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城晨话（十一）
每天早晨醒来第一时间想在济南说的话
杨延斌
睹杌思父
我每天坐在床头打电脑，胸前和电脑的高度感觉是挺合适的，但两脚够不到地板，坐时间长了感觉两脚控得发麻发胀挺难受。几年前的一天，我忽然想到父亲遗留下来的两个枣木杌子。两个枣木杌子一高一矮长短有别，矮的高十五厘米，长二十二厘米，宽十厘米，高的高二十厘米，长二十五厘米，宽十一厘米。用现在的眼光看，这种枣木杌子很土气，好像扔到街上都没人稀罕似的。
可对于我来说，两个杌子却有特别的纪念意义：它们是我父亲留下来的唯一纪念品。我父亲是木匠，他会打耧（木制播种机），他会给牛看病，他能一个人用巧劲儿把牛绊倒在地给牛喂药。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农村的人们视我爹这样的人为能工巧匠。
两个枣木杌子能来到我手里，着实费了一番周折。我1968年投奔北大荒时，平原张士府水务街的老家，只有三姐四姐守着家里两间破房子。后来三姐嫁到芜湖，四姐嫁到德州，两间破房子被哥哥扒了。四姐能带走的，只有两个我娘陪嫁下来的樟木箱子和父亲留下来的这两个枣木杌子。两个枣木杌子，是我爹把自家的一棵枣树刨了，把枣树干锯成板材做成了八个杌子。我们水务一千多年前就是当地的大集，我家房子就在繁华的水务街十字街头。我爹开了个茶馆，逢集都有不少的进项。来喝茶的人喜欢我爹做的枣木杌子，说这杌子的冇凿得严丝合缝，就是坐50年也坐不坏，都争着要买。我爹因为开茶馆儿不怕杌子多，又不好意思说不卖，就故意要高价50块钱（民国时的钱）。结果人家都不嫌贵，一个集就买走六个杌子。剩下两个，我爹坚决不卖了，这才把两个枣木杌子留到现在，并且冥冥之中传到我这个小儿子手里。
父亲在1960年饿死了，那年我四岁，对爹仅有一点模糊的印记。除了对在水务街十字街头的老宅子留有深刻印象之外，就是十来岁以后渐渐对两个枣木杌子和两个樟木箱子留下了不灭的印象。1977年我21岁，开始在北大荒的工厂享受一年一度的探亲假。每年回到德州，只要去四姐家，我一定要坐在枣木杌子上轻易不起来。我感觉看到了枣木杌子就像看到了我爹，抚摸几下樟木箱子，就感觉摸到了娘的肌肤。我很留恋两个枣木杌子和樟木箱子，但是又不敢让四姐察觉出来，我怕她担心我会夺她所爱。其实那樟木箱和枣木杌子在我心里，早已经不是没有温度的物体，而是有血脉的爹娘之身，我巴不得把它们揽在怀里，贴在胸口。可是我不敢在四姐面前表露出来，因为她是把那个一无所有的穷家守到人空屋塌的最后一个人，她有资格守着我爹娘留下来的念想。
或许我把事情想复杂了，四姐对爹娘留下的这些物件，并不是我这个文人的心态。适逢她在德州的房子被政府拆迁，四姐说让我帮她拿主意选楼房号。这下机会来了，四姐指着两个枣木杌子和樟木箱子说：“这些破烂搬家时都扔了吧！”
为了确定她说的是真是假，我试探着问：“小姐姐，咱爹亲手做的俩枣木杌子你也扔吗？”四姐说“现在谁还稀罕这行子？”
这下我如获至宝！自从手里有了这两个枣木杌子，我心里好像有了个着落，似乎找到了一种归属感。自从把一个枣木杌子垫在脚下，我就添了一种“毛病”：一年四季不管室内温度高低，我打字时都不穿袜子，好像只要光着脚踩在杌子上，心里就踏实，感觉到肌肤触碰到杌子，就是触碰到我爹一样。
我爹做那八个枣木杌子时才二十多岁，他1960年饿死时58岁，如今他的小儿子已经66岁了，算起来这两个枣木杌子已经一百多岁了。而且，就是再坐50年，一定还会严丝合缝，稳稳当当，结结实实！
有个事儿我感觉到奇怪，现在的椅子凳子或者桌子，用不了几年就会腿脚松动了。按说，我爹认不得几个字，而我爹在一百多年前用笨手工做的这枣木杌子，到现在的冇都没有松动，整个杌子依然能够负重。我就琢磨，我那一百多年前的爹，他是怎么做到把杌子的冇凿到恰到好处的呢？当今的木匠不用钉子，还会凿冇吗？还能做出四平八稳的杌子吗？
所以，难怪我能把爹留下来的两个枣木杌子，当成一种感情寄托，精神慰藉，手中至宝！
2022年3月2日于济南
作者简介：杨延斌，笔名水务。济南市作家协会会员，山东省散文学会会员，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国散文学会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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