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胡春雨
序 篇
《礼记-郊特牲》讲述中国人的哲学:“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中国人所以为中国人,不在于西式的宗教超验于世外,而在于固有的信仰升华于宇内:对天道的敬畏,对祖先的皈依,让民族生命之树万古长青。《孔子家语-庙制》云:“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诸见祖宗者,其庙皆不毁”,因为里面讲述着祖先的丰功伟绩,《周书》所谓“创业垂统,永光无穷”。《坤灵图》解释:“德配天地,在正不在私,曰帝”。可见五帝之“帝”,乃以人为本的文化概念,原本与封建专制无关。在历史风烟中,我们不免有许多歧见,但对祖先的信仰、对炎黄的认同,乃凝聚中华民族的纽带、涵养民族生命的根柢,在全球激荡的时代愈形紧要——这应是历史的真相。
五千年太过久远,神龙降临的时代没有旁观者证实,当子孙走过千秋万代,记忆也不免模糊。但祖先的足迹就在这片大地之上,神州大地便是最好证据。《史记》
上篇 锻造区夏
仰望历史的天空,黄帝的圣母附宝,“见大电绕北斗枢星,感而怀孕,二十四月生黄帝于寿丘。”历史上是否有如此
文明的大幕不可能突然揭开,民族的诞生来自于
现代考古证实,在新石器时代,以长江、黄河构成的“两河流域”为中心,广袤的中华大地成长出各具特色的六大文化区系,历经无数碰撞与交流,汇聚成早期中国文化圈。不同于环地中海破碎的地理环境所形成的西方世界,中华民族起源时代便呈现“多元一体”格局,塑造着重和合、谋大同的民族性格。沿着古国-方国-帝国的早期国家进程,距今六千年前后中华大地已是古国林立,五千多年前的良渚方国遗址迄今霸气侧漏。天下万邦,此消彼长;天下大势,万川归海。中原地处文明汇聚与辐射的中心,新石器晚期以此为芯形成“重叠花瓣”式的文明布局,为夏商周定鼎中原奠定了
面对时代变局,“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以征不享”,逐鹿天下的主要对手,一个是华夏集团内部“道德衰微”趋于没落的神农氏旧政权,一个是蚩尤治下强大的东夷集团,新旧势力历经长期酝酿至此迎头碰撞,平定天下注定成为时代主题。面对“炎帝侵陵诸侯”的失策、“而蚩尤最为
回顾这段家史,如果说华夏的整合与东夷的融合,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缔造奠定了基础,那么文德与尚武的精神,则是我们自立于世不可或缺的左右手。战争并未因此结束,天下万国势必抟聚于强大的政治中心,于是“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平者去之,披山通道,未尝宁居。”史云黄帝“五十二战而天下咸服”,戎马一生,“迁徙往来无长处,以师兵为营卫”。历经无数伟大斗争,华夏声威东到大海、南达长江,向北击败了匈奴前身——荤粥,于是大会诸侯,与天下万国“合符釜山,而邑于涿鹿之阿。”肇建国都,君临天下,从此奠定华夏在东方世界的主体地位。钱穆先生曾经揭示,文明、民族与国家的形成三位一体的规律。创世运动余波所及,整个中华民族大家庭普遍信奉炎黄正统。《辽史》记载由于“王畿之封建有限”,故二帝血胤流布四方,“辽之先出自炎帝,世为审吉国”,金人宣称“本朝绍高辛,黄帝之后也”,流寓东南亚的越南也以炎帝之后自居。
战争只是平天下的开始,能否创业垂统关键要看建设。黄帝开国后,在政权建设上,根据当时的意识形态和基本国情,“官名皆以云命,为云师。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以云命名政权机构,是因为“黄帝受命,有云瑞”。当时处于天下万国的发展阶段,统一方式不可能是派遣官吏,主要是以“左右大监”分大区节制诸侯。黄帝赢得万国拥戴,隆重举行封禅大典:“万国和,而鬼神山川封禅与为多焉”。此后“获宝鼎,迎日推侧筴”,意味着天命眷顾。在风后、力牧等先贤辅佐下,新政权大力开展物质与精神文明建设,“顺天地之纪,幽明之占,死生之说,存亡之难,时播百谷草木”,探求天道人事,总结兴亡规律,发展社会经济。文字、服饰、建筑、礼制、医药等文明要素,在黄帝领导下实现历史性飞跃,塑造着中华民族的基本面貌。历经“劳勤心力耳目,节用水火财物”,一时天下太平、海不扬波。黄帝之为黄帝,华夏之为华夏,来自创世纪的伟大。
