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黄土地（一）
邵褀昌
生在农村，长在农村，虽然后半生脱离开了农村进了城，但是对黄土地的那份眷恋却永远抹不掉。随着故乡的整体搬迁和城市化的进展，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知识产业、网络经济的发展，那些曾经的土地名称似乎也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必要在网上建一座“黄土地文化”博物馆。
——作者
（一）自留地
“自留地”这个名词产生于1950年代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时期。文革初期批判“三自一包”的时候，其中就包括“自留地”。
解放后，我国在1950年6月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要求废除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由此我国在1952年底基本完成了土地改革，完成了“耕者有其田”的民主革命任务。
建国后的土地改革具有普遍性和革命性的意义，全国广大农民第一次有了国家法律保护的土地，是值得肯定的。但是，以家庭为单位的土地经营方式，生产力极其脆弱，一旦遇到天灾人祸就会遭到毁灭性打击，于是又有人开始卖地，这显然不合乎我们的革命初衷和目的，因此政府为了让农民过上持续稳定的好生活，不再出现两极分化，引导农民走“合作化”道路。
从1953年开始，政府在农村推行“互助组”，关系较好的亲属或邻居们自愿结合，三五家一组。我们家和本族的邵立昌、邵明昌，还有对门的邻居宋汉贵，路南的张国荣一组。父亲说，这是“哭的拉着笑的”，因为宋汉贵一家是外地迁居我们村的，家境贫寒；张国荣是一个丧偶的中年妇女，女儿出嫁他村，儿子牺牲（后来父亲给她办了烈属证），所以父亲必须带着他们一块走集体化道路。
1955年左右开始，政府号召办“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两三个组合为一个“初级社”。但是在互助组、初级社阶段，多数初级社并没有完全改变土地私有制的性质，只是本组、本社内大家互相帮工，农忙时集体劳动，谁的土地谁收获，其他人无权参与分配。显然，这种小规模的初级社形式，属于半社会主义的性质，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贫富差距，不能达到共同富裕的目的，也不符合社会主义的目标。
从1956年开始，政府号召创办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要求生产资料归公。其中土地，犁、耧等大型生产工具，牛、马、驴等大牲畜全部归公，这就是文艺作品所说的“入社”。按政策凡是“入社”的生产资料进行折价记账，年终参与分红，还是比较合理的。当时，我们村和小史村同属于“建国四社”，由退伍的志愿军老兵毕振民担任社长。“毕社长”的称呼在我脑海里记忆尤深，而互助组、初级社时期的村领导则称为“村长”。
“高级社”实行公有制，集体劳动，按劳动能力评定“工分”级别。社员们劳动所得“工分”加上生产资料折算的“分值”合计起来，占集体收入的四成或五成，人口按六成或五成计入年终分红决算。这样的分配方案，从理论上说相对合理。
由于政府的大力推动，1956年底，全国基本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高级农业合作社已在全国普及，也就是有90%以上的全国农民都走上“农业合作化”道路，由此我国正式迈入“社会主义”轨道。自1958年9月份，全国掀起了“人民公社化”运动，几十个村庄作为一个公社。当时我们王村人民公社包括王村、彭阳、冶头等48个村庄（大队）。短短几个月内，全国就实现了党领导下的一大二公、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体制。
