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宋才发系中央民族大学法学院首任院长、二级教授，湖北省有突出贡献专家、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国家民委首届有突出贡献专家，广西民族大学特聘“相思湖讲席教授”，贵州民族大学特聘教授、民族法学学科团队领衔人，博士生导师。

1978年3月3日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这一天我高兴地收到了“华中师范学院政治部”邮寄来的“录取通知书”。按照“华中师范学院新生入学注意事项”规定，从3月4日开始到广济县团县委开具“团组织关系转移介绍信”、到公安机关办理“迁移户口”、到粮食部门办理“转移粮油关系”等手续。根据国家有关文件规定，我享受带工资上大学的待遇，因而还必须到县文教局办理带薪手续、到县卫生局办理享受公费医疗转移手续。所有这些手续仅在3天内紧张地完成的。

如果不能在接到“入学通知书”两周内，持必须办理的所有手续到学校报到，将被取消入学资格。其实每个同学入学的心情都很迫切，3月10日大部分人都已经到校报到了。12日华中师范学院京山分院为我们举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15日办理了“学生证”，以便我们能够正常地借书、读书。我的学生证编号为：学字第000841号。

1978—1979年华中师范学院在湖北省京山县保留有分院，该分院是当年为适应工农兵学员“上大学、管大学、改造大学”的需要设立的，直到1980年才撤销分院建制。由于学校本部在“文化大革命”十年期间处于半封闭状态，多数校舍年久失修，有些墙壁还留有“文化大革命”时期造反派写的大幅标语，以及“文攻武卫”期间两派武斗的“枪眼”。因而学校安排“77、78级”两个年级的政治、历史、中文三系学生，到“华中师范学院京山分院”临时就读一年，第二年再回到武昌桂子山学校本部读书。那时我家所在地广济县与京山县之间还没有直达公交车，必须到武汉中途转车。

按照“新生入学须知”的规定，我可以到学校本部中转，由学校本部派车统一送到京山分院。所以，我提前一天到达华中师范学院本部，有幸对本部美丽的校园先睹为快。我永远忘不了把我从“迎新站”引送到“政治系办公室”的中文系留校生胡亚敏老师，她是我进入华中师范学院的第一位引路人，她现在是华中师范大学语言文学院院长、教授和博士生导师。

读遍图书馆书籍的“77级”大学生

华中师范学院京山分院周边自然环境优美，教室和宿舍周围是相当大的一片梨园，瓜果飘香、清静淡雅，确实适合于大学生潜心读书。京山分院所在地为湖北省京山县孙桥镇，距离京山县城有30多公里。由于这里过去是工农兵学员学习的地方，因而图书馆里实在没有多少值得读的著作，除了一部分刚开禁的经典文学作品之外，有价值的中译本外国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书籍实在不多，纯学术性的著作更是少得可怜。那时多数出版业刚刚“解冻”，主要是抓紧重印或者再版“文革”前17年出版的一些图书。这些图书在“文革”中受到批判，大多被打成“封资修”读物，如杨沫的《青春之歌》，巴金的《家》、《春》、《秋》，以及18世纪、19世纪的西方文学名著等。

归纳起来，图书馆开放的主要是三类图书：一是马恩列斯毛的著作、党史资料和政治类活页文选；二是鲁迅的著作、《雷锋日记》等革命读物；三是不带政治色彩的技术图书，其他图书仍被列入“禁区”。真正的读书无禁区是从1980年开始的。

我们“77级”学生刚开始使用的教材，实事求是地说在观念上比较陈旧，还多少带有计划经济时代的烙印，开风气之先的倒是一些期刊杂志。那时我们对西方的新思潮、新观念特别感兴趣，这在一些国内外公开发行的杂志上基本可以读到。从1978—1985年是被称为“思想解放运动”的时期，反映在出版领域的特征是“解冻”，表现在阅读领域的是“知识饥渴”。对于我们这些“77级”大学生来说，无论什么书、无论什么思潮的作品，只要能够找到的大家都会认真去读。我以为社会文明进步具有多种多样的表现形式，其中读书少禁区、无禁区应当是一个最重要的标志。

我深信一个人读书的禁区越少，思想禁锢也就越少，思想活动的独立性、自主性也必然越多，对低级趣味和各种利益诱惑的抵制能力就会越强。同一个专业的“77级”大学生，由于知识结构比较相似，入校时差不多都读同样的书，这确实是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突出特点。因而我们能够就一些学术问题或者社会问题，聚集在一起展开热烈的讨论和争辩。但是那时由于我们的基础知识积累不够，读书又往往贪多而不求甚解，所以也经常出现游谈无根，更缺乏学理上的深入探究，对一些问题的理解有时难免陷入简单化。

我们那时都如饥似渴地读书，尽管分院领导规定晚上11点半钟必须熄灯，但是几乎没有哪个学生做到了这一点。经过学生会竭力与分院领导反复“交涉”，校方终于同意给三系学生开两个大教室的“长明灯”，于是大家每天下午提前去“抢占座位”，否则就只能躲在被子里用手电筒偷偷地看书。

不到3个月的时间，整个京山分院图书馆的书籍就被我们看了过底朝天。于是分院领导火速请示校本部，紧急调运3卡车刚开禁的专业图书，以缓解三系学生燃眉之急。那时图书馆的管理人员人手有限，加之图书借阅数量及流转速度超出了学校原来的想象，无疑加重了图书管理人员的工作负担。但是图书管理人员从来没有怨言，他们非常理解我们77级这帮“书虫”。他们彼此之间经常谈论说：“这批学生与过去的学生就是不一样，即使‘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教育时期的学生，也没有见过像77级学生这样刻苦读书。”

由于“77级”和“78级”入学时间仅相隔半年，“77级”原定在京山分院就读一年，结果为了给“78级”新生腾房，我们三系学生于1978年7月初提前迁回校本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