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父亲的思念
孙斯水
孙斯水
谨以此篇，献给2022年父亲节。
今年农历十一月初三，是我的父亲去世34周年。为了铭记父母的养育之恩，继今年母亲病逝45周年转发了《母亲的回忆》之后，就又草拟了这篇《父亲的思念》，以表达儿女们对父亲的崇敬和思念之情。
父亲一生的甜酸苦辣太值得回忆了。他虽是一位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农民，可从他的身上完全就能折射出从旧社会一路走过来的农家人那种勤劳、节俭、善良、纯朴的思想境界和不畏困境，敢于担当的男子汉气魄。
七十年代的父亲
父亲叫孙守仁，原籍淄博市淄川区岭子镇张家庄，生于一九一五年九月二十九，卒于一九八八年十一月初三，享年七十四岁。贫农出身，农民成份，中共党员，自幼务农，没上学不识字。
父亲在家排行老二，上有哥哥，下有弟弟、妹妹，按说应该是个完美之家，谁知我大爷身患残疾，孤寡独身，我三叔当兵在外，我姑姑出嫁且早年病逝，父亲年龄不大就帮着我爷爷奶奶干活，贫寒的家境和过早而繁重的体力劳动导致本来就身小力薄的他，年纪轻轻就有了些驼背。
自从父亲与我娘结婚成了家，便从老伙家里分了出来，开始了独居生活。截止五十年代末，母亲生下了我们兄弟姐妹六人，就在第四个孩子也就是我三姐的时候，未出满月就得上了“气痨”，后来才知道叫“气管炎哮喘”。
母亲看病得花钱。只要是一般的咳嗽，我们就给她捶捶背，厉害起来就非得打针，吃药更是家常便饭。
从五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初的近二十年里，我家里的生活一直很贫苦。全家八口人，哥哥初中毕业当兵在外，我和妹妹还小，一家人全靠父亲和几个姐姐在生产队挣工分养活全家。而那时的生产队又没有挣钱的副业，一年下来，就干巴巴分配那几个粮食收入款项。年终决算一公布账，我们家几乎分不到几个钱，有些年份还得往里找。所以平常给母亲看病抓药，几乎全是靠父亲一次次的到亲戚朋友家借，再加上那些年庄稼常年歉收，一年的粮食根本就接续不下，父亲经常到王村、普集一带赶集籴粮食吃，而且，给母亲看病的花销以及油盐酱醋的支出，也只能靠养头猪、养几只鸡作为主要的经济补充。
有一年，家里养了一头猪，好不容易长到了一百五六，父亲到岭子集上买了60元钱。哪知道，钱在父亲手里还没攥热乎呢，在集上就被人偷了去。不管父亲怎么着急的查找，始终没有下落。据后来父亲回忆，这个偷钱贼就是附近村里某一贯犯，在猪市上这人就盯上了我父亲的钱，一不注意就得了贼手。因为当时又没有确凿的证据，不像现在打个110报警，只能是束手无策。
卖猪的钱被盗，一年的辛苦、全家人的期盼，一转眼就没了，对一个穷家庭这塌天之祸还怎么活？母亲病倒了，父亲成夜成夜地抽烟，不睡觉，也不说话。后来提起这事，父亲曾说，当时连死的心都有了。但他没有被这塌天之祸压垮，硬是挺了过来。这就是父亲，立地能顶天的父亲！
父亲从小跟土坷垃打交道，不光种地是把好手，也是村里小有名气的多面手。
父亲最擅长的是泥瓦匠。虽说不是村里的匠人头，但干活用的诸如瓦刀、泥板、嵌刀、手锤、拢耙、披子等专业工具样样不少。庄里乡亲盖个房子，左邻右舍建处栏圈什么的都能应付。记得我老家南屋跟脚就是父亲抽空一掀一掀、一锤一锤捎带着做起来的。其他的譬如盖个小饭棚，盘个火炉子，磊个鸡窝什么的，更是不在话下。