土地入社，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集体劳动，统一分配，从表面上看是个大好事，符合我们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问题是集体劳动，对劳动收获物实行“一平二调”的统一分配方式，从封建社会走过来的人们大部分转不过这个弯来。个别老顽固坚决不入社，政府也不能强迫，几乎各地方都有不入社的“单干户”。一直到文革期间，这时候那些顽固不化的老人也去世了，孩子们都积极入社，个别人迫于形势的压力，也都入社了，“单干户”不复存在。
所谓“自留地”，一方面，因为在农业学大寨之前，没有大规模的整平土地，客观上土地很零散，包括村里的闲园子，集体确实不方便耕种。另一方面，主观上为了让农民心里有点底，也就是让农民手里有少量的土地，种点自己需要的蔬菜、小杂粮什么，调剂社员的生活。所以政府适当的给每个社员留一分地左右，这些地就称为“自留地”。
最初的时候，自留地都是社员原来自己的零散地，我家的自留地就是我们村头上的原来自家的麦秋打场用的场院地（是我们家的东园子），母亲在这里种辣椒、扁豆、南瓜，父亲在这里种庄稼、种甜瓜，晚上我和哥哥就曾经在那里睡觉看园子。还有的自留地就在村内的自己的闲园子里，种树、种庄稼、种蔬菜随便。大多数社员户的自留地都是边远的零散地，不占用大块地。
到人民公社初期，有的社队就不再分配自留地了。但是到了三年困难时期，国家强调必须分配自留地，这个时候就是重新分配自留地了，很少是原来自己的地了。
文革初期，一些社队又收回自留地。文革结束后，至少在分田到户以后，农村仍然分配自留地，主要是以村头或边远零散地为主。
（二）猪饲料地
“猪饲料地”不同于“自留地”，它是时代的产物，是一个历史阶段的见证。
自留地自高级社开始断断续续延续到现在，它是社员们自己拥有支配权的土地，甚至可以说是“封建残余”。它之所以在改革开放的今天还继续存在，说明了这自留地的政策很得农民喜欢，看来我们对于封建社会的遗产还是得“取其精华去其糟泊”，不能一概而论。
自从高级社以来，养猪养牛都是集体的事了，于是有了专职的饲养员，我就在生产队里干过饲养员，同邻居王大哥一同伺候着10多头猪和四五头牛。
在三年生活困难时期，我们生产队饲养处里的猪就很难养下去了。人都吃不上饭，谁还管那些猪啊牛啊的？但是作为一个生产队，喂牛养猪是必须的，“种地不上粪，不如瞎胡混”，不养猪就不能多积肥！
于是，根据国家政策，生产队里的猪就可以寄养在社员户家里，也就是把生产队里的猪分散给社员户养着。既然让社员养猪，就得发给猪饲料，生产队仓库里没有粮食，就分给社员一点零星地，于是“猪饲料地”应运而生。
1962年经济好转以后，寄养在社员家里的猪又收回到饲养处里统一喂养，但是为了鼓励社员个人养猪，生产队里继续分给养猪户“猪饲料地”，并且按养猪的头数计算（母猪生的小猪仔不在内）。不养猪的社员户就没有猪饲料地，经济上肯定不划算，所以几乎家家户户都养猪。
有的生产队不分“猪饲料地”，但是分“猪饲料粮”。这“猪饲料粮”就在社员往来手册上明明白白的写着，不在社员的口粮之列。当然这“猪饲料粮”不是好粮食，都是些在社场里作摆不干净的干瘪的粮食，只能喂牲口，人不能食用。不过，在三年困难时期另当别论，不可否认有的饲养员有和猪、牛争食的现象，甚至有把饲料粮偷回家的现象。
不管是社员在家里给生产队里代养猪，还是后来的社员给自己养猪，猪饲料分给社员了，但是社员是否把猪饲料喂猪了？还是人吃了？特别是在三年困难时期，这是很难管控的事情。于是生产队长和会计在每年的麦、秋两季分“猪饲料粮”的时候，就会扛着大称挨家挨户把每家的猪都称一遍，按猪实际增长的斤数分成不同等级发给不同数量的“猪饲料粮”，也是个比较实用的办法。
