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胡春雨
序 篇
《礼记-郊特牲》讲述中国人的哲学：“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中国人所以为中国人，不在于西式的宗教超验于世外，而在于固有的信仰升华于宇内：对天道的敬畏，对祖先的皈依，让民族生命之树万古长青。《孔子家语-庙制》云：“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诸见祖宗者，其庙皆不毁”，因为里面讲述着祖先的丰功伟绩，《周书》所谓“创业垂统，永光无穷”。《坤灵图》解释：“德配天地，在正不在私，曰帝”。可见五帝之“帝”，乃以人为本的文化概念，原本与封建专制无关。在历史风烟中，我们不免有许多歧见，但对祖先的信仰、对炎黄的认同，乃凝聚中华民族的纽带、涵养民族生命的根柢，在全球激荡的时代愈形紧要——这应是历史的真相。
五千年太过久远，神龙降临的时代没有旁观者证实，当子孙走过千秋万代，记忆也不免模糊。但祖先的足迹就在这片大地之上，神州大地便是最好证据。《史记》
上篇 锻造区夏
仰望历史的天空，黄帝的圣母附宝，“见大电绕北斗枢星，感而怀孕，二十四月生黄帝于寿丘。”历史上是否有如此
文明的大幕不可能突然揭开，民族的诞生来自于
现代考古证实，在新石器时代，以长江、黄河构成的“两河流域”为中心，广袤的中华大地成长出各具特色的六大文化区系，历经无数碰撞与交流，汇聚成早期中国文化圈。不同于环地中海破碎的地理环境所形成的西方世界，中华民族起源时代便呈现“多元一体”格局，塑造着重和合、谋大同的民族性格。沿着古国-方国-帝国的早期国家进程，距今六千年前后中华大地已是古国林立，五千多年前的良渚方国遗址迄今霸气侧漏。天下万邦，此消彼长；天下大势，万川归海。中原地处文明汇聚与辐射的中心，新石器晚期以此为芯形成“重叠花瓣”式的文明布局，为夏商周定鼎中原奠定了
面对时代变局，“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逐鹿天下的主要对手，一个是华夏集团内部“道德衰微”趋于没落的神农氏旧政权，一个是蚩尤治下强大的东夷集团，新旧势力历经长期酝酿至此迎头碰撞，平定天下注定成为时代主题。面对“炎帝侵陵诸侯”的失策、“而蚩尤最为
回顾这段家史，如果说华夏的整合与东夷的融合，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缔造奠定了基础，那么文德与尚武的精神，则是我们自立于世不可或缺的左右手。战争并未因此结束，天下万国势必抟聚于强大的政治中心，于是“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尝宁居。”史云黄帝“五十二战而天下咸服”，戎马一生，“迁徙往来无长处，以师兵为营卫”。历经无数伟大斗争，华夏声威东到大海、南达长江，向北击败了匈奴前身——荤粥，于是大会诸侯，与天下万国“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肇建国都，君临天下，从此奠定华夏在东方世界的主体地位。钱穆先生曾经揭示，文明、民族与国家的形成三位一体的规律。创世运动余波所及，整个中华民族大家庭普遍信奉炎黄正统。《辽史》记载由于“王畿之封建有限”，故二帝血胤流布四方，“辽之先出自炎帝，世为审吉国”，金人宣称“本朝绍高辛，黄帝之后也”，流寓东南亚的越南也以炎帝之后自居。
战争只是平天下的开始，能否创业垂统关键要看建设。黄帝开国后，在政权建设上，根据当时的意识形态和基本国情，“官名皆以云命，为云师。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以云命名政权机构，是因为“黄帝受命，有云瑞”。当时处于天下万国的发展阶段，统一方式不可能是派遣官吏，主要是以“左右大监”分大区节制诸侯。黄帝赢得万国拥戴，隆重举行封禅大典：“万国和，而鬼神山川封禅与为多焉”。此后“获宝鼎，迎日推侧筴”，意味着天命眷顾。在风后、力牧等先贤辅佐下，新政权大力开展物质与精神文明建设，“顺天地之纪，幽明之占，死生之说，存亡之难，时播百谷草木”，探求天道人事，总结兴亡规律，发展社会经济。文字、服饰、建筑、礼制、医药等文明要素，在黄帝领导下实现历史性飞跃，塑造着中华民族的基本面貌。历经“劳勤心力耳目，节用水火财物”，一时天下太平、海不扬波。黄帝之为黄帝，华夏之为华夏，来自创世纪的伟大。
