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我的“后劳模”时代
邵褀昌
人生不可预测，一切只能在努力中。
我1951生，1958年入学后顺风顺水，成绩一路领先。俗话说“从小看苗，三岁看老”，大人们看好我，似乎前途无量。
可没承想初中二年级还没读完，1966年的“文革”掀翻了我的人生航划船。我回村务农，立志当一个人民公社好社员。提耧撒种、扬场上垛、木匠瓦匠……样样拿得起干得欢。用了10多年的时间，我从“小秀才”变成了村人眼里的“能工巧匠”。
在1977年的一次施工中，我从高空中坠下，头破臂断，无法从事重体力劳动。1978年，在“联中”的知青老师回城，村里决定由我补缺，于是成了一名初中民办老师，由此“进修”成了我的新常态。
1992年，我从淄博师专毕业不仅吃上“皇粮”，还进城当了高中历史老师。1994年就成了淄博市模范班主任，1995年就成了淄博市劳动模范，自己都感到有些仓促。
记得当时有人说我是“建国以来周村区教育界的第一个劳动模范”，我有点茫然。
既然成了劳动模范，那就无愧于这个光荣称号，于是一头扎到教学里……1998年被评为淄博市十佳师德标兵，2000年被评为山东省富民兴鲁劳动奖章获得者。
2007年春节后离岗，2011年10月退休。我这个教育战线上的劳模走下讲台，走出校园，还能教书育人吗？还有用武之地吗？
由此开始了我的“后劳模”时代。
（一）五老岗位续辉煌
刚退下来那会儿，由于“惯性”的原因，加之身体尚可，还有“淄博市历史教学一等奖”的光环，先后应邀到淄博五中、淄博和平学校、淄博黉门中学或一些社会教育辅导机构去教学，一直到2016年高考之后才正式辞职，彻底离开了心爱的讲台。
至少从2009年开始，我加入了周村区关工委“五老”志愿者的队伍，跟着李勤田主任开始在“五老”岗位发挥余热。
最初是进行“网吧”监督工作。2009年9月29日，在庆祝建国60周年之际，周村区关工委开创性地成立了84名成员的“五老网吧监督团”，对城区61个网吧的经营活动进行不定时的督查。记得李主任提出的口号是“自觉自愿尽义务，认认真真搞监督”，横批是“乐在其中”。网吧督查，主要是在双休日、节假日或晚上时间进行，我们监督小组由韩淑芬老师带队，我负责拍照。在“五老网吧监督团”的强力督查下，几年后，周村城区的网吧基本关张。
关爱下一代是关工委最核心的工作。自2010年12月开始，关工委为了进行“关爱明天 普法先行”的教育活动，又成立了近20人的“五老普法宣讲团”，我是“五老普法宣讲团”的成员，经常跟着李主任进学校到班级进行普法宣讲。由于我在职时学会了制作课件，所以我根据关工委提供的宣讲资料制作了PPT，图文并茂，很受学生欢迎，所以几乎每次进校宣讲都有我的份。五老普法宣讲团的普法宣讲，是周村关工委历时最长，成就最大的一个品牌活动。10多年来，通过周村区全体师生和五老志愿者的共同努力，实现了“校校都是零犯罪，全区都是平安校”的预期目标。
由于我是高中历史老师退休，在五老队伍里属于“高学历”，所以在自2011年开始的“听党话 颂党恩 跟党走”爱党爱国教育活动中，我又成了关工委的骨干之一。记得李主任让我编写“国史教育读本”的古代史部分，并且由我写了序言，发到各校作为校本教材，其中周村三中还印制《初中学生国史教育简明读本》1000册发给学生作为辅助教材。
2014年7月，李主任开创性地举办了“周村区关工委学党史学国史少年党校培训班”，我被聘为国史教育老师。因为培训班里都是四五年级的学生，他们没有学过历史，所以备课时我尽量降低难度，用通俗的语言或者讲故事的形式给学生们上课，并且每次授课我都印发教学资料给学生，有利于学生的课后知识巩固。这个学习班为期六周时间，最后通过检测考试，发给结业证书。记得有“四胞胎”同时参加了培训班，家长很是感激。同时，在李主任创办周村区青少年国史党史教育馆的过程中，我也根据李主任的要求提供了部分资料，并参与“两史馆”的建设工作。“两史馆”是周村区关工委关心下一代工作的最大成果，省内外各地关工委都来参观，得到了全国关工委的充分肯定。