我们在某些文艺作品里有时看到有“瞒产私分”的内容，其实这“瞒产”不必要也不可能，因为在庄稼收割之前，公社干部就带着全公社的大队长对各生产队的庄稼进行了“估产”，这产量生产队长能瞒得住吗？“私分”也不可能，因为生产队里分三斤菠菜二斤葱都要记账，何况粮食呢？但是不是多分了“猪饲料粮”则很难把控，我知道有些很差的“猪饲料粮”是不记账的。
人民公社时的麦秋两季，生产队首先要完成国家的“公购粮”，才能分给社员口粮和“猪饲料粮”。只要完成了国家征购任务，生产队有权利支配自己的劳动产品，还叫“私分”吗？这些名词就和“资本主义尾巴”一样，都是被那些不食人间烟火的干部们挖空心思地创造出来的。像电视剧《老农民》那样，社员们躲在地窖里过年吃肉包子的镜头，不知道导演是怎么想出来的。
扯远了，这“猪饲料地”随着生产队的解体，自然就退出了历史舞台。自留地是国家政策规定的，“猪饲料地”可是灵活执行的，可有可无的，再说现在社员户自己养猪的现象被以“治污”名义基本取缔了，还有什么“猪饲料地”？但是在1982年分地的时候分了就是分了，也没有人去干预，所以个别村里还有“猪饲料地”这个名堂。
（三）场院地
“场院地”和“自留地”“猪饲料地”比起来，“场院地”是最新的名词，它产生于1982年分田到户的那一年，距今正好40周年，看来这个题目还有一定的政治意义和历史意义。
生产队时期的场院一般叫“社场”，很大很大的，我们生产队的社场不下于三亩地。但是分田到户了，社员们也需要打场脱粒，于是在分地的同时，生产队长也把社场给分了。不是按户分，而是按人口分。所以当时我家四口人分的场院地也就相当于十几平米的客厅那么大，有法打场吗？如果是拉碌碡人工脱粒还将就着，但是用脱粒机或拖拉机那绝对是不行的。
车到山前必有路，有的人开始在在自己的地里临时开辟一块场院地，等用完了再补种上庄稼。还有的人在村头上开拓一片小荒地，作为自己的场院使用。我家的南边是邻队一户社员的自留地，妻子和人家商量，给人家几十斤粮食换来当场院用。不管用什么办法，反正活人不能让尿憋死，不管是集体生产还是分田单干，老百姓都得过日子。
有了隔着家近的场院地，大社场里分的那块场院地就种蔬菜了，茄子、辣椒、萝卜、大葱，想种什么就种什么。种菜就得浇水，在过秋过麦的时候，人家用场的村民希望干燥，种菜的村民这边放水浇菜，显得很不协调，也惹出一些口角是非，后来就干脆就放弃了。
我家的责任田，在我进城教高中后就不方便耕种了，正好侄子结婚又生了孩子，就在1996连同场院地一块交给侄子使用了。一直到2013年全村搬迁后，我们村不管是口粮田、自留地、场院地，全都种成树木了，农业变成了林业。
其实，和“猪饲料地”同时并存的还有“自食菜地”，显然这“自食菜地”就是让社员来种菜的。还有“零星地”，顾名思义就是旮旮旯旯的小地块；因为我们村靠着冲山（龙舟山），所以还有“山洼地”。这些地都是在三年困难时期分给社员“自救”的一些小地块，虽然不多，每户加起来也够半亩多，人口多的可以分到一亩多。有了这些地，社员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种植各种蔬菜、小杂粮和庄稼，基本上能度过难关。
至于说三年困难时期“e死人”的问题，顺便提及一下。因为现在还没有人公开研究这个问题，所以很难有正确的数据，一些作品就把它无限度地扩大，这是不符合事实的。别的地方我不知道，但是纯粹“e死人”的事情在我们那儿是没有的。
为了救灾，国家放开政策，允许生产队分给社员每人一分地左右的自留地，可以分每人三厘的“自食菜地”，还有“猪饲料地”“山洼地”“零星地”等。有了这些地，就可以作为生产队分口粮的补充，精打细算可以度过灾荒。最困难的是1960年，1961年就开始好转了。
记得那时候，由于长期吃糠咽菜，严重营养不良，导致人体浮肿的现象是很普遍的。政府安排医生下乡给社员们检查身体，确实浮肿严重的，可以配发一种“康复饼”以加强营养。
