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起伏人生 作者:王贞民
编者按 :我的恩师王贞民教授发来一篇文章《父亲的起伏人生》,读着读着眼睛模糊了。王老师用朴实的语言,从容的笔触,真实感人的事实,彰显了父亲的大写人生。字字含情句句动心,读后深有感触。伴随着历史发展的步伐,“父亲满怀朴素的爱国之情、报国之志,努力地把个人的理想与国家前途命运联系起来,勇于担当,大胆作为,在土地革命运动中、抗美援朝战争中、农业合作化运动中,都能看到他冲在前面带头作为的身影,确实做了几件至今我还引为自豪的大事”。尤其是读到王老师儿子王登科参军时与爷爷含泪告别时的情景触碰了我的泪点,让人难以自抑。由此想起我的老父亲,40余年的党龄,担任过农村生产队长、政治队长、支部书记等职,83岁高龄还要独自生活,忽然间却不能自理,病情严重。眼下全国疫情形势严峻,返乡受限……悠悠岁月天涯醉,悲欢离合难割舍。心,快要碎了,泪,滴滴滚落。平凡而伟大的父亲,是人们没齿难忘的人…… (都市头条认证编辑:张忠信)

父亲,一九八O年初谢世,享年七十有二。至今四十余年,我没有一天忘记他,每天早晨我的第一碗饭,总先敬献在祖宗的遗像前,表达我虔诚的“孝心和悼念”!我个人认为,父亲的起伏人生是时代曲折前进印记的再现,每一阶段革命历史痕迹都给他留下深刻的烙印。
一九四七、八年解放到一九五七年“反右”之前的十年,是他的人生颠峰时期。那时的他深受新社会的激励,满怀朴素的爱国之情、报国之志,努力地把个人的理想与国家前途命运联系起来,勇于担当,大胆作为,在土地革命运动中、抗美援朝战争中、农业合作化运动中,都能看到他冲在前面带头作为的身影,确实做了几件至今我还引为自豪的大事。尽管父亲他们没有意识到,更没有也不会自觉地上升到国家高度去认识,但父亲行动了,也成功了。
那时,父亲响应国家号召,向全国劳模李顺达、申纪兰学习,率先在我们家乡成立了农业生产互助组,他担任组长,农忙时节大家相互帮衬,有力的出力,有牲畜的出牲畜,有农器傢具的出农器傢具,人尽其力,物尽其用,解决了农村贫困户夏收秋种时的后顾之忧。后来,在互助组的基础上,父亲又带头成立了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继而又发展扩大成立了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还把我家的门房腾出来,喂上合作社十几头牲口,农业生产搞得风生水起。虽然,我们挤住在临时搭建的棚户房,为集体做了件好事,受点委屈,一个字:值!。那时候,社员们都干得热火朝天,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朝气蓬勃的生产劳动场景!
抗美援朝战争打响以后,中国人民志愿軍“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和朝鲜人民軍并肩作战抗击美帝国主义入侵朝鲜。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满目疮痍,百废待举,国家又无足够财力去购买飞机大炮打击美帝,便号召全国人民尽其所能捐献钱物为购买“飞机大炮”抗击美帝出一份力。大家称谓这一爱国行为叫“捐献飞机大炮”。父亲又首当其冲,把家里仅有的几石糧食拿出来,捐献了“飞机大炮”,全家人也勒紧裤腰带过上了节衣缩食的紧日子。奶奶母亲叔父及上小学的我和妹妹都理解,没有一点怨言。奶奶母亲还半认真半嗔怪地对我说:“你嗲(爸)就是这号人,人家坟前哭个死,自己坟前不烧纸。”这话听起来怪怪的,但“话丑理端”,听得出来,她们是在褒扬自己的“儿子”“老公”,我的父亲的!