期间，由于我还兼任周村二中关工委常务副主任，所以根据二中教育工作的需要，每年都参加二中的教育教学活动。曾经在二中参加“国旗下讲话”、讲端午节习俗、“一二·九”运动演讲、入团仪式、班主任节、校园劳动基地揭牌、参观雷锋事迹馆和少数民族馆等活动。及时配合了周村二中的学生思想教育工作，多次被评为区级优秀五老志愿者。
同时，由于我是劳动模范，还经常受邀参加一些学校的传承红色基因、师德励志等不同形式的教育活动。近年来，我去过周村区东门路小学、周村二中、新建路小学、周村特教中心等学校。2019年，受山东省戒毒治疗所邀请，我和孙广瑞老师还为他们作专题报告，并由山东电台“啦呱”栏目专门录制和播报。
此外，周村五老志愿者还是“创建卫生城市”“五长制”“学雷锋”等活动中的主力军，经常去公共场所打扫卫生、摆放自行车，去十字路口执勤……在“资助贫困生”“救灾”“抗疫”中捐款，献上自己的一份爱心，也多次被评为“优秀五老志愿者”或“学雷锋积极分子”。
（二）勤奋写作日夜忙
由于学生时代就喜欢写作，在参加工作后也有几篇“豆腐块”上过《淄博日报》等。记得在周村二中创办“晨曦”文学社时，就和学生一块写文章，还曾经给校长写过发言稿。但是由于教学任务繁忙，总不能静下心来写点自己喜欢的内容。
退休了，自由了，就大着胆儿写起来。由于自己文化底子薄，加之没有教过语文课，所以一开始写出来的文章总是干干巴巴，典型的“豆腐干”。还有什么遣词造句、语法知识、什么“的、地、得”的用法，可以说都是模棱两可。记得“记得”“记的”我分不开，是聂廷生老师告诉我“记得”是个词，我才“记得”了，不再用“记的”。
新世纪以来，网络普及。我与时俱进，2008年开了“博客”，2013年有了“QQ”空间，2019年还开了“老邵说说”公众号，2020年又开了“齐昌美篇”。有了这些网络平台，我的写作就多了起来。在电脑上练笔，用不着笔墨纸张成本低，不用誊写省时间，可以修改提升快。几年时间就积累了数百篇文章，上百万字的作品。记得小时候学过李白的故事，“只要功夫深，铁棒磨成针”的道理深深地印在脑海里。
十八大以来，生活条件越来越好。看到有些人自费出书，心里也有了出版一本自己专著的欲望。因为我曾在淄博八中同学路建华的《北京图书出版社·山东分社》做过编辑，了解到一些出版的程序；2014年我在黉门中学任教时，办公室里有打印机，所以我利用工作之便，开始编辑我的《与共和国一块成长》。
一方面，我把文字稿打印成册，让同办公室的淄博师专同学、全国优秀教师伊纪江给我审稿，一方面我让QQ好友聂廷生老师和德州的文友刘红英分担部分校稿任务，并写出序言；最后聘请区作协主席孙方之老师写序言，所以我的《与共和国一块成长》有三篇序言。
在编辑过程中，我按照自己的想法，一是篇目里有序号，就和语文课本那样编上序号，查找或阅读起来方便多了，这应该是我的一次“创新”，真希望书友们能发扬光大。二是一篇接一篇地连排，不浪费半页纸张。因为我收录了300篇文章，如果上一篇排了半页，下一篇另起一页，恐怕要增加100页，那就会增加印刷成本。
最终，我的第一本著作《与共和国一块成长》于2015年9月由北京图书出版社成功出版，印量500册。虽然出版费18000多元全部自己负担，但是仍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因为多年的写作有了归宿，自己的心血结了果。美中不足的是印刷质量不高，至少有几十本书出现空白页。
2013年，我们村整体搬迁后，对老村的思念就没有停止过。在我给淄博八中毕化先老师送《与共和国一块成长》的时候，毕老师语重心长地对我说：“褀昌啊，咱们的庄已经没有了，你应该写一写咱们的村庄，把大史村的故事传下去。”听了毕老师的话，坚定了我为村里写一本书的决心。
在我们村老书记毕坤德和哥哥们的支持下，我用了一年的时间登门入户采访，写一篇打印一篇，再拿回村找当事人审稿，几经修改后才能定稿，最终完成了近20万字的《山村的记忆》初稿。这次我还是请孙方之老师写序，又让村里老书记、农民作家毕坤德写了一篇序言，最后请我的老同事朱玉军老师校审，老同学路建华帮忙编辑。
这次印刷我通过网络找到团结出版社，于2018年1月成功印刷，印刷费14000多元，印量1000册。美中不足的是由于缺乏经验，我选择“胶装”而不是“钉装”，容易出现“脱页”现象。