当然由于那个时代医疗条件不好，加之营养不良，死亡率比正常年份高是肯定的。我之所以写下这些文字，就想着以当事人的身份为历史研究留下点真正的资料，免得有人带着丑化的目的写出一些不合实际的作品去外国领奖。
（四）土场地
“土场地”与“自留地”“猪饲料地”“场院地”“自食菜地”“山洼地”“零星地”不同，因为这些地都是私人的，而土场地是社员们公用的。那时候生活在黄土地上的庄稼人，没有“土场地”就没法过日子
土场地，就是庄稼人取土用的地，用项大着呢。比如平时垫猪圈、羊圈、牛圈，凡是属于积肥用土，基本上来自土场地；再如老百姓盖屋打墙用土，特别是打土坯用土，那可是大批量用土；还有那时候老百姓做饭都用土炉子，天天需要“揣搭火”，毫不夸张地说，老百姓没有土场地就吃不上饭。
城里人自然没有土场地，所以就有农村人推着“搭火土”来城里售卖的；也有城市人去城外很远的地方自己取“搭火土”的。当然人家农村人若是心好愿意那就没问题，可是如果人家不愿意呢？那可怎么办？
土场地的要求一是需要土质较好，至少没有石硼之类的，因为庄稼人取土是为了垫栏圈、打墙盖屋，掺上了石硼等杂质是不可以的。二是选用黏质土，因为老百姓“揣搭火”用的“搭火土”以黏质土为上等。三是要保证复垦，千万别一次性用土就沦为永久的荒地，因为土地就是老百姓的命根子。再就是一般离村庄比较近，方便人们用土。
记得我们生产队的第一块土场地就是村东头我们那块自留地。这块地比着路面高出一米多，就在村头上、还是黏质土，很符合土场地的条件。但是再向下深挖就是打土坯不可缺的“白香土”，这种土质地纯净，每年的农历“二月二”可以用来炒“蝎豆”，炒出来的豆子有一股土香味，所以俗称“白香土”。当然，每年只是炒“蝎豆”用那是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但是打土坯需要黏质土与“白香土”混合用最好，所以人们就往深处挖，结果挖着挖着就成了夏秋两季的积水坑，成了鹅鸭和小孩子们戏水的好地方。
这块土场地面积不大，土层不高，大约到人民公社初期就用完了，后来成为生产队的饲养处，再后来成了社员们的宅基地。
第二块土场地叫“顺道地”，就是从我们村头正直向北50米左右路东的地块，因为顺道而被称为“顺道地”。这块地因为高低不平，并且有一层薄薄的石棚，老百姓俗称“火石岗子”，庄稼长势很差，按正理说是不符合土场地标准的。但是生产队有意把这块地整平，所以就成了临时的土场地。当然那些掺着石硼的土不能打土坯，社员们只好先把石硼层挖掉再取土。至于垫栏圈用土，只有哪里来哪里去了。就是那些捡不出来的小石子儿就垫栏圈了，然后从栏圈里挖出来又被运到其它地块了。当然，从栏圈里挖出来的小石子儿也有一定的“肥力”，要不咋说“茅厕里的石头”又臭又硬呢。
这块土场地没用了几年，那些高出的“火石岗子”基本都被挖低了，那些石硼也都挖得差不多了，队长就安排男女劳力用一个冬天的时间，把这块地彻底整平了，达到了预期目的。这是我们生产队农业学大寨以来第一块整平的土地，大约有20亩左右，成为生产队的丰产田。当然地名还是“顺道地”，但是在我心里那就是农业学大寨的“一号田”。当时我的想法是随着一块块的土地被扩大整平，就以一、二、三……号的数字来命名，再也不要“死孩子堰”地那样没有文化味的地名了。
直到分田到户时，我们生产队的土场地在村北不远的侯家茔地。这块地是最标准的土场地，第一离村近且顺路；第二有四五米高的土层，并且上部为黏质土，下部为“白香土”，没有石硼等杂质；第三最可贵的是上边是侯家茔地，下面就是菜园地，通过开放土场地让社员们取土，把侯家茔地被用掉的那一部分变成了水利条件很好的菜园地，很方便复垦，一点也不浪费土地。
一直到分田到户后，生产队在分地的时候，队长还是把侯家茔地的一大溜土地划出来作为土场地，因为庄稼人过日子，永远也离不开土场地。
