念奴娇 追思焦裕禄

习近平

    魂飞万里，盼归来，此水此山此地。百姓谁不爱好官？把泪焦桐成雨①。生也沙丘，死也沙丘，父老生死系②。暮雪朝霜，毋改英雄意气！    依然月明如昔，思君夜夜，肝胆长如洗。路漫漫其修远矣，两袖清风来去。为官一任，造福一方，遂了平生意。绿我涓滴，会它千顷澄碧。

 注：①焦裕禄当年为了防风固沙，帮助农民摆脱贫困，提倡种植泡桐。如今，兰考泡桐如海，焦裕禄当年亲手栽下的幼桐已长成合抱大树，人们亲切地叫它“焦桐”。②焦裕禄临终前说“我死后只有一个要求，要求党组织把我运回兰考，埋在沙丘上。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着你们把沙丘治好！”

为民造福才是最大的政绩

--从焦裕禄葬礼万人空巷谈树立正确的政绩观

曹广真

近期看了郑州大学周荣芳老师给学生讲焦裕禄书记。1966年在兰考下葬时，上万群众伫立在寒风中，胸佩白花，齐刷刷跪在他的棺木前，失声痛哭。从火车站运到墓地，才1.5公里，却整整走了两个半小时。棺木往前挪一步，群众往后退一步，退一步磕一个头，掩埋时没有用铁锹，而是老百姓虔诚的用双手捧着黄土，一捧一捧的把棺木掩埋。讲者失声痛哭，几度哽咽，听者泪水纷飞，掌声不断。这样的场景，看了，听了，将永远铭刻在心，不会遗忘。

焦裕禄的葬礼，我虽然没有参加，但1967年文化大革命正开展的热闹时，我县作为兰考的临近县，虽然不是一个省，但焦裕禄的事迹却早已因为新华社副社长穆青写的一篇《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的报告文学被传的家喻户晓，深入人心。

那时，我们县委的干部已被全部下放到“五七干校”“毛泽东思想大学校”。大家一致要求到兰考瞻仰焦裕禄书记的墓地。于是一大早，韩集毛泽东大学校的四五十名学员，在校长尹先英（县委书记王绍武的爱人）同志的带领下，骑着自行车，浩浩荡荡地奔赴兰考去瞻仰学习。回来后又集中学习讨论了一天。所以，此事虽然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但我却记忆犹新，无法忘却。

今年3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校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仪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他指出，“共产党人必须牢记，为民造福才是最大的政绩”、“业绩好不好，要看群众的实际感受，由群众来评判”。焦裕禄书记虽然在兰考工作才一两年的时间，为什么会在群众中造成这么好的影响？因为他处处关心群众疾苦，唯独没有他自己。俗话说，“天地之间有杆秤，秤砣是老百姓，”中国的黑杆银花木杆秤是婴儿“抓周”的玩具，求的是未来孩子经商生财，立志“称人”求的是身体健康，洞房花烛，用杆秤挑起新娘的盖头，求的是称心如意。为什么中国人不爱用天平，而选择用木杆秤呢？这不仅是它价格低廉、容易携带，更重要的是它透露出的中国式的聪明智慧。杆秤只需要一杆秤砣，以四两之力拨动秤砣，便可称其千斤重量。权衡度量，更体现出东方推崇的以弱胜强、以柔克刚的智慧。同时，持秤者要眼到、手到、心到，不仅看秤杆是扬是抑，更要看人心是否公正，心中之秤是否公道。秤虽小，称的却是人心，故西方持天平者是可以锱铢必较的商人，而东方持秤者更是淳朴无私的圣人。

时光已经流转了半个多世纪，我不禁要问，为什么现在却少有了焦裕禄式的好书记呢？我设想了一下，大概有以下几个原因，那就是没有树立起正确的政绩观，具体来讲：

一是不少人只求个人升迁，没有干满届的打算。县级换届才五年，这短短的五年又能干点儿什么呢？首先，仅调查研究，摸清民情，吃透县情，就需要一年的时间吧，然后才能拟定出正确的工作思路及落实的措施，一步一步地抓好落实。说实在话，一个县委书记到了一个新地方，要真想干出点儿门道，彻底的转换面貌，五年也太“速成”了吧。什么五年计划，什么十年规划，通通成了摆设，换了一茬又一茬，各干各的花样，规划计划没有法律效力。从前的县委书记到一个地方去工作，一干就是数年，十几年，而现在能干满届的也很少，所以久而久之，求的不是政绩，而是个人的升迁，所以，他要做表面文章，他要“速成”，他要“资本”。我就纳闷了，“中央不是早已规定以后可以设副厅或者正厅级的县委书记吗？既然他干得好，原地提拔安排不行吗？”

二是没有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只做表面文章。开国元帅彭德怀说过一句话，“我们要像扫把一样，供人民使用，而不要像泥菩萨一样，让人民恭敬我们，称赞我们，抬高我们，害怕我们”彭老总一辈子做人民的“扫把”，一辈子反对做“泥菩萨”。他始终把自己看得很低，看得很轻，而把人民看得很重很重。他的“扫把论”体现了我们党的根本宗旨，对于我们这一代人很有教育意义。要在思想上尊重群众，在感情上亲近群众，在作风上深入群众，在工作上服务群众，在廉洁上敬畏群众。只有这样，才能做一个“人民的好书记”。  

