和他说一句话，好像有意惹他生气。今天看着爸爸汗流浃背，带着我吃力前行的样子，不觉心里万分惭愧，不经他同意，我跳下车子，从他手里抢过自行车，慢慢地拱着前行，一直到交界顶处停下，让爸爸在树荫下喝点水，凉快一会。他可能看出我哭过的样子，却安慰着我说：下去交界就快到了，这段路就省劲了，听了爸爸的话，我的泪忍不住又涌出眼眶。
前两年，当我第一次读到了朱自清的散文《背影》时，我的眼前却出现了爸爸弓着背，吃力骑着车，那被汗水浸透了的后背，眼睛渐渐又模糊了。
下乡两年有辛苦劳作，也有充分发挥我的特长，令我开心快乐的经历。
我们知青点有个文艺宣传队，我也是宣传队的骨干成员。粉碎＂四人帮＂后，宣传任务多，也常迎接区知青办及公社领导检查知青工作，时常调回点里排练节目。我们演过的节目特别多，有表演唱《十大嫂批判＇四人帮＇》《都和雷锋一个样》，舞蹈《不落的红太阳永放光辉》，也有我的独唱。
1979年春节前后，知青宣传队，被时任公社文化站站长胡立禄（他曾被评为全国优秀文化工作者，后调到周村区教育局任纪检书记）抽调到公社集中排练，代表公社参加全区文艺汇演，那次汇演，萌水公社的节目都很精彩。
特别荣幸的是，我演唱了萌水中学音乐教师王川昆老师的原创作品《三尺讲台写春秋》，并得到王老师亲自指导，他耐心地传授歌唱技巧，使演唱获得巨大成功。后来了解到，王川昆老师是山东省艺术馆下放到萌水中学任教的，他艺术造诣深厚，后来被调到淄博市群众艺术馆工作，直至退休。现在想想，当时能得到王川昆老师的指点，自己的演唱水平得到提升，为以后的歌唱生涯奠定了基础，是我最大的收获。
（8）
1979年5月，是我临近返城的前一个月，我们和队里的全体女社员集体请假，借来几辆自行车，每两人骑着一辆，去淄川玩了一天，并到照像馆集体合影留念。这一举动在队里引起了热议，队长和社员们大大赞赏，说我们真正融入了农村这片广阔的田地，真正地成为生产队中的一员。话语间也透露着对我们即将回城深深的不舍。这张珍贵的合影，不仅留下了姐妹的深情厚谊。也索引出无限的牵挂，40多年啦，照片上的姐妹们，你们还好吗？嫁得怎么样？日子过得好吗？借此寄上我深深感激之情和无限的牵念！
1979年6月，我回诚的名额己经笃定（因我父亲是二等甲级残疾军人）。这是我知青生活中最后一个麦收季。
这一天，是割我队最南边的、也是最后的一块麦田。它不算宽，却很长，是我见到过的最长的，近乎于望不到边的麦垄。社员们站好地头，弯腰驼背，挥舞着镰刀，你追我赶，欣喜地收割着一年的希望。有个男社员回身对我喊着：＂小宋，割些麦子吧！再不割，可能以后就没有机会了＂！我高兴地回应着：＂那道是！我来割！＂，下乡两年，第一次割了一天麦子，我学着社员的样子，那天我干得热火朝天，汗流浃背，觉得有使不完的劲，就是想最后多为队里干点活，贡献一份力量。
20天以后，1979年6月28日我返城，招工进了第三毛巾厂工作。这一别竟是40年。
2017年4月23日，在阔别第二故乡近40年后，在萌三村委和党支部领导的支持下，由第四批知青朱德军等人牵头，有近60名知青参加了萌水村知青返乡＂回访第二故乡，追寻青春梦想＂联谊会。
联谊会举办得简单而隆重。萌三村委热情迎接了我们，简单的欢迎致词、介绍情况后，我们分片各自到插队地方寻亲访友。
阔别40年，萌水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以前我们出工的那条土路，变成了宽阔、平坦的柏油公路，路南边的破旧民宅，已是高楼耸立，旧貌变新颜了。我们凭印象一路寻找到了一片知青点，那排曾经的知青宿舍已成私人住所，我们在大门前合影留念。幸运的是前排食堂还在，征得住户同意，我们进去，看着结构未变的房子，那种亲切感油然而生，我们回忆着，追述着，越说越兴奋，40年前那朝气蓬勃的生活情景又一次浮现在眼前......
我和玲子姐来到断崖边，那条蜿蜒的范阳河，不知何时已退到了很远，很远，崖下灌木杂草丛生，再也找不见了那梦中的西沙滩和幽幽的白杨树林，难免有些失落。
（ 左起：李玉玲 宋大娘 宋小君 于大娘 男社员 知青严登庆）
我们又寻到村民的
最后知青和村干部、部分村民在“上坡地”生态园聚餐，大家畅所欲言，共叙改革开放给农村带来的巨大变化，展望未来，畅想美好前景。
让我惊喜的是，又一次见到了1979年参加周村区文艺汇演时、萌水公社代表队的乐队演奏员胡以尚老师。我们彼此认出了对方，老朋友重逢格外亲切，通过交谈更多了解到，那时他在萌水小学当老师，几十年一直从事教育工作，直至60岁在校长的位置上光荣退休。听说他现在也在周村定居，我们约定周村再相聚。
（中间带孩子的是王川昆老师，他左边是胡立禄老师，前排左二是胡以尚老师。二排右一是宋小君）
忆往昔，知青岁月有苦涩、有快乐，更多的是感动和收获。两年的插队生活，我们扎根农村，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自觉接受再教育，“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学到了贫下中农艰苦奋斗，勤劳质朴的精神；也深深体验到了农民生活的艰辛和不易。锻炼了意志，增强了体质，也铸就了吃苦耐劳的品格，是一段光荣而自豪的青春奋斗史，这是我人生中宝贵的精神财富。
萌水，是我的第二故乡，是我魂牵梦绕的地方，那里有我青春快乐的足迹，有我一生也剪不断的情缘。
弹指一挥45载，而那条美丽的、蜿蜒流淌的范阳河，那片金灿灿的西沙滩，那片幽幽的白杨树林，那些善良纯朴的农民，那段激情燃烧的知青岁月，还有发生在这块土地上的美好故事，永远清晰地萦绕在我的脑海里……
忆峥嵘岁月青春无悔！
看人生旅途芳华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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