那时的泥瓦匠一年来最忙的时候是春夏秋三季。春季打墙盖房子的多，夏季帔（pei）屋的多，秋季埋（man）墙皮的多。麦收过后，好多人家就趁着当年下来的麦秸在原来的房面上再复上一层，我们叫帔屋；也有的在房面上再压上一层瓦片，我们叫挂瓦。那些年父亲干的最多的就是帔屋、挂瓦、埋墙皮。当然，有时候也会到外地去。我记忆最深的就是60年代国家修建萌山水库的时候，作为村里的民工抽调去给移民村张家庄建房子，当时我还跟着大人们去看望过他，在那里住了一宿。当时那热火朝天的大场面现在还隐约在目。如今的萌山水库已打造生态景观文昌湖，成了淄博市的后花园，按理说这工程应该有父亲他们这一辈的功劳呢。
父亲的木匠活也在行。不说别的，就看家里边的木工家具便可想而知：锯、锛、斧头、刨子、墨斗、解床、熬鱼鳔的生铁锅、专用木匠凳子一样不少，而且有些工具还不仅仅配一套。不过，父亲倒是没给人家做过像样的大家具，只是在生产队、亲朋好友和自己家里小打小闹，譬如：插个屋架子啦，做个小板凳啦，打张吃饭桌啦，弄些拓土坯（pei）的模子、抬筐的架子啦等等等等。他老人家做的三条腿的圆兀子和枣木撑兀扎至今我还都保留着呢。
至于石匠吗，父亲也不外行。规规矩矩的四寸、六寸、八寸方能打，异形的过门石、腰砧、玄砧也会做，我家用的蒜臼子、猪石槽都是父亲做的。有时候家里的石磨不快了父亲也能修（在我们那叫蚕磨）。这功夫，完全得益于生产队里每年整修大寨田，经常开山磊石堰磨练出来的。
六七十年代农业学大寨那阵子，生产队在地堰上种了好多的紫穗槐，一是搞绿化，二是用那些紫穗槐条子编东西，也就是那个时候父亲学会了编筐。后来，不光是紫穗槐，还有櫴（la）条、柳条、杨树条、葡萄藤蔓等等，父亲都能用它们来编制一些筐筐篓篓，形状各异，端庄好看，很是实用。
父亲从小就跟牲口打交道，放过牛，喂过驴，也见过不少的骡马，只要赶上大一点的农村集市，譬如附近的王村集、普集集、西关集，他都会到牲口市里去逛一趟。有合适的就给生产队买回来，有时也代生产队去卖，没有买卖就打听打听行市，久而久之也就成了看牲口的行家。牵过牲口扒开嘴看看几个牙，就知道这牲口的年岁；老远看看牲口精神不精神，就知道有病没病。时间一长，别人买卖牲口时，还经常请父亲去长眼神呢。
我和父亲在三姐家留念
父亲的这些爱好也不知道是啥时候学的。墙上挂着二胡，有兴趣了就拉点什么“老雕老雕转转，母鸡母鸡看看”之类的，他不会简谱，就是凭着耳音跟人家学。村里一鞋匠改行，他就弄来锥鞋的那一套，家里谁的鞋子坏了就修一修，生产队里的小推车扎了殆就补一补。谁家的撑兀扎绳子断了，找些麻绳类的东西搓成条，穿起来又成了新的。穿撑兀扎可不是穿鞋带，这活儿可不是一般人都会的，讲究满几穿几。就是看兀扎上面两条边木框的眼，有的隔3个开始这叫满三，有的隔5个开始叫满五，还有的喜欢满七。至于满几则要看兀扎的高低、宽窄。不过这门手艺我倒是没在意学，以至于到现在还是找人穿兀扎。我喜欢满五的穿法。
父亲会打算盘，这是跟我大爷学的。别看他不识字，背起小九九来却是滚瓜烂熟，尤其是抓起算盘在手里一晃动，那上2下5的算盘珠子就规规矩矩的紧靠在两头。一般的加减乘除不用说了，难一点的辟如“大扒皮、小扒皮”“孤雁出群”“香楼炉”“狮子滚绣球”的打法也难不住他。也就是从那，我也学会了打算盘，虽不如父亲打的流畅，可多少也掌握了一些技巧，以至于后来进了体制，我走到哪里就把算盘带到哪里，还偶尔拨弄几下。现如今科技发达了，人也懒了，也就很少动用算盘了，多年珍藏的几个算盘也被摆放在了家里那博古架上。
父亲是个闲不住的人。别看他身着不起眼，可穿的衣服包括床上被褥虽是补丁摞补丁，件件可都是干净利索。有时候姐姐们没空洗衣服，父亲就自己干。从村里大街到我家有条五十来米长的小胡同，也有个小院子，每天都是父亲早早起来打扫，从没留过卫生死角。屋里边就更不用说了，虽然家穷没什么，但最基本的桌椅板凳、锅碗瓢勺，都是随用随打理，该放哪就放哪，活像现在厂矿企业4s管理的家庭版本。
