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爷爷李系伯

白玉娟

我的爷爷是我省粮食战线上的一位老兵，为我省粮食工作无私地奉献了自己的一生，虽然他老人家离开我们已经二十七年了，但是每当想起他那慈祥的面容，仍如同在眼前一样。

爷爷本名白鸣鸾，参加革命工作后，为了躲避敌人的搜捕，先是改名白鸣九，后来又改为李系伯并延用了一生。

参加革命工作之前，爷爷本来已经有了一份安定不错的工作，但是在日寇全面入侵中国，山河破碎、民族危亡之际，爷爷毅然放弃了这一切，义无反顾地投身到抗日洪流之中，他和他姑姑家的四个表弟、一个表妹，都是在1936年至1938年期间参加的抗战，这在当时的家乡蓬莱是非常罕见的。从此，他们兄妹六人在战斗的烽火中历经险阻，艰苦卓绝，为自己的信仰英勇奋斗了一生。

战争的环境是艰苦的。参加革命之后，爷爷虽然在部队的时间并不长，但也是常年处在紧张的战斗状态中，也常常是险象环生。爷爷曾说过，在整个抗战的八年时间里，他几乎没有脱过衣服睡觉，随时警惕着紧急情况的发生，不管是住在老乡家里，还是在草窝里，甚至在野地里露营，都是囫囵个和衣而睡，以至于身上的虱子成球。他曾托人捎回家一件棉袍子让家人拆洗，竟从中清理出一小包虱子皮。爷爷晚年时我曾问过他：那么多的虱子在身上，你不感觉咬得慌吗？他笑了笑说：不是都说虱子多了不咬人吗，我们那个时候谁的身上不生虱子？大家都叫它“光荣虫”呢！

抗日斗争是残酷的。爷爷参加抗日之后，不但自己经历了千辛万苦，而且家人也受到了牵连。爷爷的伯父，也是他的过继父，被凶狠的敌人残酷杀害，身上被连捅七刺刀，刀刀穿透，鲜血浸透了家乡的土地！我的奶奶和我年幼的伯父也同时被捕，被敌人押解着串乡游村，若不是村里的乡亲和亲戚及时托人担保，必定难逃劫难。直到抗战胜利之后，爷爷才回乡祭奠了老人。但是敌人的凶残，老人的被害，妻子孩儿的险遭劫难，并没有丝毫动摇爷爷的革命意志，反而更加激起他对日寇汉奸的刻骨仇恨和抗战到底的决心！

爷爷自1941年即开始做粮食工作，当时在胶东的北海专署任粮食科副科长，在这之后，除了有不到半年的时间任胶东行署金库副主任、主任外，直到1995年因病去世，就一直没有离开过粮食部门，在粮食战线上工作的时间之长，实属罕见。建国前夕，他由胶东行署粮食局调到省粮食局任会计科长、经费科长（当时省粮食局隶属于省财政厅）。1952年10月底，省粮食局与省商业厅的粮食公司合并升格为省粮食厅之后，爷爷起初任财务处副处长（主持工作），1953年6月任新成立的计划处处长，之后又相继调任到供应处、仓储处、监察处任处长（监察处后来升格为省委监委驻粮食厅监察组），为我省粮食工作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长期以来，爷爷对自己所担负的工作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几十年如一日，可说是一丝不苟，其认真程度在领导和群众中广受赞誉。我曾认真翻阅过爷爷留下来的一些工作笔记，从头到尾都是写得那样工整认真。还有一些他到下面出差时写的调查报告底稿，也是那样认真完整，有论点、有论据、有数字、有典型事例，认真程度令人惊叹，充分体现了老一辈人对工作的负责精神。