《山村的记忆》与《我与共和国一块成长》不同，《我与共和国一块成长》是我的个人总结，反映我的人生轨迹和对社会的认识，是为个人树碑立传；《山村的记忆》是大史村的历史与人文，传承的是大史村的故事，是为大史村写“史记”，所以孙方之老师在序言里写道：《山村的记忆》其实就是一部“村志”。前置“概述”（引子），后设“大事记”，详载“姓氏家族”和“街巷地名”，凡是路桥山河，轶闻传说，民谚儿歌，游戏童谣，均条理清晰，详实以载，这些均为史志笔法，稍做加工，就是一部合格《村志》。这对于被消失了的大史家庄，和一千多口大史家庄人来说，无疑是一笔可贵的精神和文化财富。如果不是这个叫作邵祺昌的普通知识分子的文化道义和自觉担当，义无反顾地做了这样一件功德无量的善事，大史家庄的近千年历史文化，必将随着村庄的被消灭而消亡……
三年出了两本书，于是我就成了“作家”，写作的任务多了起来。在孙方之老师的举荐下，首先参加了《周村地名故事》的编写，随后又参加了《石庙村志》的编写。2018年，刘志华老师邀请我为山东玉兔食品有限公司编写《玉兔公司志》。最初加入《玉兔公司志》编写组，我只是写作成员之一，后来不知啥原因，就剩我一人了。于是我天天去玉兔公司“上班”，风雨无阻，凭一人之力奋战8个月，完成了初稿。
2019年是建国70周年，全国上下都大张旗鼓地举办一些不同形式的庆祝活动。王村镇的王洞村在4月份成功举办了知青回村活动后，我的表哥王荣铭有了新想法。表哥见我给大史村写了一本书，也想让我给王洞村写一本书。这是件大好事，我不能拒绝，毫不犹豫地接下这个光荣的任务。
此后我用了二年时间，乘坐130路公交车往返于周村与王洞之间。表哥领着我去村里采访，我回来写出稿件打印出来，交给表哥和当事人审稿，反反复复从2019年写到2021年，从建国70周年写到建党100周年，最终出版了近20万字《王洞纪实70年》，由村内爱心人士筹资，印量300册。
《王洞纪实70年》由我三姑家的表哥王荣铭策划，我执笔编写，最后让我二姑家孙女孙俊华审稿并写序，都是“亲戚窝子”的人。通俗的说法是“亲戚里道的没有外人”，文化点的说法是“举贤不避亲”。孙俊华在序言里写道：发起并编著此书的王荣铭和邵祺昌老师都是我父亲的表弟。祺昌表叔原是周村二中的高中历史教师，退休后，竟无一日闲赋在家，东奔西走写文章、著村史、续族谱，天天忙得不亦乐乎。他在与荣铭表叔互通往来中知悉其有意为王洞村赋书，便担承了这份重任……初心不忘，方能砥砺前行。所以，不管书的内容形式甚至质量如何，这部以荣铭表叔为发起人，祺昌表叔为主要创作者，更兼有诸位有志之士的共同支持和参与，展现了王洞村与共和国共同发展的七十年光辉岁月的纪实著作，将会以其真实性和全面性，为王洞村美好的明天开启崭新的一页。
10年之间，我写了三本书，这不是小说，都是纪实性著作，其最大的特点也是最困难的地方不是写而是搜集资料，并且要反复核查求证，力求与事实相吻合。所以经常是写了改、改了写，今天补一点，明天加一点。不仅是文字需要推敲，而且事情需要掂量，哪些该写，哪些不能写，都要思量再三才落笔。既不能惹出事端来，又不能违心地去违背历史，因为自己写出来的文字要“文责自负”，要经得起历史的考验和人民的审查！
（三）“润心书屋”再上岗
2020年1月25（农历正月初一）疫情突发后，就宅在家里写“老邵说说”，每天一篇发朋友圈，结果得到“润心书屋读书会”孙建国主任的赏识，把我拉进了“润心书屋读书会”群，于是认识了更多的书友。
疫情过后，应淄博市儒商研究会张鸿雁会长邀请，在周村区鸿雁社会组织“暖心窝”党建家园二楼的润心书屋，第一次参加“润心书屋读书会”的会议，会上决定成立“润心书屋写作班”，我就成了“润心书屋”写作班的班主任。
走出校门10多年了，没承想又回到班主任的岗位上。
从那时起到现在，润心书屋写作班一共办了三期。因为第一期是“交流培训”班，所以第二期我称之为“提高”班，第三期就成了“研修”班。其实并不是这期结业了才招收下一期，随时都有新加入的学员。
第一期学员很多，但是“辍学”的不少，能够坚持到现在的还有王克兰、高桂玲、代春先、王红霞、刘荣芳、宋小君、荣华、晋慧等书友。