父亲是个多面手。他有一双勤劳的手，一双智慧的手。然而，亲眼见过或者亲手握过的人都知道，他是一双粗糙的手。父亲的手，没有光滑、润泽的皮肤，几十年的风霜雨雪，在他的手上留下了一道道沟壑，虽然浅，却清晰可见。他的手五冬六夏都是干燥的，厉害的时候几个指头上都粘着防裂的胶布，甚至不小心摸到电灯线接头的时候都不会过电。可就是这双手，把我们兄弟姐妹六个抚养成人，坚强地支撑着一个家，从穷的连盐都吃不上，一步步走到了今天。
父亲是位老党员，也是一名最基层的干部。据村里现存的资料显示：五十年代初级社、高级社、合作化那阵子父亲曾干过组长、副组长；1960-1961年曾任本村党支部副书记；文革时期，还干过大队贫下中农协会的副主任；人民公社了，也长期担任本村第三生产队的队长。
在那以粮为纲的年代，生产队长可不是好当的，不光会提楼撒种扬场上躲，关键你得铺量的开，也就是会掌控全局。一二百亩庄稼地怎么种，种子问题，肥料问题，牲畜问题；几十个劳动力每天应该怎么调度，哪块地里的庄稼应该作怎样的劳作等等，都得做到心中有数。尤其到了麦秋两季农忙，场里、坡里、家里、地里，加上公社大队压下来的任务一大摊子事，你必须安排得当，调度有方，否则就会乱了方寸，弄不好还会惹得社员们噘嘴扛腮。正是父亲理顺好了各种关系，处理好了各种矛盾，处处事事以身作则，团结生产队一班人带领广大社员群众，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粮食产量逐年提高，年年被评为先进单位。
1982年“全家福”
随着年岁的增长和接班人的出现，渐渐地父亲就退居二线，干起了生产队社场（打谷场）的场长。场长不是官，可掌管的事项却不少，是麦秋两季农忙季节的要害场所。
人民公社实行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管理体制。每个村庄都有一到几个、甚至十几个生产队，每个生产队起码有一处“社场”，而每处“社场”至少也有三亩地大小的场院。“社场”一般都设在交通方便，且离村庄不远的地方，这样既方便社员干活，又方便农事运输，还便于安全防火。与“社场”相配套的还建有好多房子，有场长、场员们干活落脚避雨的场院屋，也叫“社场”办公室；有夜间看场保卫人员的值班室；有临时粮食仓库和杂物间。有的生产队图省事干脆就把生产队的办公室也搬到“社场”来合署办公。
农忙时节“社场”里几乎一年三季都有事干。麦场一个月，不等麦穰出场，秋庄稼就又涌了进来，这秋场下来，最起码也得百十天。在生产队打谷场干过活的人都有这样的体会，一天到头就是一住不住。早晨起来摊场晾晒，中午头趁天好翻场打压，下午扬场上跺，一直忙到天黑。隔三岔五还要分粮食、送公粮，有时候还要挑灯“夜战”。下雨天也闲不着，编草苫子、磙场，遇到连阴雨怕粮食发了霉还要倒垛等等。农谚说的好，三秋不如一麦忙，三麦不如一秋长，这话用在“社场”上，那是再合适也不过了。
六七十年代，我父亲当了多年的生产队“社场”场长，而每年夏、秋两季的一百多天，我几乎都是跟着父亲在“社场”里值班睡觉。原因有二：一是贪图每天晚上在“社场”听看场保卫人员拉呱讲些故事；二来因为那个时候我家里人口多、房子少、床铺拥挤，我爷俩出来睡，至少也能腾出一个床铺，这也是没办法的办法。
记得我十二岁那年的中秋节晚上，照常跟父亲来到“社场”去“值班”睡觉。忙活了一天的父亲他们几个看场保卫的社员各自带了酒菜，要在“社场”里过“八月十五”。那晚的菜肴没什么特别花样但很丰富，有“烙扁豆盒子”，有“粉皮青蒜炒肉”，有“香椿芽咸菜拌豆腐”，还有一大盘炸蚂蚱。尤其是那些又大又肥的“蚰蚂蚱”和一包籽的“母咬乖”香味扑鼻，馋得我直流口水。这种场合，本来小孩子家是不能参加的，可那晚我是“场长”的儿子，被破格入席。但有个叔叔提了个条件，要想吃蚂蚱，必须先喝酒。也就是说，只有喝下一盅酒，才能吃一个蚂蚱。就这样，那晚我一共喝下十二盅 “淄川串香”，还没来得及尝尝其他的菜是什么味，就醉了过去。事后听父亲说，那晚上喝了那么多酒，没等我躺下就吐了满满一床。害得我几天都没缓过气来。这是我有生第一次喝酒，而且还喝的叮咛大醉。