开辟华夏的伟业,不可能一代人完成,黄帝后人莫不以崇高的品德、卓越的智慧赓续着前人伟业,五帝三王莫非黄帝一脉,“皆同姓而异其国号,以章明德”。到了黄帝之孙颛顼时代,华夏声教势不可挡,“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趾”,北达考古学上燕山一带的北方文化区系,南到越南、西及沙漠,基本涵盖了后世中华文化圈主要区域。曾孙帝喾时代,“取地之材而节用之,抚教万民而利诲之,历日月而迎送之,明鬼神而敬事之”,从社会经济到思想文化取得长足进步。帝喾“溉执中而遍天下,日月所照,风雨所至,莫不从服”,把握大中之道,“若水之灌溉,平等而中正,遍于天下也”,启沃了中华民族“允执厥中”的大智慧。华夏之治愈形巩固,即将在洪波中托起尧天舜日,令万代永慕。
下篇 至德之世
“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云。”历经千百年沉淀,帝尧屹立在子孙心头的,乃庄严华丽的圣像。因为帝尧“富而不骄,贵而不舒,”在位期间“能明驯德,以亲九族。九族即睦,便章百姓;百姓昭明,合和万国。”以明德引领天下,从修身齐家到治国平天下,悦
然而“越是伟大的事业,越是充满挑战,”来自天时,来自人事,来自不可测
“朕在位七十载”,完成政治交接、治理洪水已不容再拖,何况朝内权贵暗流涌动,南方三苗蠢蠢欲动。帝尧要求“悉举贵戚及疏远隐匿者”,此次四岳公推了东夷民间尚未娶妻的大舜:“舜年二十以孝闻,年三十而帝尧问可用者”。大舜出身极为病态的家庭,但以天纵之圣,“明于庶物,察于人伦”,面对家庭危机,“能和以孝,不至奸,
大舜闯出丰富的阅历,以崇高的品德成就着人生传奇:“舜耕历山,历山之人皆让畔。渔雷泽,雷泽上人皆让居。陶河滨,河滨器皆不苦窳”。展现出卓越的领导才能:“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从政后,帝尧“乃使舜慎和五典,五典能从。乃遍入百官,百官时序。宾于四门,四门穆穆,
《孔子家语-六本》云:“居国有道矣,而嗣为本”,关乎政权有序交接。看来禅让与摄政乃有机整体,在确保天位稳固前提下实践贤能政治,以民主协商和事权统一的精神,保证早期国家高效运行。没有强大而稳健的执政中枢,先民赢得伟大斗争、缔造中华民族将不可思议。大舜既膺大命,乃祭告天地群神,大会诸侯领袖,颁发瑞信以昭天下,随即巡狩四方号令诸侯。从东方开始,“遂见东方君长,合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根据当时的历史条件,夯实统一之基。奔波期年,回京述职,祭告祖庙。此后“五岁一巡狩,群后四朝”遂为宪制,以天子巡狩和诸侯朝会相结合行使中央权力。其间“遍告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大舜不断发表讲话,考核政绩,作出表彰。改革地方治理,分天下为十二州,“十二牧行,而九州莫敢辟违”。比起黄帝初创时“合符釜山”、“置左右大监”,早期国家取得了长足进步。其中法治建设,对于国家缔造与社会进步意义尤为重大。
在大舜最高领导下,先民创立“五刑”,奠定了中国独特的刑罚体系。在法律应用上“眚烖过,赦;怙终贼,刑”,根据罪过性质和恶性大小区别对待,于此可见后世“原心定罪”的原理。“钦哉,钦哉,惟刑之静哉!”在中华法系诞生时代,种下了钦敬仁恤的基因。法治能否确立,在于能否规范国家生活、约束权贵势力,不在于束缚百姓。大舜对结党营私的讙兜和共工、治水失误的鲧和动乱边疆的三苗,在帝尧支持下申明其罪重拳出击,“四罪而天下咸服”。顺应人民意愿,维护政治安全。大舜以大圣之才,开创了国家治理的新时代。帝尧逝世后,“百姓悲哀,如丧父母”,经过“三年之孝毕,舜让避丹朱于南河之南,”诸侯与民众一致拥戴大舜,“舜曰:‘天也’,然后之中国践天子之位”。帝舜时代正式开始。