润心书屋写作班第一课，由淄博市儒商研究会顾问、著名文化学者李庆洪老师于2020年5月24日开讲，第二天我在“老邵说说”发了一篇《共同读书 开始写作》，最后的结束语是“我觉得今天听了李老师的讲课，我们没有理由不去写作。让我们共同读书，开始写作吧！”李老师为我们写作班付出了诸多的心血，他是名副其实的学者，至今有些事我还向他请教。
第2课，由《聊斋先生传奇》的作者、82岁高龄的曹振东老师主讲。曹老师是我请来的公益讲师，理由就是他用35年的时间写了一本70万字的《聊斋先生传奇》，值得我们学习。我在“老邵说说”写了一篇《曹振东：一个有故事的人》，其中写道：“《聊斋先生传奇》一共126回，那就是曹先生的126个故事。这些故事都来自于曹先生丰富实践和大量的阅读中，集腋成裘，聚沙成塔。”
第3课，由“矿工诗人”李传生老师主讲。李老师是地地道道的周村人，从兖州煤矿退休后定居在济宁。我在“老邵说说”里写道：“李传生，用诗歌记录生活，用脚步丈量世界，用心去感受美景，是一个脚踏实地的诗人。”李老师很勤奋，几乎每天都有新诗，甚至一天多首，可惜我不懂平仄韵律，只能点赞，不敢妄论。
第4课，由淄博六中副校长聂廷生老师主讲。当时聂老师正在编辑《周村进士》，所以就以《弘扬周村进士的文化精神，深化周村进士的当代价值》为题，讲了周村进士们的现实意义，聂老师的课就是一次学术报告，让书友们大开眼界。我在“老邵说说”写道：“润心书屋的书友们，我们不仅要读书，还要去写作，那么就得学习周村进士的文化精神，让周村进士的当代价值发挥得更畅快！”
第5课，由淄博六中马首芝老师主讲。马老师也是我请来的公益讲师，不仅因为我们是老相识，更因为他的《周村烧饼赋》《胜利广场赋》……而闻名周村。马老师是淄博六中的高级语文老师，他的讲课很专业，如他教给我们用反复朗读的办法修改自己文章，获益匪浅。马老师的公众号是“老马的语文茶座”，每天都有新文章，希望大家多关注多学习。
第6课，由我们润心书屋的宫顺老师主讲。宫老师是淄博师专中文系毕业，标准的科班出身，可以说写作经验丰富。他不仅从文学家、从自身的文学创作角度用实例引导书友们去感受文学，还从新闻稿、散文、游记等角度引领书友们入门。如写散文时的“直达胸意”“寓情于物、借物抒情”“托物言志”等开篇手法，都深深地印在书友们的脑海里。由于前面我写了一篇《润心书屋五魁首》，恰巧宫老师名字带一个”顺“字，所以这堂课就是“六六顺”。我在“老邵说说”里写道：“相信宫顺老师给润心书屋带来吉祥，一人顺，人人顺；一事顺，万事顺！”
第7课，由周村区实验中学语文教师张大炜老师主讲。张老师也是我请来的公益讲师，理由是他爱写作、天天都有新文章，特别是高考作文“下水”文章，每年都写若干篇。他自己的著作《看了又看》就是在我的鼓励下出版的。他在课堂上展示的那篇《亲爱的，有些事现在还太早——给我的学生们》，贴近学生实际，反映了高中生青春期的心态，很得学生们的青睐。所以我在“老邵说说”里写道：“张老师在学生眼里，他不是一个严厉刻薄的‘老学究’，而是一个大帅哥！”
第8课，我这个班主任亲自上阵。因为我不是语文老师，就因为写了两本书就成了“作家”，就成了写作班的班主任，所以让我讲写作那就只能讲些“外行”话。为了掩饰我的“普通话”弱点，我让学生袁训强来当我的“助教”，让他诵读我的作品，也算是别有特色吧。我在老邵说说里写道：“只要能通过我的‘理论’、我的‘经验’，使学友们敢于拿起笔来写，开始自己的‘作家梦’，我的目的就达到了。”
2020年8月2日，我们润心书屋写作班第一期结业典礼。合格结业的学员发了结业证，同时还发了《润心书屋文辑》第一期，张鸿雁会长为9位公益讲师老师（朱振波老师还没来得及讲课）颁发了大红聘书。那天，我非常激动，作了《 忙，并高兴着》的演讲，我骄傲地说：
“老师们，书友们，今天是润心书屋“黄埔”一期在结业，肯定有“黄埔”二期、“黄埔”三期……今天的结业证，只是“中专班”，今后还有“大专班”，还有“本科班”！
老师们，书友们，作为一个班主任，作为一位授课老师，我相信，“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在不久的将来，我们润心书屋的“黄埔”一期毕业生，肯定会走进作家的行列，至少是周村的作家，甚至是淄博的作家、山东的作家，更希望是全国的作家!”
