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奔腾万里的黄河是中华文明的母亲河,它是中华民族的摇篮,它赋予中原大地极其丰富的精神财富,形成了博大精深的黄河文明,它是中华文明的根。
公元1128年,东京留守杜充为了阻止金兵南下,在河南滑县西南扒开黄河大堤,从此黄河改道东南注入黄海,直到清咸丰五年(1855年)改道北徙,总共流经商丘境内共723年。现在,黄河不再流经商丘,而在这片黄河曾经流过的土地上留下了蔚为壮观的黄河故道。
商丘境内的黄河故道西起民权县,东至虞城县,全长134公里,总面积约1520平方公里。今天的黄河故道内绿树成荫,水果飘香,自东向西形成了七座水库依次而立,这里水波淼淼,云烟飘渺,风景优美,渔歌唱晚,好一派北国水乡的江南美景。
这里更是历史悠久,人文荟萃,齐桓公曾经在这里号令天下诸侯,会葵丘之盟称霸天下;庄子曾经在这里面对不辩牛马的秋水发出汪洋之叹;出生故道岸边的一代名儒杨东明曾经向皇帝描绘出黄河灾民的苦痛惨状;而出生在这里的清代王贯三的清廉故事在豫东大地上被人广泛传颂,被誉为“大河清流”。
一、清官王贯三的故事
康熙四十六年,王贯三因足疾告老还乡,准备走水路回归故里。
在运河码头,风很大,王贯三一边指挥家人往船上搬行李,一边和送行的故旧话别,而户部尚书梁清标也在其中。箱子很沉,搬上船时,船明显往下沉了一下。这一状况被前来送行的户部尚书梁清标看在眼里。
这位梁尚书和王贯三同朝为官,因为王贯三为官清正廉洁挡了他的发财之路,得罪过他。这位梁尚书内心深处非常恼恨王贯三。他看到此种情况,想当然的认为王贯三箱子里装的都是金银财宝,他认为,这次他抓到了搬倒王贯三的机会。
于是,他就跑到皇宫向康熙皇帝告状说:“没想到王贯三平常以清官自居,谁知道他也是一名贪官,臣今日为他送行,他家的木箱子把船都压沉了许多,箱子里一定是金银财宝,臣请下旨严查。”
康熙听完勃然大怒,立刻派钦差追查。当钦差命人打开箱子时,众人都惊呆了。只见箱子里面哪有什么金银财宝,装的分明全是砖头和书籍。钦差诧异不解的向王贯三问明原因。
王贯三说:“贯三在京为官二十余载,回乡时如果行李太少,怕百姓说皇上刻薄贯三,故出此下策。”
钦差回来向康熙皇帝汇报事情原委,康熙听完后对王贯三大为赞赏。
后来王贯三告老回到家里,家中居所依然是茅茨土垣,无改于旧。白发苍苍的老夫人高兴地从屋子里出来迎接,不小心被低矮的门楣碰破了额头。康熙听说此事,派人明察暗访,确认王贯三是真正的清官,并给予极高评价。
这个故事表明普通民众对于清官的期盼,也说明了清官王贯三在豫东民众心中的崇高地位。这是普通民众最纯朴的情感,也是一种民意诉求,更是民心的期望。
二、大河清流,葵丘伟人王贯三
王贯三(1648-1720年),字配公,号念庵,清归德府考城双河口(今商丘市民权县林七集)人,他出生在一个世代崇尚道德的家庭,家庭的熏陶,父祖的期许,让其有着与年龄不相符的成熟,年少时端庄凝重,善于思辨,不与群儿为伍嬉戏,俨然如大人。父亲十分器重他,曾说:“昌吾门者,其是子乎?”。
王贯三,勤学不倦,通晓四书五经、《左氏春秋》,所写文章英奇磊落,蔚然可观。连当时的知县都非常器重他,把他推荐给学正。
王贯三,康熙八年(1669年)中举,十二年(1673年)中进士,累官考授内阁中书、户部潜吏司主事、礼部清吏司郎中等。在京师为官30余年清正廉明。
王贯三担任内阁中书时,掌管撰拟、记载、缮写等事。这其期间,王贯三主持过多次科举考试,譬如康熙辛酉年顺天乡试及癸酉典试四川等。王贯三唯才是举,从不收受贿赂,录取者皆是当地有名的才子,人称其“得人”。
康熙二十五年(1686年),王贯三公钦差宝泉局,监督钱法。宝泉局是个一肥水流油的衙门,可是也是极其可以犯错误具有风险的差事,过去的几任监督,都因贪污公财、中饱私囊而获牢刑之灾,宝泉局监督职位曾经一度空缺。有首打油诗这么说:“宝泉局,如虎口,顶着圣旨来,戴着镣铐走。”这个差事是一个既让人羡慕,又让人提心吊胆的官职,的确不好拿捏。
当时宝泉局有个不成文的规矩,铸币炉当天铸造的各种钱币样品,经监督官审查验收后不再记账入库,而是归监督个人调拨使用。仅这一项,每天的进项就相当可观。以前的监督把它当作升官发财的本钱,户部的一些官吏视之为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小金库。
王贯三上任第一天就首先破了这个规矩,要求所有样品一律登记入库。
一时间,宝泉局里怨声载道像炸开了锅,断人财路就等于杀人父母。于是,骂他哗众取宠有之,骂他沽名钓誉的有之,骂他是榆木疙瘩不开窍的更有之。
对于那些流言碎语 风言风语,王贯三毫不介意,视若无睹,依然尽职尽责,忠于职守,淡薄名利,两袖清风,一身正气,正义凛然。
