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首歌的故事

李孔涛

前不久，朋友给我发了一个视频，打开后，似曾相识之语句赫然入目，动人心弦之曲调缓慢入耳：“啊，未来的道路多么艰难，曲折又漫长，生活的脚印深浅在偏僻的异乡。跟着太阳出，伴着月亮归，沉重地修理地球是光荣神圣的天职，我的命运。……”

这首歌倾刻间把我带到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我和一大批青年到黑旺修建辛泰铁路。住简陋之工棚(上下铺)，干钻枪工之苦累活 ，每周6个工作日，8小时工作制，每天工资1.48元。、那时没有电视，收音机也很少，文艺生活枯燥无味(听大喇叭播放如《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下定决心》，晚上或到小山走走或凑到一块闲聊等)。刚去几天，工区还比较平静，三五天后哼唱声渐起，一曲唱罢一曲又起，口琴声也混杂其中。我刚出学校门，对这些歌从未听过，感到很好听，和耳熟能详的革命歌曲截然不同，就好奇地跟着哼唱起来，也不知道什么歌名，后请教工友，才弄清楚歌名:" 在那遥远的地方” 、“莫斯科郊外的晚上”、 “知青之歌”等。我们所住工棚约有十米长，约有五米宽，工棚各相隔几米，只要有唱歌者声，各个工棚都能听见，片刻间就型成大合唱，我所住工棚率先垂范，常有其他工棚来学习请教。

人怕出名猪怕壮。山上深秋格外冷，再加工棚墙由木板拼凑而成，透风漏气，天黑后都陆续钻进被窝御寒，嘴里却随声哼唱。周日这天晚上九点，木门突然被撞开，工区指导员带着几人，气势汹汹来到棚内，歌声戛然而止。他一脸怒气，所说的话比刮进来的风还凉：“唱啊，继续唱啊，怎么不唱了。” 他看到我们都被镇住了，又挥着手大发淫威:“年青人不知天高地厚，你们除了唱靡靡之音，就唱反动歌曲， 知不道‘南京之歌’词曲作者已经被判了十年徒刑？你们还想步其后尘？我警告你们如果再执迷不悟，胡唱乱唱，将受到严惩……”

指导员一通大声训斥，看到无人敢吭声，已达到了杀鸡儆猴之效果，这才撤兵。工棚里寂静无声，指导员这一番话，犹如当头棒喝，把我们都打蒙了。不一会，我们三三两两起身做起来，七嘴八舌：“写一首歌被被判十年徒刑？”"吓唬人吧。”“这么优美动听的歌怎么成反革命歌曲呢？……

不让唱歌，青年人都似丢掉了魂魄，工作有气无力，没精打采。工区领导也注意到这些情况，大喇叭里一再强调要抓革命促生产，大干快上，坚决完成目标不动摇，苦口婆心强调：苦不苦想想红军两万五，累不累想想革命老前辈。压迫越紧，反抗越强。几天后，歌声又响起来，可能是怕影响工程进度，指导员装聋作哑，没再干涉，随后犹如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星火燎原，哼唱着歌曲，青年们精神焕发，又生龙活虎投入到工作中。

止住追忆之步伐，我又再次重温视频，其来龙去脉终水落石出。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主席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随后全国各地掀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之大热潮。这其中就有任毅，他又名任安国，1947年出生，南京五中1966届高中毕业生，其兴趣广泛，爱好艺术。上小学时就进入闻名全国的艺术团体——南京市小红花艺术团，学习唱歌，上中学时又进过南京市中学生艺术团，学习二胡和吉它。

1968年12月26日，南京五中下乡知青来到江浦县永宁公社插队落户，任毅等人所在的知青点后来成为全公社知青经常聚会的地方。刚下乡时，知青们都相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是有必要的，所以劳动都很卖力。由于任毅干活肯下死力气，每日工分挣到了9.7分。但是不久，他们便开始产生怀疑，认为知青下乡给农村带来了新的负担，农民并不欢迎他们，知青在叫苦，农民也在叫苦。1969年夏收之际，任毅所在公社的知青中弥漫起一种失望的情绪，知青们聚在一起，弹着吉它歌唱：“流浪人归来，爱人已离去。内心无比凄凉，我活着为什么？应该怎样活我不敢想，也不愿想，前途在哪里？”

1969年5月下旬的一个晚上，南京五中的知青们又聚集在任毅所在的小茅屋里，又把过去的歌轮番唱了一遍，大家仍然觉得心中空虚。这时，任毅的朋友唐又龙忽然站起来对他说：“工人有工人的歌，农民有农民的歌，任毅你写一首我们知青的歌吧。”此话对任毅触动极大，当晚他就抱着吉它开始谱写《我的家乡》 ，第二天早晨，他完成词曲，写下了演唱要求：“深沉、缓慢、思念家乡的。”然后，又注明：“南京市五中集体词曲”。