之后，我们连续举办了第二期和第三期写作班，《润心书屋文辑》第二期随同第二期学员结业同时发放。其间，从第二期写作班开始，学员们走出课堂，进行采风游学活动。比如在长山范仲淹纪念馆听朱振波老师讲范仲淹“划粥吃齑”的故事；在万家村观摩毕于均先生的书法和参观毕道远纪念馆，聆听村主任毕令德讲“投豆廷”“麒麟吃金”的故事；参观“三转一响”博物馆并参与征文活动，其中王克兰和石广东老师还荣获三等奖；三转一响征文集出版之后，我们又邀请张维杰馆长参加了我们的征文活动总结表彰会，每个投稿人都获赠两本书，活动有始有终，皆大欢喜。我们还连续三年参加周村区环境生态局组织的“市民看周村”活动，并写出观后感，助力环保宣传；跟随李庆洪主任去博山参观《百年之光》主题展馆等，都受益匪浅，学到了课堂以外的知识。
从第三期写作班开始，我们聘请著名学者、知名作家给学员们开讲座。比如任传斗、李霞、胡新广、李庆洪、孙方之等老师的讲座，都拓展了书友的知识面，尤其在新闻写作、小说创作等方面有了新收获。春节期间，我还尝试着写了类似于小说的《英姐》《肖五的婚事》，但是总放不开思路，只是在纪实的基础上向前迈出了一小步。学员张东升的《老王进城》《大壮》倒是有点小小说的味道。
今后，我们润心书屋写作班将继续拓展采风活动，参加社会实践活动，从而写出更加接地气的文章。
（四）志愿服务奔波忙
自从2020年来到周村区鸿雁社会组织服务中心之后，我就成了“暖心窝”党建家园志愿服务队的一名志愿者。由于我是高中历史教师退休的，所以理所当然地成为“党史宣讲员”，不论是在“党史温暖百社区”和“红领巾学党史”“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等宣讲活动中，我都是挤出时间按时参加。
为了增强宣讲效果，根据不同的宣讲对象我准备了不同的宣讲内容。在2020年开始的“党史温暖百社区”活动中，我担任宣讲团“团长”，和志愿者们一块进社区、下农村。因为宣讲对象是以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为主，我就讲《周村第一个党支部的建立》，以中共周村邮局支部的创建人马馥塘的生平为线索，把他在周村邮局发动工人、发展党员、建立党支部、领导罢工等内容讲给他们听。虽然我依据有关资料制作了课件，但是在宣讲过程中，尽量口语化、通俗化，并结合其他革命先辈的奋斗故事展开讲，让他们听得懂、记得住，提升学习效果。
在2021年开始的“红领巾学党史”活动中，我根据小学生的年龄特征知识基础，结合1947年第三次解放周村的内容，给他们讲《汇龙桥的故事》。为了备好课，我跑到汇龙桥去拍照，并顺便采访了80多岁、亲身经历第三次解放周村、在汇龙桥附近居住的李大哥。通过李大哥的讲述，增加了战役过程中的细节，丰富了党史教育内容。有了图文并茂的PPT,加之我的形象化演讲，贴近了学生生活，很受学生们欢迎。我把汇龙桥称之为解放周村的“功勋桥”，周村桥梁史上的“老字号”，希望有关单位在此立一块纪念碑，使汇龙桥成为周村区传承红色基因的场所。
在2021年开始的“国家安全观”“品读红色家书 感知家国情怀”“读经典传美德 咏圣贤励栋梁”等研学活动中，我作为活动“总指挥”是全场参与，在孙建国、刘荣芳等老师摄影录像的同时，也进行一些必要的拍照或录像，以备万一之不足。
在2021年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召开之后，经过周村区老干部服务中心安排培训后，我被聘为“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宣讲团的宣讲员，在不同场合进行了宣讲。