父亲那时的朋友多是共产党员或思想进步夙夜为公的好人。人常说“要知其人,先观其友”。我们村第一任老书记王正官和农会主席韩来成等老人是我家的常客,动辄和父亲商量村里的大事小情,有时低一声高一声争论得面红耳赤,有时谈笑风生喝几杯浓茶来缓解一天工作的压力。隆冬时节,父亲房里生着通炕的火炉,既可取暖又可睡热炕。火炉,有时用“蓝炭”生火,多数时间是用劈柴烧旺后的“节火”取暖。父亲就用“䥕壶”烧茶水,招待来人。这种壶,圆柱形,斜敞口,腰围圆,下窄,尾尖,一尺余长,用铜铁铸成,便於插入炉膛烧水。我常蹭在他们跟前想听一听大人们说些啥,老书记正官伯总是以“大人说话,娃娃出去”为由支走了我。农会主席(后来叫“贫协主任”)来成叔,好开玩笑,一见我先抱起抡一圈,提高嗓门琅笑着说:“这娃将来有出息。你看,文士(闻屎)鼻子,进士(进屎)嘴,还有一双关爷(观爷)眼。”说完放声大笑。在这个当儿,解围的总是老书记正官伯,他连连摆手说“别逗娃,过来开会。”父亲当时是村里什么“官”,我至今还不明白。应该是村里领导班子里的“成员”吧。那时的土改干部,五十年代初的工作队负责人,如郭一真,荣河县长翟玉栋,副县长柴民波等同志,先后都住在我们家,我家也成了工作队办公室。郭一真还带着他的夫人刘玉兰住在我家,母亲曾热情地教她做针线活,好似妯娌俩,俨然一家亲。这些土改干部工作队员,多是身经百战,久经考验的共产党员,他们大多文化不深,但党性極強,工作认真负责,没有私心杂念,全面端正地执行着党的各项政策,深得老百姓的敬重,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无疑对父亲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
我们村也开展了“斗土豪,分田地”运动,并没有像别的地方,对所谓“地富分子”以及他们的子弟,“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甚至把他们扫地出门,致于死地而后快。我们村土改工作人员,则是从“人道”出发,以形“左”实“右”的斗争方式“震慑”“地富分子”,即“口号”呼得震天响,“刑杖”一摞摞放在斗争场地,“斗争”起来却不动真格,“刑杖”举得老高,囗号声此起彼伏,“刑杖”和“刑杖”相互撞击,“嘭嘭嘭”地响个不停,听起来怪吓人的,其实並没有伤损“地富”的筋骨。这是,七八岁的我,那时躲在场外偷看到的真实情景。我佩服,我们村土改时老干部正官伯、来成叔他们和土改工作队的“策略”水平、工作能力和领导艺术,感谢父亲也是策化者参与者之一。他们既圆满地完成了“土改任务”,又彰显了共产党人的宽广的人道胸襟!“地主、富农”,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人群,即使有“罪”,“罪不至死”,可以批判他们的“罪过”,他们是“人”,绝不能剝夺他们的生存权!
我们共产党人的初衷,都是做“仁者爱人”的事业。父亲那时也非常关心同情穷困潦倒的底层人,自觉不自觉地把“仁者爱人”放在心上。我村西口老爷庙里住着一家逃难户。主妇,胖墩墩的,眼睛有毛病,但脑筋很好使,是一家之主。丈夫名叫学礼,外路人,说话南腔北调,可能是继夫,人们都叫他“假学礼”。生有一男一女,男的叫“天灵”,女的叫“欠娃”。可惜,这兄妹俩,都是弱智,村里人戏说“天灵不灵”“欠娃不欠”。父亲对这样人家特别关照,常常送些吃的、衣物给他们,还把我认到天灵妈跟前,作“义子”,我也心甘情愿。这样以来,父亲帮助天灵一家人,就名正言顺,天经地义了。后来,父亲及村里人,窜掇着把天灵妹子“欠娃”,嫁了出去,嫁到黄河边的北百底村(或许是南百底),总算成就了一家人。土改时,还给他们分了房,分了地。再后来,天灵家找了个“干女”,干女招了个女婿。现在,光景过得还算满意。这个阶段父亲和我们全家都生活得虽不算富裕,但也其乐融融有滋有味,幸福美滿!