六十年代初的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爷爷在仓储处工作，听我爸爸讲，那些年爷爷可真是出了力，始终保持着旺盛的革命斗志。连续几年的时间里，他在家呆的时间很少，先是代表省里到黑龙江往山东调粮，足足在那里呆了11个半月，后来又到江苏奔波了近半年，基本上是靠在那里。那个年头，各省的粮食都很紧张，都没有余粮可调，虽然调粮指标是由上面下达，但是这等于是从兄弟省的老百姓口中夺粮，其困难程度可想而知，需要到粮食调出地区、县、甚至粮库逐个落实，真是求爷爷告奶奶。好不容易完成任务回来，又要到下面“生产救灾”，安排社员生活，即落实返销粮。这种出差任务，去的必定是省内最贫困地区，常常要深入到生产队社员家中实地了解情况。说起来可能有人不大相信，爷爷自四九年由胶东调来省局之后，虽然出差很多，但基本上没到烟台、青岛这些比较富裕的地区，经常光顾的就是德、惠、聊、菏和临沂地区。在那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有些人借病长期在家或医院养病，而爷爷虽然身体并不好，却常年奔波在外，别人不愿意去的地方，他自己争着要去。那时的出差与现在可是大不相同，没有迎送，没有招待，更没有陪餐，甚至事先连个电话通知都不打，都是自带介绍信，提个小包夹着雨伞，乘长途汽车前往。到目的地住下之后，才到当地粮食局接洽。那几年出差任务也特别多，常常是回来住不了几天就又得下去。从爷爷那段时间的老照片可以看到，他瘦得几乎走了形，眼睛大的有点儿吓人，本来并不高的颧骨却高高凸起，两腮深深地凹陷。每次出差回到家，身上的气味与当年火车站上拥挤不堪外出逃荒的盲流毫无差别，这个时候，奶奶首先要扒下爷爷身上的旧外罩扔到阳台上，然后烧开水烫虱子。爷爷总是笑呵呵地说，你们怕什么？这是“光荣虫”嘛。爷爷真正做到了与基层的群众同甘共苦，受到了下面干部群众的高度赞扬。在那段时间，省厅收到了不少下面寄来的表扬信，反映爷爷与群众休戚与共的优良作风。有一次，机关把这些表扬信中所反映的内容用大红纸一条一条地节录下来，以大字报的形式在办公楼大厅里足足贴了四五张。爸爸至今仍记得其中的一条，写着有一次在一个偏远山区，要从公社到生产队了解情况，由于该地不通汽车，公社的同志要派人牵着毛驴儿送爷爷前往，趁着人家去牵毛驴的空，爷爷提着小包夹着雨伞，急匆匆的上了路，使当地的同志深受感动。还有次在山地里行走，不慎摔到了沟里，摔伤了胳膊，奶奶帮他用中草药熏蒸烫洗，理疗了好几年，后来那条胳膊一直抬不到位。有位老同志曾对我爸爸说，那些年在省粮食厅，像系伯同志这样收到由不同地区、不同层面、在不同的时间里发来的表扬信，是绝无仅有的！

记得在九十年代初，有位县粮食局局长来济南开会，给爷爷带来一桶散装花生油，爷爷真是有点坐不住了，说是怎么好无端收受人家的东西呢，非要爸爸给人家送回去。爸爸从爷爷口中了解到，他与这位局长其实交往并不深，只是那些年爷爷到这个县出差，由这位同志陪同下乡跑了不少地方，那时他还是个小青年，之后也没大来往过，这次是纯粹借来济南开会的机会，看望一下老同志。爸爸劝说道：你已离休多年，人家这次来又不是找你办事，没有什么利益关系，快30年了人家还能记得你，说明人家对你的一份情谊和对你当年忘我工作的认可，把这桶油送回去不太合适。最后在爸爸的建议下，爷爷买了价值远高于那20斤花生油的东西，亲自到招待所向这位局长当面致谢，共叙旧情，回来后老人家心情十分高兴。

1966年上半年，新华社记者写的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在媒体上发表，在全国引起了空前的反响，深深地感动了全国人民，同样对爷爷的触动也非常大。听爸爸说，有天中午下班回来，广播里正在重播那篇通讯，爷爷依靠在床头那摞被子上，仔细地听着，大颗大颗的泪珠夺眶而出，继而泪流满面，在听到播音员用那略带呜咽、极富感染力的语调播送“俺兰考是个灾区，俺全县人离不开他，离不开他呀!”的时候，竟然哭出了声。在这之后的好多天里，爷爷的脸上没有了笑容，也很少说话，一直被焦裕禄的事迹深深地感动着。不久他恰巧到我省与兰考接壤的菏泽地区东明县出差，那是当年山东最贫困的县。回来之后他跟奶奶商议：“我想要求调动一下工作，到这次出差的东明县去，改名为李东明。那里的老百姓真是太苦啦…！”要不是不久文革爆发，我们全家很可能就要落户在菏泽地区了。