在2020年的全民抗疫之中，根据小区领导的安排，我按时参加小区的站岗值班。在今年的抗疫情期间，因为社区成立成立了青年路一号巷（第一网格）疫情防控志愿者服务队，对一号巷的五个小区统一管理，我作为一名“文艺”志愿者对服务队的个人或集体进行了采访，写出多篇报道来宣传他们的志愿服务精神，也算是为抗疫尽一份力量。
另外，我所在的周村区老年体协小寨活动站党支部每月的“主题党日”活动，我是尽力参加；对小寨站点组织的各项老年健身展示活动、创城活动、学雷锋活动，我也是尽力参加，为活动拍照、录视频，并制作美篇或发“老邵说说”。
（五）结束语：时间都去哪儿了？
虽然至少自2009年我就成为周村区关工委的一名五老志愿者，但活动毕竟是有数的，一般每周为单位，很少一周有几次活动的。但是自2020年我加入周村区鸿雁社会组织服务中心以后，特别是荣任润心书屋写作班的班主任之后，我的志愿服务活动骤然多了起来，有着应接不暇的感觉。
记得自去年暑假开始的“红领巾学党史”活动以来，几乎天天有活动，甚至每天接待两场，有上百名学生和家长参加活动，真是忙得焦头烂额。
我和其他志愿者一块志愿服务之后，因为我“会”写作，还有自媒体“老邵说说”和“齐昌美篇”这两个网络平台，所以理应负责对活动的编辑报道。但不论是“老邵说说”还是“齐昌美篇”，其编辑文字和插入图片、视频的所需时间远远多于活动本身时间，所以我比着常人是翻倍的工作量。
记得在职期间，学校领导说学校工作千头万绪早晚都要通过班主任这个“针鼻子”。要想核算我的工作量，先要看看我这个不在组织的人有多少组织管着我。我的组织单位有：周村区关工委、周村二中关工委、周村区老年体协小寨活动站、淄博市儒商研究会、周村区朗诵协会、周村区鸿雁社会组织、润心书屋写作班、”润心书屋“公众号编辑部、《润心书屋文辑》编辑组……
不论哪一个组织有活动，我都要参加。当然我没有分身术，如果两个组织活动有冲突，我只能是忍痛割爱，选择最重要的或者是早已承诺的工作去干。
润心书屋学员写出来的稿件，几乎篇篇都需要修改，修改一篇所需要的时间往往比我动手写一篇还要费时。“润心书屋”公众号的文章，每天我都对照文稿听一遍音频，找出其中的差错予以纠正；对个别读错音的音频再和朗读者联系，进行重读。对部分特邀作者的稿件，我也要通读一遍，生怕有笔误而出现不应该的错误。
今年《润心书屋文辑》第3期的编辑工作之所以迟迟还没开始，就因为我和宫顺老师承接了“李勤田事迹”展馆的资料编辑工作，石广东老师协助孙广瑞老师编辑出书的工作还没有截稿，实在是抽不出时间来、只得暂时搁置。
另外，我还有家族、亲戚、朋友、老师、学生等“关系”，他们有事找我，也不能推辞。譬如编修族谱、接下一个族谱的活，少则半年六个月，多则三两年。
别忘了，我还有“私活”。每天一篇“老邵说说”必不可少，有些活动需要及时报道只能“加塞”发美篇，对于一些综合性作品如《黄土地》发到“济南头条”也需要在群里转一下。所以这些年来，真的很感激书友们，每天光忙着给我“点赞”“在看”了。
于是，我就养成了5点左右起床的好习惯。偶尔加班到深夜，有时被“活路”供着睡不着，两三点就起来点灯熬油。
于是我每天在电脑前需要坐十几个小时，连打扑克这一点点小爱好也被迫“金盆洗手”了，连每天1小时的晨练也被挤掉了。
于是我的眼睛常常是红红的。
于是我的颈椎左侧有点儿堵。
于是我戴着300度的老花镜再加上放大镜。
……
于是我扪心自问：时间都去哪儿了？
（全文完 2022年6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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