唉，都是那蚂蚱惹的祸。
1969年1月10日，张家庄第一、第二生产队全体社员欢送解放军“支左”代表，作为贫下中农协会主任的父亲，有幸参加了此次合影留念。
父亲的为人我是知道的，不管在大队里还是在生产小队；不论对谁从来都是公公道道，和和气气，很少和人吵架，也从不出人头地。有时帮人家干点零活，也从不在人家家里吃饭或收受人家的东西。父亲当了多年的生产队长从不倚老卖老；也从不看见集体的东西眼红，两袖清风，一身正气，以实际行动赢得了领导和社员群众的口碑。
父亲的为人，深深地影响了我们。堂堂正正做人，踏踏实实做事，已成为我们乃至子孙后代的传家之宝。
转眼间到了八十年代，我兄弟姐妹全部成家立业，儿女满堂，按说到了父亲享清福的时候了，谁知，不到六十岁，父亲就患上了腿疼的毛病。初期吃点药还能凑付止疼，后来厉害了干脆就从膝盖里面往外抽一种黄色的粘液，抽出来就好受些，可过不了几天那部位就又鼓涨起来，得再往外抽。医生说是膝关节滑膜炎，这是由于膝关节滑膜受到刺激产生炎症，造成分泌失调形成积液的一种病变。当关节受外在性和内在性因素影响时，滑膜产生病变，引起充血或水肿，并且渗出液体，导致膝盖积水。开始是一条腿膝盖，后来成了两条腿；开始用一根棍子拄着走路，后来就换成了两根。即便是这样，父亲还是硬撑着在家里干一些力所能及的活。想想这些，我感慨万分。正像刘和刚唱的《父亲》歌词那样：生活的苦涩有三分，您却吃了十分；人间的甘甜有十分，您却尝了三分。
一九八二年我结婚成了家，妻子在岭子煤矿分到了楼房，不久我们就从老家搬了出来，家里只剩了父亲和妹妹一老一小。好在二姐和哥哥他们都住在本村，一早一晚的也方便照顾，再说邻居还有个没出五服的爷爷和一位姓陈的大叔白天与其作伴，父亲的日常生活也算可以。后来，妹妹结婚出嫁，父亲就搬出来有我哥俩轮流着照顾，偶尔也到姐姐们家里小住。
大约到了八五年底，父亲腿疼未愈又添新病，住进了淄博市第一医院，经诊断，是脑血管的病，叫蛛网膜下腔出血。
大概住了不到半个月的院，病情有所好转，出院后好长时间维持正常。谁知在一次下雪后父亲尝试着出门扫雪跌了一跤，几个月后不小心又摔了一跤，导致了父亲完全不能自理，在床上整整躺了两年，直至离世。
无限的恩思，永远的怀念！
父亲走了，我们悲痛万分，这对我们兄弟姐妹无疑是个沉重的打击。父亲的一生留给了我们无尽的恩思。任何记忆都会因时间的推移而变得模糊，可父亲的音容笑貌、身姿背影却在我们心中变得越来越清晰起来，生前的点点滴滴，桩桩件件仿佛就在眼前。纸短情长，笔拙意厚，十分才思，不尽父母滴水之恩，万千泪水，难报父母养育之情。
时隔十一年，父母双亲先后离去。二零零七年清明时节，我们就在父母坟上立了墓碑，并刻有挽联一幅：艰辛抚育情似海，善良贤德恩如山。
俗话说：“生老病死，人之常情。”大千世界，人海茫茫，无论风云如何变幻，唯有人的生老病死千古不变。
毛主席也说过：人会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父亲的去世，虽不敢与泰山相比，可他那勤劳的一生，那艰辛的岁月，那慈祥的面孔永远被历史记载，永远活在儿女们的心中。
孙斯水 二0二二年六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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