由于爷爷长期奔波在这些经济欠发达地区，这些地区的情况深深地刻印在他的脑海里，以至于在他的生命的最后时段，由于脑血管出了问题，脑子糊涂了，明明是住在医院的病房里，他却老是觉得身在外地。爸爸曾多次问他现在是在哪儿？他四下看看，慢慢回答着，不是说在临邑、乐陵就是说在东明、单县，要么就是说在苍山、临沭。爸爸说他，那些贫困地区，您还没呆够啊？这不是在千佛山医院吗？爷爷四下瞧瞧，又看了看我们，傻呵呵的笑道：“是吗？”在场的人无不泪流满面。我的爷爷哟，您的心还在那些贫困地区吗？

爷爷去世后，组织上在为他写的生平中写道，他“几十年如一日，兢兢业业，鞠躬尽瘁，忘我工作。尤其是在六十年代初，在国家遇到暂时困难时期，他长年奔波在外，南下北上调粮，深入灾区安排生活，受到基层和人民群众的高度赞扬和尊重”，对爷爷的忘我工作精神做出了充分肯定。

爷爷在工作中是有困难的地方争着上，而在日常生活中和待人接物上却是让字当头。在调整工资时他让，曾几次把调资的机会让给同事。以至于从五十年代定级到去世，他的行政级别从来没有动过，特别是在文革前的最后一次调资，本来党组已经把名单定妥，最后他还是又一次让给了别人；在住房上他也让，从五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末。我们家住的一直是局里面积最小，条件最差的背阴房，他也是几次把调房的机会让给了别人，直到局里七十年代末盖起了新宿舍楼后进行住房大调整，全家才搬离了住了近20年，位于最顶层的一间半房，住进了别人腾出来的两居室。

爷爷对待同志真是诚心诚意，这在大院儿中是有口皆碑的。看到同事有困难，哪怕是此人正处在逆境之中，爷爷也是毫不避讳，主动送衣送钱出手相助。爷爷又是一个自律性很强的人，严于律己，宽厚待人，身教重于言教。他历来公私分明，克己奉公，从来不占公家一分一毫。那个时候人与人之间的交往都是通过书信往来，我们家亲友多，而且交往频繁，但是多少年来，爷爷从没有利用工作之便，用过公家的一张稿纸，所用的信纸信封都是来源于文具商店。但是在另一方面，有些按规定能够报销的东西，他也默默地自己承担。听我爸爸说，文革之前的某一年，拾掇抽屉中的旧物，发现两个鼓鼓的旧信封，里面装满了爷爷在外地出差时乘坐的公交车票和几张短程的长途汽车票，家里人问他，这些都是能够报销的，为什么不报呢？爷爷说，现在正是国家困难时期，咱又不缺钱花，能为国家节省一点是一点。爷爷在生活上又是一个非常艰苦朴素的人，他一生几乎没穿过什么像样的衣服，总是身着一套穿旧了的布衣布鞋，一块修了又修的老怀表几乎陪伴他一生，直到离休之后，那块老怀表实在没有相配的零件可换了，才买了块聊城产的泰山牌手表。

爷爷搞了一辈子的粮食工作，深知粮食工作的重要，也深知粮食来之不易，经常教育家人一定要节约粮食，糟蹋和浪费粮食是最大的犯罪。他吃饭从来不挑食，那些年粮食定量中有粗细粮比例，但是不管在家还是在外吃饭，他都是争先抢粗粮吃，盘子碗中从来不剩一粒米，这种好的传统我们家几辈人一直保持至今。

爷爷的一生虽然没有轰轰烈烈，却是对党忠心耿耿，初心不忘，对工作勤勤恳恳，仔细认真，对同志温暖周到，诚心相待，充分体现了一个老共产党员的高风亮节和优秀品质。1974年，经单位和群众推举，爷爷参加了省政府系统的学习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爷爷虽然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物质财富，但是精神财富却是丰富的，革命的精神永存！

    敬爱的爷爷，我们永远怀念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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