三是不求“无功”，但求“不出事”就行，随着反腐败斗争的日趋深入，同时也带来了一个副产品，那就是部分领导干部不担当、不作为、不求无功，但求无事，混天聊日，平平庸庸，只想平安着陆，不想干出业绩，成了“躺平干部”。因为干事业总是有风险的，敢担当，难免会触碰一些人的“奶酪”，有的在执法执纪中实事求是，只因没有达到举报人的目的，遭受举报，有的在拆迁工作中依法依理，引起被拆迁人不满而被举报。有的在工作岗位敢抓敢管而受到诬告，有的在工作中坚持原则却被胸怀别有用心者诬告。所有这些，将大大影响整个干事创业队伍的氛围，造成干事的人越来越少，最后庸官、躺平干部越来越多。

问题既然这么严重，那又如何化解呢？

首先要“居官无居官之事，处事无事事之心，”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不要太把做官当回事，而始终保持人格的独立和人性的率真。一个人不做官则罢，但是要做官，身上也就有了三层含义，一是为官之责，责就是手中的权力。不是天生的，也不是谁赠与的，而是老百姓给的。做官的本质是为民办事：二是为官之德。为官的底线是怎么做人，官做得再大，也跳不出人格和人性。三是为官之行，思政之官权在手，其行事方式自然与普通背景不同，如讲究成就、荣誉、威望、权威、效率等，即“为官三事”，这其中最最重要的是为官之责，为官之德，这才是一个真正的实实在在之人。

其次是上级党组织要严格执行“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用人原则，把有能力、有担当、接地气的人选出来、用上去。有能力，一是有洞察力，二是有执行力，三是有创造力，四是有沟通力，这是民众对干部的基本期待。要把好选人关，把真正有能力的人选拔到领导岗位和关键岗位上来。要把好用人关，根据不同岗位特点选择适合岗位的干部，要把好考核关，把能力放在重要位置，把业绩作为重要内容。有担当，要把认真负责，面对大是大非敢于亮剑，面对危机敢于挺身而出，面对矛盾敢于迎难而上，面对失误敢于承担责任，面对歪风邪气，敢于坚决斗争的人选上来。接地气，首先要了解民情，其次懂得民心，其三保持民样。

第三，叫响“第一责任人”，废除“一把手”的称谓。现在官场上“一把手依赖症”很严重，大大制约了工作的正常运转，凸显出基层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的短板。“上面一句话，下面一溜烟”，原本应该正常办理的事情，一拖再拖，一推再推，直到“一把手”过问才能解决。“一把手抓，抓一把手”，原本是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眼下却变成了筐，什么都可以往里装。党政一把手，对各项工作负第一责任，掌管着人、财、物，拥有最大的话语权，最高的决策权，最终的处理权。但过度依赖，一把手，就成了对上对下的“一把手”，造成一把手办公室前门庭若市，副职办公室前门可罗雀，一把手越讲担当作为，副职越研究“为官之术”。往往是“想说不能说，说了不顶用，想干不能干，干了怕过线，做事不做主，做主没心善。”所以建议“一把手”的称谓要改，改成“第一责任人”，这也是权力观纠偏的重要内容。

第四，宁负贪官污吏，不负全国百姓。范仲淹在做参政知事时严整吏治，他审核地方官吏，在名册中每见德才有亏，名声不佳者，就立刻把这些人的姓名一笔勾销，这就是“一笔勾销”的来历，其本意是对庸官、昏官、劣政不作为的态度。因为当时贪官泛滥，更成了王朝的陈河利弊，而选人用人制度，乃其症结所在，官员升迁只看资历年限，不考核政绩，很多人就混日子，熬年头儿，尸位素餐。有的官职靠祖上的功劳继承而来，本人却无德无才，甚至贪赃枉法。所以他“去谬”“纠慢症”，对贪污腐败、昏庸无能、懒政无为、老迈失德的官吏进行严厉的罢黜。而任人唯能，对有的动机是为了百姓的、犯了错的、却仗义执言，从轻处置。他立场坚定，淳然大气的说，“即使造成一家人哭，也比造成一路人（相当于今天的一个省）哭好，”所以将不称职的官员悉数罢免，百姓才能过上好日子。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我不得罪贪官污吏，就会辜负13亿人民。”

第五，为担当者担当，为负责者负责。2015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了《关于进一步激励广大干部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的工作意见》，明确指出，要严肃查处诬告陷害行为，就是说，及时为受到不实反映的干部澄清正名，消除顾虑。中纪委也为此提出了新的工作规则。为数万名干部澄清是非、撑腰鼓劲，让有担当作为者充满干劲，让更多想干事、能干事的干部吃了“定心丸”，更加能够心无旁骛的为党和人民干事创业、建功立业。

基层干部工作状态好不好，积极性和主动性强不强，直接决定着党中央的决策和部署能否贯彻执行。目前正处于爬坡迈坎、攻坚克难的关键时期，需要的不是一团和气，而是一派正气、一股锐气。所以，要敢于为他们正名，鼓励对不实举报者和恶意中伤者严肃处理，正风纪、树正气。

今天，我们学习焦裕禄精神，就是学习他将人民群众的事占满自己全部身心的亲民精神，学习他没有时间和精力去考虑自己得失的无私精神，学习他从不为虚假政绩而费心费力的正直精神。每一个为官之人要想到官是人民给予的、位是人民托起的，如果不能为人民造福，何来为官之道做人之本？如果人民不满意，又何来政绩可谈？万人空巷送书记，那是因为焦裕禄把为人民造福放在了政绩的上面，把人民的事儿放在了心坎儿的上面 ，把人民当作了真正的亲人，所以他的死触动了无数亲人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