《谥法》曰:“仁圣盛明曰舜”,可见舜的尊称乃后人盖棺定论。帝舜继位后,首先加强领导班子建设,在世家大族中,重用来自高阳氏的“八恺”,针对洪水滔天的主要矛盾,担负起水土治理的重任;重用来自高辛氏的“八元”,针对社会构建的重大任务,担负起文化教育的重任:“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从基本伦理着手构建核心价值,在先进文化引领力下实现了“内平外成”,产生了“诸夏太平,夷狄向化”的治理效果。同时以霹雳手段,彻底清除盘踞在统治阶层的邪恶、顽固、腐朽势力,“舜宾于四门,乃流四凶族,迁于四裔”,以刮骨疗毒的大智大勇澄清寰宇,刷新政治生态,淳化天下风俗。
帝舜以深邃的视野、博大的胸襟、无畏的担当,展开恢弘的治国方略。一方面依靠群贤,封爵分职,共担治理重任;一方面,广开言路,弘扬正气,赓续帝尧传统——接力前朝伟大奋斗。帝舜的伟大,还在于知人善任、用人不疑,团结带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领导集体,把握历史方位与问题导向,作出重大部署:平治水土、战胜水患,发展农业、解决温饱,推行文教、和谐社会,完善法制、维护稳定,促进工业、发展民生,开发资源、保护生态,落脚在制礼作乐、文明进步,凝聚人心、上下情通。历尽艰辛,取得了灿烂成就,奠定了中华文明史上的“道统之源”。华夏版图更加巩固,“方五千里,至于荒服”,在东方世界的影响力更加深远。以文德为主武力为辅,对三苗的斗争亦取得决定性胜利。
环顾千载之下,夏代始祖的禹、商代始祖的契、周代始祖的弃,以及与尧舜禹并列“上古四圣”的皋陶,竟同时涌现在帝舜的朝堂之上。前世今生,其功德所以不朽,也许正在于共同塑造了中华文明一脉相承的基因,也即尧舜禹汤所谓道统。“于是禹乃兴《九招》之乐,致异物,凤凰来翔”,古人以浪漫而壮丽的笔法,绘制了“地平天成”的写意,史称:“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
续 篇
《孟子》讲“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帝舜摄政时,以无我之心主持抗洪大计,既果断严惩了鲧,又大胆启用了禹。大禹“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组织万国,带领民众,战胜洪水,解救倒悬,故“惟禹之功为大,披九山,通九泽,决九河,定九州,各以其职来贡。”辅佐帝舜完成了平治水土的历史使命,取得了“九州攸同”的历史进步。在中央和地方关系上创立五服制度,由近及远采取不同治理模式。根据各地经济基础“任土作贡”,采用差别税制。意味着早期国家更加巩固,中央政权更加权威,更加统一的王朝时代呼之欲出。众望所归,“帝舜荐禹于天,为嗣”。帝禹晚年遵循成宪,推举德高望重的皋陶接任,“且授政焉而皋陶卒”。此后选任的益,在帝禹逝世时“益之佐禹日浅,天下未洽”,尚未树立起威望,而帝禹之子“启贤,能敬承禹之道。”万民所归即天心所在——夏后氏,开启了王朝时代的篇章。
二千年过去,太史公以充满温情与敬意的眼光回顾历史,在天步维艰中写出了星汉灿烂。万古之下,遥望创世时代,譬如神龙飞腾时空,颇感阴阳不测。但祖先开天辟地的遗踪,遍布经典文献,贯通九州大地,演绎成无数故事传说,镌刻在民族心头。以我们山东为例,曲阜有寿丘之名,菏泽有帝尧之陵,济南有舜耕之山,德州有禹王之城。我相信,我们乃真实的存在。当太史公担负起“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的使命,游历南北,遍索文献,历史的构建“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遂以《五帝本纪》为第一,溯源民族生命,开篇华夏历史。人有血气心知之性,有志意思慕之情,对历史的追述透着人性的体温,令人神往,令人虔敬,令人动容。
对于我们一般国民而言,历史是批判更是信仰,是探索更是传承。
作者简介

胡春雨,字思农,天桥作协副主席、长清民革文史研究会副会长、齐鲁晚报签约作家、山东作协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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