开辟华夏的伟业，不可能一代人完成，黄帝后人莫不以崇高的品德、卓越的智慧赓续着前人伟业，五帝三王莫非黄帝一脉，“皆同姓而异其国号，以章明德”。到了黄帝之孙颛顼时代，华夏声教势不可挡，“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趾”，北达考古学上燕山一带的北方文化区系，南到越南、西及沙漠，基本涵盖了后世中华文化圈主要区域。曾孙帝喾时代，“取地之材而节用之，抚教万民而利诲之，历日月而迎送之，明鬼神而敬事之”，从社会经济到思想文化取得长足进步。帝喾“溉执中而遍天下，日月所照，风雨所至，莫不从服”，把握大中之道，“若水之灌溉，平等而中正，遍于天下也”，启沃了中华民族“允执厥中”的大智慧。华夏之治愈形巩固，即将在洪波中托起尧天舜日，令万代永慕。
下篇 至德之世
“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云。”历经千百年沉淀，帝尧屹立在子孙心头的，乃庄严华丽的圣像。因为帝尧“富而不骄，贵而不舒，”在位期间“能明驯德，以亲九族。九族即睦，便章百姓；百姓昭明，合和万国。”以明德引领天下，从修身齐家到治国平天下，悦
然而“越是伟大的事业，越是充满挑战，”来自天时，来自人事，来自不可测
“朕在位七十载”，完成政治交接、治理洪水已不容再拖，何况朝内权贵暗流涌动，南方三苗蠢蠢欲动。帝尧要求“悉举贵戚及疏远隐匿者”，此次四岳公推了东夷民间尚未娶妻的大舜：“舜年二十以孝闻，年三十而帝尧问可用者”。大舜出身极为病态的家庭，但以天纵之圣，“明于庶物，察于人伦”，面对家庭危机，“能和以孝，不至奸，
大舜闯出丰富的阅历，以崇高的品德成就着人生传奇：“舜耕历山，历山之人皆让畔。渔雷泽，雷泽上人皆让居。陶河滨，河滨器皆不苦窳”。展现出卓越的领导才能：“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从政后，帝尧“乃使舜慎和五典，五典能从。乃遍入百官，百官时序。宾于四门，四门穆穆，
《孔子家语-六本》云：“居国有道矣，而嗣为本”，关乎政权有序交接。看来禅让与摄政乃有机整体，在确保天位稳固前提下实践贤能政治，以民主协商和事权统一的精神，保证早期国家高效运行。没有强大而稳健的执政中枢，先民赢得伟大斗争、缔造中华民族将不可思议。大舜既膺大命，乃祭告天地群神，大会诸侯领袖，颁发瑞信以昭天下，随即巡狩四方号令诸侯。从东方开始，“遂见东方君长，合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根据当时的历史条件，夯实统一之基。奔波期年，回京述职，祭告祖庙。此后“五岁一巡狩，群后四朝”遂为宪制，以天子巡狩和诸侯朝会相结合行使中央权力。其间“遍告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大舜不断发表讲话，考核政绩，作出表彰。改革地方治理，分天下为十二州，“十二牧行，而九州莫敢辟违”。比起黄帝初创时“合符釜山”、“置左右大监”，早期国家取得了长足进步。其中法治建设，对于国家缔造与社会进步意义尤为重大。
在大舜最高领导下，先民创立“五刑”，奠定了中国独特的刑罚体系。在法律应用上“眚烖过，赦；怙终贼，刑”，根据罪过性质和恶性大小区别对待，于此可见后世“原心定罪”的原理。“钦哉，钦哉，惟刑之静哉！”在中华法系诞生时代，种下了钦敬仁恤的基因。法治能否确立，在于能否规范国家生活、约束权贵势力，不在于束缚百姓。大舜对结党营私的讙兜和共工、治水失误的鲧和动乱边疆的三苗，在帝尧支持下申明其罪重拳出击，“四罪而天下咸服”。顺应人民意愿，维护政治安全。大舜以大圣之才，开创了国家治理的新时代。帝尧逝世后，“百姓悲哀，如丧父母”，经过“三年之孝毕，舜让避丹朱于南河之南，”诸侯与民众一致拥戴大舜，“舜曰：‘天也’，然后之中国践天子之位”。帝舜时代正式开始。