这首歌是有雏形的。1964年南京五中高世隆等一批毕业生自愿去了新疆，在戈壁滩上，他作了一首《塔里木，我的第二故乡》，五中的学生们听了很感动。1969年5月任毅等来到江浦县汤泉公社同学处，听到了这首歌，顿时涌动起创作一首知青歌曲的激情，在大家鼓励下，任毅在这首歌的基础上做了大幅度修改。当写到“告别了妈妈，再见了家乡”这一段时，任毅的心情很沉重，同时又觉得吐出了胸中之块垒。

《我的家乡》写出后当即被人拿去传抄，以惊人的速度在知青中间流传开来。夏收之后，任毅在回南京的渡轮上听到有人唱这首歌，于是走过去，故意问：“你们唱的是什么？”那些人很不屑地回答道：“看你的样子像是知青，怎么连这个歌都不知道？这叫《知青之歌》！”

任毅对唱歌的人说：“我是五中的学生，我认识任毅，他创作的歌曲好像不是深陷，是深浅。”船上的知青说：“深浅，哪有深陷好啊！”当初他写这首歌时没称之为《知青之歌》，因为歌中没有豪情壮志，只是表达了知青的一种思乡情绪，表达了知青作为一种非工、非农、非军、非学的特殊阶层的强烈失落感。

无独有偶，上海知青在去黑龙江的火车上，一路吟唱这首歌；江西某县知青在开会前的唱歌比赛中，居然也唱起了这首歌。任毅的朋友学着列宁评价《国际歌》的口气说：“凭着这首《知青之歌》，你可以到处找到朋友，找到吃，找到住。”

为什么众多青年人冒着被打着反革命与坐牢的危险，偷着哼唱。因为它唱出了知青们的心声。表露了知青们对故乡的眷恋，对亲人的怀念，对现实的无奈，对前途的茫然，对未来的憧憬。无疑这首歌词哀伤且优美，动人心弦，催人泪下，是直抒胸臆之抒情詩。

1969年8月，一个惊人的消息传来。任毅的同学郑剑峰，因身体有点残疾，驼背，所以免去了上山下乡，于是他家自然而然成了知青回城的联络点。他手很巧，爱装半导体收音机。一天他正在调试时，忽然听到莫斯科广播电台在播放任毅所写的歌，他很意外，立刻去找任毅，并约他第二天在同一时间来他家收听。第二天下午4点钟，任毅来到郑剑峰家，两人将半导体收音机拨到莫斯科广播电台的频率上，果然很快收听到了莫斯科演唱的《知青之歌》。苏联把它称为《中国知识青年之歌》，系男声小合唱，配以小乐队伴奏，效果很不错。任毅听呆了，这是他头一次听到自己这首歌的正规演唱。没想到感染力竟有这么大！同时他也意识到莫斯科广播电台的演唱，实际上已经把他置于死地。

回首往事，麦收季节，皎洁月光下，任毅用吉他弹唱了《我的家乡》，知青们依着高高的麦堆，一起哼唱。大家找到一个宣泄的渠道，纷纷传抄歌谱，《知青之歌》也就传开了。可是，这首歌怎么会传到国外出现在“敌台”呢？事情闹大了。 后来任毅越听越怕，感到一场大祸即将降临。郑剑峰也为任毅担心，却安慰他不要紧张。(郑剑峰后来也遭到厄运，因他送出十几个半导体收音机中，因有一人收听敌台而被抓，审查中牵扯到他，其身体本来差，加上惊骇，不久就病死了。)

任毅的预感很准，一个月以后，南京街头的大批判专栏上贴满了批判这首歌的文章， “说出了帝修反想说的话，唱出了帝修反想唱的声音”， 已被定为反动歌曲。任毅万分恐慌，成了惊弓之鸟。知心的同学都为任毅担心。有人甚至劝任毅远走高飞，到内蒙古大草原躲一阵子。他立即回到知青点，把所有文字材料烧毁，包括女友写给他的信，(其女友在另一个地方插队，他俩都对上山下乡产生怀疑，在许多方面有共鸣。)他无数次做梦，梦见自己被抓了起来，有一段时间几乎不敢睡觉,他实在不愿在这种恐怖的气氛中煎熬下去了。