王贯三在宝泉局任上5年,剔除从前之积弊,不以一钱自营。即使家人仆从,莫不严加告诫,严肃整治。
这时众人才知王贯三清正廉洁的操守,乃出于本性,非矫饰造作。其清廉之名遂冠于京师。五年后,王贯三任职期满,宝泉局内,炉头工人们牵衣拦道,依依不舍,甚至还为其立碑纪念,焚香祝福。康熙帝颁赐御书,并以临董其昌五言诗赐之。
王贯三深有古君子之风。他生平谨默自守,居京师三十年,冷然淡泊,始终一节,甘贫如饴,不以尺寸自营,深居简出,从不攀扯权贵,即便是德高望重的公卿士大夫,也不敢妄渎轻薄。一次退朝,同为商丘人的工部尚书汤斌与他只有前后数十步的距离,汤斌几次回头张望,欲有所言。王贯三并没有上前攀谈,而是敛容退步,保持一定距离。
汤斌当时在朝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康熙皇帝也说“遇大事犹时时问汤斌若何”,在一些人看来,这可是求之不得的攀附权贵的好机会。然而王贯三不愿为之,不屑为之,此乃其心中清正廉洁的本性使然。
因为王贯三知道,汤斌和他同为商丘人,有同乡之谊,他不愿意让别人看到二人有结党之嫌。君子交有义,不必常相从。保持距离,对于汤斌,对于自己都有益处。当时汤斌不由的感叹,对人说:“贯三公,乃海外神仙也,可望而不可即。”
后来,汤斌失势,抑郁而亡。别人避之唯恐不及,曾与其保持距离的王贯三却来了,不仅吊唁,还扶柩相送,一直护送到卢沟桥,告别时,他对汤斌的棺木深深一揖说:“一顾之知,不可忘也。”实际上,不是王贯三不懂得人情世故,而是王贯三的所作所为才是真正的合乎理,顺乎情啊!
告老还乡后的王贯三为人极其低调,退居乡野后,杜门谢客,不与权贵之辈交通,足不再履城市,过着乡村田野牧歌般的平静生活,只不过每逢朝廷重大节日,则穿上官服遥拜京城方向而已,其内心深处依然是身在江湖,心系庙堂啊。
王贯三的生活也极其简朴,即便家无宿粮,布衣蔬食,都能处之坦然。然而,凡宗族有困顿不堪、乡党有苦难疾病者,王贯三莫不竭力周济,有时候甚至把衣服送到当铺去救人之需。其心中也感到欣慰。
回到家乡的王贯三对于桑梓之事,如厘正保障,增广学校等必力为之,而又从不夸于人。睦亲善邻,也决不以贫乏为辞。其在家乡整治修固堤防,治理黄河,增修扩大学校,虽费财劳心,不为外人所知,他自己也从不宣扬,不求任何回报。
康熙三十七年(1698),王贯三还主持纂修《考城县志》。这是现存考城县志最早的版本,成为当今研究当地历史的最宝贵资料。康熙五十九年(1720)十月二十五日,73岁的王贯三病逝于家。一代为国为民的清官至此撒手人寰,离开了他深爱的故土,离开了他深爱的人民。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王贯三虽然已经离开了人世,但是他清廉一生的故事依然在豫东大地上世代传颂。人们赞其曰:“其高风如明之轩鹿邑,石临漳,近今殆难其偶也。”
后清朝著名一代名臣张廷玉为王贯三亲自撰写墓志铭。其铭文曰:“葵丘之墟,爱有伟人,以学则茂,以行则醇,匪矫以异,性与道邻。宦三十年,终焉一贫,冰兢自矢,淑善其身,清风高节,可匹先民。”其评价对于王贯三来说可谓恰如其分矣!
时代沧桑,岁月茫茫,白云苍狗也不过一瞬,昔日之黄河早已掉头北去,而已过百年,只留下一道清水成为商丘北部最美丽的风景。今天的黄河故道已成为商丘的江南水乡,成为商丘文旅发展的一颗明珠,而位于民权县孙六集河里王村的王贯三墓地无疑就是其中著名的人文景点之一。
今天的王贯三墓位于河里王庄村西,高大端庄的青砖蓝瓦碑楼中间镶刻着“清官墓”三个大字,经过几百年的雨打风吹,墓碑早已经痕迹斑斑,但碑文依然清晰可辨,整个墓地端庄肃穆,高大而庄严,流露出浓浓的历史沧桑厚重感。
伫立在墓地前默念着碑文,回忆着几百年前墓主人的事迹,怎不让人心生敬意,怎不为墓主人为官清正的情操,为国为民的事迹所感动?国有此清官,何愁国不兴,民有此清官,又怎会被欺凌?清官和清官精神任何时候都不可奇缺。人民需要清官,人民怀念清官。前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就曾经这样说过:“我只希望在我卸任以后,全国人民能说一句,他是一个清官,不是贪官,我就很满意了”。戏文中也曾经说:“当官不为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此言多么的铿锵有力,这是基层民众最朴实的心愿,也是时代需求!
思绪到此,放眼远望,只见天蓝云淡,阳光明媚,周边树木虽然没有发芽变青,但一望无际的麦苗却是碧绿一片,清风缭绕在村庄上空,偶尔能看见几只飞翔在天空的风筝……好一派黄河故道上田园牧歌的美丽风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