《谥法》曰：“仁圣盛明曰舜”，可见舜的尊称乃后人盖棺定论。帝舜继位后，首先加强领导班子建设，在世家大族中，重用来自高阳氏的“八恺”，针对洪水滔天的主要矛盾，担负起水土治理的重任；重用来自高辛氏的“八元”，针对社会构建的重大任务，担负起文化教育的重任：“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从基本伦理着手构建核心价值，在先进文化引领力下实现了“内平外成”，产生了“诸夏太平，夷狄向化”的治理效果。同时以霹雳手段，彻底清除盘踞在统治阶层的邪恶、顽固、腐朽势力，“舜宾于四门，乃流四凶族，迁于四裔”，以刮骨疗毒的大智大勇澄清寰宇，刷新政治生态，淳化天下风俗。
帝舜以深邃的视野、博大的胸襟、无畏的担当，展开恢弘的治国方略。一方面依靠群贤，封爵分职，共担治理重任；一方面，广开言路，弘扬正气，赓续帝尧传统——接力前朝伟大奋斗。帝舜的伟大，还在于知人善任、用人不疑，团结带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领导集体，把握历史方位与问题导向，作出重大部署：平治水土、战胜水患，发展农业、解决温饱，推行文教、和谐社会，完善法制、维护稳定，促进工业、发展民生，开发资源、保护生态，落脚在制礼作乐、文明进步，凝聚人心、上下情通。历尽艰辛，取得了灿烂成就，奠定了中华文明史上的“道统之源”。华夏版图更加巩固，“方五千里，至于荒服”，在东方世界的影响力更加深远。以文德为主武力为辅，对三苗的斗争亦取得决定性胜利。
环顾千载之下，夏代始祖的禹、商代始祖的契、周代始祖的弃，以及与尧舜禹并列“上古四圣”的皋陶，竟同时涌现在帝舜的朝堂之上。前世今生，其功德所以不朽，也许正在于共同塑造了中华文明一脉相承的基因，也即尧舜禹汤所谓道统。“于是禹乃兴《九招》之乐，致异物，凤凰来翔”，古人以浪漫而壮丽的笔法，绘制了“地平天成”的写意，史称：“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
续 篇
《孟子》讲“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帝舜摄政时，以无我之心主持抗洪大计，既果断严惩了鲧，又大胆启用了禹。大禹“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组织万国，带领民众，战胜洪水，解救倒悬，故“惟禹之功为大，披九山，通九泽，决九河，定九州，各以其职来贡。”辅佐帝舜完成了平治水土的历史使命，取得了“九州攸同”的历史进步。在中央和地方关系上创立五服制度，由近及远采取不同治理模式。根据各地经济基础“任土作贡”，采用差别税制。意味着早期国家更加巩固，中央政权更加权威，更加统一的王朝时代呼之欲出。众望所归，“帝舜荐禹于天，为嗣”。帝禹晚年遵循成宪，推举德高望重的皋陶接任，“且授政焉而皋陶卒”。此后选任的益，在帝禹逝世时“益之佐禹日浅，天下未洽”，尚未树立起威望，而帝禹之子“启贤，能敬承禹之道。”万民所归即天心所在——夏后氏，开启了王朝时代的篇章。
二千年过去，太史公以充满温情与敬意的眼光回顾历史，在天步维艰中写出了星汉灿烂。万古之下，遥望创世时代，譬如神龙飞腾时空，颇感阴阳不测。但祖先开天辟地的遗踪，遍布经典文献，贯通九州大地，演绎成无数故事传说，镌刻在民族心头。以我们山东为例，曲阜有寿丘之名，菏泽有帝尧之陵，济南有舜耕之山，德州有禹王之城。我相信，我们乃真实的存在。当太史公担负起“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的使命，游历南北，遍索文献，历史的构建“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遂以《五帝本纪》为第一，溯源民族生命，开篇华夏历史。人有血气心知之性，有志意思慕之情，对历史的追述透着人性的体温，令人神往，令人虔敬，令人动容。
对于我们一般国民而言，历史是批判更是信仰，是探索更是传承。
作者简介
胡春雨，字思农，天桥作协副主席、长清民革文史研究会副会长、齐鲁晚报签约作家、山东作协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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