1969年10月的一天，他背着一个书包，里面装着洗漱用具，主动走到南京市娃娃桥监狱门口，莫斯科广播电台播出歌曲之后，觉得“深陷”危险的任毅，独自到南京娃娃桥的看守所去自首：“我就是《知青之歌》的作者，我是来吃大锅饭(坐牢)的。”一个老公安听完他讲事，沉默半晌后说：“你回去吧，大锅饭不是那么好吃的。你写了首歌，怕什么。”老公安把他送出门，叫他不要胡思乱想。

1970年形势更为紧张了，南京市到处刷满了标语：“该管的管！该关的关！该杀的杀！”空气中都好像有一种血腥气。任毅感觉到周围气氛严峻，在正月11那一天离开了南京，一个人悄悄回到了江浦县农村的知青点。

1970年春节前夕，大批知青回上海探亲。普陀区返乡知青在里弄和学校传唱《知青之歌》：“蓝蓝的天上，白云在飞翔，美丽的黄浦江畔，是可爱的上海城厢，我的家乡。”有些政治嗅觉比较敏感的人，把这个事情反映到区革委会，说回来的知青都在唱这首歌，上海市革委会把“阶级斗争新动向”汇报到北京。这引起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的高度重视，作出了“要抓紧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要查清作者情况，要对黑歌进行批判” “迅速查清此人，予以逮捕。”的批示。

1970年2月，上海、南京两地公检法组成专案组，到了任毅的母校南京第五中学和下乡的江浦县进行调查。元宵节之夜，任毅住的农屋外面出现几道强烈的手电筒光束，几个军人荷枪实弹，破门而入，铐子在手里嘎啦嘎啦作响。那天夜里很奇怪，狗也不叫，农民不敢开门，透过门缝，看着任毅被带走了。任毅又到了南京娃娃桥，逮捕证上签的日期是2月19日。

南京街头大批判专栏，开展对《知青之歌》口诛笔伐。《知青之歌》总共240字，一个字一个字抠，牵强附会，上纲上线。说歌曲描写家乡美丽是煽动知识青年不上山下乡；“告别了妈妈，再见了家乡”是燕雀的啾啾哀鸣；“金色的学生时代”是为旧教育路线鸣冤叫屈；“未来的道路”散布悲观情绪；“跟着太阳起，伴着月亮归”渲染农村劳动艰苦；“沉重地修地球”诋毁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憧憬的明天”是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知青之歌》竟然“说出了帝、修、反想说的话，唱出了帝、修、反想唱的声音”。

任毅自此开始了漫长牢狱生活。“拿去，以后不准讲你的名字，这是你的代号。”那天晚上，进了“娃娃桥”以后，看守说着将一块1寸宽2寸长的双层白底黑字的布牌子递给任毅，上面印着3427。

从被捕入狱，到8月13日被宣布判刑这5个月里，任毅天天被提出去审讯，而且经常是在夜里。光一句歌词“生活的脚步深浅在偏僻的异乡”，就被审讯了好几天，一定要他承认当时写的不是“深浅”而是“深陷”。因为自己确实写的是“深浅”，所以拒不承认。

虽然是一字之差，可大不相同，关于“深浅”，任毅还可以自我批判一番，说因为知青身上还存在着小资产阶级的不彻底性，所以脚步是深深浅浅的；而“深陷”岂不是成了对上山下乡的一种污蔑吗？为了攻下“深陷”这个堡垒，专案组在他面前抛出几十个版本的《知青之歌》，有油印的、打字的、复写的，其中确实有不少都是写的“深陷”，大概在流传中人们觉得这个词更能说明知青的状况吧。

在任毅多灾多难之命运中，遇到了贵人。任毅是很久以后才知道，这位"贵人"就是许世友将军。

一个平民百姓何德何能惊动许大将军，事情经过是这样的。

1970年5月24日，南京市公检法军事管制委员会作出《关于现行反革命犯任毅的结案处理报告》。其中认定任毅长期收听敌台，散布反革命言论，恶毒攻击无产阶级司令部；编写反动黑歌《可爱的家乡》，流传甚广，危害极大，严重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罪大恶极。军管会的结论是：“经研究，判处任毅死刑，立即执行。请批示。”同年6月6日，南京市革委会在《处理案件呈批表》上签字“同意”。幸运的是，就在最后一关的江苏省革委会审批时，省革委会负责人许世友将军审阅案卷时拍案而起：“一名知青，仅凭一首歌就被判处死刑，岂有此理！”老将军顶着“四人帮”的压力，硬是把任毅从鬼门关拉了回来。当时与其一起接受判决的另外24人因犯反革命罪，均被执行死刑，唯独他一人死里逃生。

在这五个月期间，任毅三次“陪绑”。当时“公判大会”气氛是很恐怖的，每个在押的人都不知道落到自己头上的将是什么命运，在没有法律保障的状况下，一个小百姓有可能因为一个微不足道的疏忽而招致杀身之祸。