一九五七年至一九六六年文革之前的十年,是父亲思想处于低潮,对形势纠结疑虑不解的时期。父亲这样思想进步、步步跟党走的人,你一定认为他是共产党员。其实,他是想入党而不得的党外人士!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九五七年,反右斗争的严重扩大化,为数不少的卓有建树的知识分子和文化精英被打成右派,有的还被投进监獄,有些“上级”把右派指标分配给单位,要求限期完成,一些单位为完成右派“任务”,违心地将老实巴结的工人报上去“充数”。大大地挫伤了一部分人的积极性。我上中学时的几位德高望重的老师也被戴上“右派”的帽子,失去了人身自由。父亲对这种作法想不通!一九五八年,中国提出了“赶英超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等不切实际的口号,大跃进、共产风不胫而走,全国进入到一个政治生态扭曲的时期,社会主义列车开进“左倾”冒进的快车道。“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一个南瓜六亿三,全国人民吃一天”;学校停课闹革命“吕梁山上炼钢铁”。为完成钢铁“1070万吨”的任务,个别干部甚至強行把老百姓做饭用的铁锅等灶具收走上缴,以充“钢铁”数量……如此等等,父亲想不通!“唯成分论”的论调越唱越高。土改干部完成使命,离开我们村。老书记正官伯,离开了人世……我家划成“上中农”成分,被列入“另册”,在有的人眼里我家是“漏网富农”,父亲还有“历史问题”!(这些“问题”,我在《真言实感集》里作了详尽“说明”——笔者)你想,这样家庭的主人——我的父亲,能入党,成为共产党员吗!不但不能入党,还从村领导班子里退了下来。尽管贫协主任来成叔,大会小会时不时地为父亲鸣不平,说什么“中农也是团结的对象”“重在政治表现”等等,也无济于事。“形势”不饶人啊!面对极左思潮,父亲不知如何是好。他想起,解放初那几年,他心无芥蒂,无忧无虑地甩开膀子,放开手脚“干革命”,甘愿为国家为集体的事情“掏空”自已家里粮食财物,家里人饿着肚子,也在所不惜,反被极左的人诬为“假积极”。父亲实实地想不明白,形势发展到这步天地,百口莫辩!。为了求得自我解脱,父亲埋头下苦当着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每天起早贪黑跟着社员一起上地劳动,上工就上工,收工就收工,挣工分养家糊口。由于身体的原因,队长给父亲派了固定的活,每天拉着平车,为公社生产队的几十头牲口割苜蓿作拌草,我的爱人引转也时不时帮衬着老父亲,父亲成了为“牛”服务的“倌”! 在这政治风云变幻的旋涡里,显然伤了父亲的“元气”,没几年光景父亲看上去苍老了许多!
一九六六年“文革”至一九七九年的十四年,是父亲把希望寄托于下一代的美梦时期。父亲的希望破灭以后,他把希望寄托在我身上,希望我能“成龙变蛇”。我也因“家庭问题”受株连,所谓的“前途”步步受阻,“文革”中几乎搭赔上“生命”,“希望”也随之破灭!父亲又想在他的爱孙,我的儿子身上点燃“希望”。这时候父亲已年近“古稀”,体弱多病,风烛残年。但“九一三”事件发生,林彪摔死于温都而汗;“四人帮”也轰然倒台;一九七八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又带来了改革开放的春风,极左思潮得到一定程度遏制,唯成分论逐步淡化。父亲又看到了“希望”,鼓励已成人的长孙登科报名參加中国人民解放軍。经过一番努力,他的长孙我的长子登科终于成为一名光荣的解放軍战士!真是“一人參軍,全家光荣”,别提父亲的高兴劲儿。当时,我们全家都约定不出去“欢送”,怕分别时出现“难堪”的场面,尤其对老父亲再三叮咛。欢送儿子參軍那天,村里组织了隆重的欢送仪式,哨呐班子开道,儿子戴着大红花,骑着高头大马,好不荣光。父亲已经步入古稀之年,走路颤颤巍巍,言语也有些迟钝,他拄着拐杖,一定要坐在对门的台阶上见一眼即将分别的爱孙,也要在人前英耀英耀!骑在马上的儿子登科没有想到一直疼爱自己的爷爷坐在那里,立刻跳下马给爷爷磕了三个头,紧紧地拉住爷爷的手,祝爷爷健康长寿。爷爷亦是老泪纵横,泣不成声,断断续续地说:“爷(呀)再不能见您了,再不能了……不能了……”爷孙俩抱头大哭,引得周围的人唏嘘一片。这哭声是激动情绪的“喧嚣”,是兴奋到極致最生动完美的写照!垂暮之年的父亲终於在隔代人身上看到了“未来”!他的爱孙光荣入伍不到半年功夫,父亲安详地永远地睡着了。
改革开放以后美好的时光,他没来得及享受,我们全家老小二十余口成员在运城的幸福美满生活,他也没有见到!倘若时间能倒转,父亲能重生,别提他老人家会有多么高兴!
二O二二年五月一日国际劳动节于运城学院
责任编辑:张忠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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