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共对峙
1927年国共关系破裂后,国民党虽然逐步统一于南京国民政府的旗帜下,但是其内部派系林立,纷争不断,国民政府对南方各省的统治力度薄弱。自1927年秋至1930年夏,中共先后组织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年关暴动、平江起义、百色起义等上百次起义和暴动,先后创建井冈山、赣南闽西、湘鄂西、鄂豫皖边、湘鄂赣边等十多块革命根据地,发展武装十多个军、7万多人,并多次击败国军一省或多省联合的“进剿”和“会剿”。
1931年7月攘外必先安内手令
中原大战结束后,蒋介石于1930年10月、1931年4月,先后两次对中共领导的中央苏区进行两次大规模围剿(使用均为杂牌部队),均告失败。
1931年7月,蒋介石再次调集30万军队,以十倍于红军的兵力发动了对中央苏区的第三次“围剿”,毛泽东、朱德等红一方面军领导人决定采取“避敌主力、打其虚弱”的方针,首先避敌锋芒,绕到敌人的背后,然后攻其后路,打破敌人“围剿”的方略,进行反“围剿”斗争。至8月6日国民党军已被红军拖得极为疲劳,红军作战进入由被动变主动的第二阶段。在红军的不断打击下,国民党军队已无力再战,蒋介石被迫于9月初下令“围剿”军总退却,至此红军获得了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
国内混战
1930年3月,为争夺中央统治权,汪精卫联合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地方实力派发起挑战蒋介石南京中央政府及国民党中央会议的内战,5月蒋介石宣布“平叛”,双方激战近半年、伤亡30万人,史称“中原大战”。
1931年5月底,广州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秘密出访日本,三次会见日本外相币原喜重郎,“表示愿以东北权益博取日本军火”,但未得到响应;[11]陈友仁在日期间,还会见苏联驻日大使寻求支持,也被拒绝。
1931年9月1日广州国民政府进行总动员,出师讨蒋,并在天津设立“北方军事政务委员会”,任命阎锡山、冯玉祥、韩复榘、邹鲁等人为委员,统一北方反蒋武装。
蒋介石迅速调兵“讨逆”并亲自从南京往南昌督战,至此,国民政府主要军事力量都被吸引在了南方。
日军挑衅
1931年,中国人郝永德未经政府批准,骗取万宝山村附近12户农民的土地,并违法转租给188名朝鲜人耕种水稻。这些朝鲜人开掘水渠,截流筑坝,侵害了当地农户的利益,马家哨口200余农民上告。吉林省政府批示:“令朝侨出境”。然而日本驻长春领事田代重德,派遣日本警察制止朝鲜人撤走,且限令于1931年7月5日前完成筑渠。7月1日中国农民愤而填渠毁坝,日本警察以护侨为名开枪打死打伤中国农民数十人,一手制造流血事件。事后,日本歪曲事实真相,在朝鲜各地煽动反华风潮,致使旅朝华侨死伤数百人,财产损失无数。同时日本借机增兵满洲,为武装侵略东北大造舆论。
1931年6月,日本关东军中村震太郎大尉和曹井杉延太郎在兴安岭索伦一带作军事调查,被中国东北军兴安屯垦公署第三团团副董昆吾发现并扣留,在证据确凿情况下,团长关玉衡下令秘密处决中村震太郎。日本借机宣称东北军士兵因谋财害命而杀死中村,威逼中国交出关玉衡,并在日本民众中煽风点火,用“中村事件”和“万宝山事件”诬陷中国“损害日韩移民”。
尽管日本在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多次挑衅,张学良仍于1931年9月6日致电东北军参谋长荣臻及东北三省政务委员会:“现在日方对我外交渐趋积极,应付一切,极宜力求稳慎,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希迅即密电各属,切实注意为要。”这就是所谓的“鱼电”。
江淮水灾
1931年7月28日,长江中下游豪雨成灾,大水席卷江淮流域8省2市,汉口堤防溃堤,直接冲击了南京国民政府的经济和赋税重心,使本已捉襟见肘的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雪上加霜。大水造成的灾民占全国四分之一人口,损失达20多亿元。国民政府紧急组织“救济水灾委员会”,作为代表政府的最高赈济机构,制定各种应急救灾对策。
国民政府战争频繁,再加上各项建设事业需费甚多,国库空虚, 严重财政赤字,但仍将全国预算七分之一用于赈灾,使国家赤字愈加增多。国民政府还通过赈灾公债、美麦借款、加征税收、摊派捐款和社会募捐等筹集钱款赈灾,至1931年底共筹集6000余万救灾款。但湖北、安徽、江苏仍爆发骚乱。
接下文,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