历史车轮到了1978年，任毅决定要上诉。监区指导员说：“你如果这么做，后果自己负责。但是你要写翻案信，我给你几天假期，你就不要出工。”那段时间，任毅坐监牢比较宽松，可以早上出监房，晚上回来。

任毅是66届高中生，帮助管教干部的子女复习功课著有成效很棒。一问谁教啊，任毅教的，管教干部不好意思讲你多教我小孩一点，就换句话对任毅说：“你不一定晚上六点钟回来，反正你回来睡觉就行了。”就这样，任毅有空写了许多份翻案书，通过管教干部子女的渠道寄出去，分别寄给最高人民法院、江苏省最高人民法院、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等。

此时，拨乱反正是当口。最高人民法院知道这个案件，做了批示：“迅速查清此人，予以平反释放。”然后，将此案作为受“四人帮”迫害的典型案例：一个青年学生，仅仅是写了一首《知青之歌》，而遭到残酷打击。

任毅服刑近9年后终由法院平反，1979年1月4日，南京市建邺区法院宣判其“无罪释放”。这时，为救自己出狱四处奔走呼号的老母已经白发苍苍，自己心爱的恋人早已成了别人的新娘，亲爱的妹妹患了肠癌，没有等到他出狱的这一天，就去世了。

任毅出狱之后，又回到了永宁公社。“我是任毅，原来红旗八队的，你们赔我那把吉他。”那个书记感到莫名其妙：“你别急，我不清楚，究竟是怎么回事。”9年过去了，公社书记换了几茬了。现任书记决定赔一把吉他，问起那把吉他是什么牌的。任毅说：“红棉牌的。那一年买来是30多块钱。”公社书记说：“现在就不是这个价格了，就赔你80块钱，你看够不够？”任毅说：“够了。我不是为了这80块钱来的，是为一口气来的。有些东西不是金钱能补偿的。”

回到南京后，他家的小屋里挤满了人，当年在一起的同学都来了，还有她，当年为他受过牵连的女友。在酒桌上，已为人妻为人母的她直率而坦然：“没想到你还能出来。”任毅笑道：“我们的爱很纯真，我和你都没有拉过手！”

丝绒厂热情地接纳了任毅，他被安排到总务处，由于工作成绩斐然，受到领导和同志们的好评。天降奇缘，同厂工作的一个清秀女孩爱上了他，虽然她比任毅年轻许多，却执意要嫁给他。

1997年年底任毅提出辞职，他受聘到了汕头市大富华发展有限公司南京办事处工作，做中国与澳大利亚的羊毛生意。由于工作出色，不久他被提升为南京办事处的主任。他说生意上的事靠的是信誉和信任，他的许多生意伙伴都与他成了好朋友，其中也有当年的知青。

目前，任毅退休后供职于成都艺术职业学院。

几十年来任毅接受过数不胜数之采访，当问起对那段历史的看法时，任毅淡然地说：“功过是非，只有走过那一段人生历程的人心中明白。我们留不住今天，如同我们留不住昨天一样……”

如果说任毅的被捕是时代造成的悲剧，那么《知青之歌》的流传，则同样是一种时代的必然。当一个时代的音乐，从服务于政治到听命于政治，这样的文艺政策，实际上也早已经背离了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上的讲话》的精神。最重要的是，由于这样的文艺政策还背离了对群众生活真实的反映、对人性的一种传递，同样会因为对这两者的压迫日深，终有一日会遭受更为强烈的反抗。而《知青之歌》就是爆发的结果。

《知青之歌》不仅在知青及青年中的影响深远，而且其在传播形式、表达内容，同样开了许多先河。其流传自始至终都是在群众范围内，以传抄的形式进行流传。在非主流意识形态还不能被主流意识形态认可的时代，这种传抄方式，就这样以在夹缝中求生存的形式，满足了无数青年渴求新知识的愿望。《知青之歌》其中的一段歌词，直截了当地唱出了“吻别”这样的字眼，这对当时那个只有革命而没有爱情的时代来讲，不啻于是一种人性的唤醒，而爱情在很多时候，都是时代革命的转折点。《知青之歌》不仅是“知青之歌”，而且更是一首属于中国人的“青春之歌”。

图书出版

文学、论文专著、史志年鉴、族谱家史、各种画册

国内单书号、丛书号、电子音像号、

高校老师、中小学教师、医护、事业单位晋级

出版、印刷

艺术热线：
山东一城秋色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大家风范文库·诗词十六家》
《大家风范文库·散文十六家》
征稿进行中

13325115197

策展、推介、评论、代理、销售、

图书、画册、编辑、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