2013年，我们村庄整体搬迁了。因为新的大史社区是一排排的新楼房，不仅没法养猪了，有了煤气灶也不用“揣搭火”了，当然再也不用自己操心打墙盖屋了，所以那土场地永远地与人们的生活绝缘了……再过去几十年，这“土场地”就成了年轻人难以理解的历史名词。由此，就感到这篇“黄土地”所担负的历史责任太重了。
（五）宅基地
大概从公元前六七千年开始，我们的祖先就知道定居生活了，也就是有了“家”的概念。自从商鞅变法以来，“家”就是社会生产、生活的基本单位。有家就得有房，家是个人的，房也是自己的。
大家还学过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知道老百姓没有住所的困难。大家也知道“千里修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的故事，说明了因为宅基地闹纠纷打官司的也不少。
解放后，随着全国范围内土地改革的完成，人民政府对农民的土地、房屋和林木进行了“确权”，我们这儿在1951年1月为每家每户颁发了《土地房产所有证》。到1956年土地入社时，这张所有证由政府收回，一般保存区县档案馆里。如果邻里之间确实有纠纷，可以凭村里的介绍信查询。
记得，我家的邻居张大娘因为生活困难要卖地，我父亲劝她不要卖地，因为卖地就会永远失去生活来源。当时我们南园子里有一盘石碾，父亲就想把石碾移出来，让街里街坊推碾方便，就买了张大娘家一间屋的地基，准备在这里安置那盘碾。结果张大娘去世后，邻居盖屋为这间宅基地和我家发生了纠纷，父亲说这间屋地基的买卖契约都在淄川档案馆存着，可以去查阅。最终因为我们家没有盘碾，这间房地基属于闲置状态，经过村委会协调，邻居还是占用了一部分。
周村区城北街道（原南阎乡）因在1958年11月划归淄博市，所以他们的《土地房产所有证》邹平也没收，淄博也没要，至今还在村委档案厨或个人手里存放着，已经成为珍贵的文物资料。
人民公社时期，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医疗条件的改善，人口生育率增长很快，于是一些社员户开始向生产队提出审批宅基地的请求。根据申请户的实际情况，由大队审核经公社土地主管部门批准，即可划批每户2分或2.5分的宅基地。生产队划批宅基地的时候，一般先把村内闲园子、再把村头的闲园子划拨为宅基地，再依次统一规划。
改革开放以后，又把原来的饲养处、粉坊、豆腐坊、仓库、办公室等集体用房划拨为宅基地。新批的宅基地一般都是5间北屋，“大排档”式排列，宽绰朝阳、整齐划一，街巷通达。
为了有效管控农村宅基地，政府还安排土管部门挨家挨户进行实际测量，登记造册，发给《房产证》，并附有宅基平面图。然后推行宅基地“有偿使用”政策，按平米收费。农村宅基地绝大部分是老一辈传下来的，让房主缴纳“土地使用税”应该是开天辟地头一遭，所以遭到大多人抵制，大约两三年之后，该政策就自动失效了。
1992年以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有些村庄还可以花钱买“宅基地”。记得我们村在处理大队办公室时，我四哥和弟弟每人花了3万多元买了村委大院的一部分。可是到2013年村庄整体搬迁时，根据赔偿标准，每人只有几千元的补贴款，两人都赔了不少钱。
1997年城区房改时，我分得50平米的“房改房”一套，需要缴纳一定的资金方可入住。因为当时生活困难，手中缺钱，就把农村亲手建起来的宅院卖给了邻居，一共卖了2万余元，我还出钱给人家办理了房产过户手续。等到2013年我们村搬迁时，那邻居换了一套120平米的安置房，价值20万元左右。亏不亏？
自从“三大改造”后，我国就走上社会主义公有制的道路，如果我们坚持“公建民租”的房产政策，就不会导致“炒房”问题，更没有买不起房的问题。可是现在房产si有化了，宅基地成为一个聊不完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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