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求学随笔(三 上)
——高中(1983—1986年)
彭 彬

(网络图片)
1983年8月19日,国务院批准撤销随县,成立县级随州市,由襄樊市代管。所以开学不久,大门悬挂的牌子“随县第一中学”就摘了下来,换成“随州市第一中学”。
随州市第一中学是随州市唯一的重点高中,也是襄樊地区最好的高中之一,坐落在烈山大道中段,是市区最繁华的地方。校门口正对面是最豪华的烈山宾馆,经常见小汽车进出;朝南斜对面不远处是最高档的圣宫饭店,里面的小笼蒸包驰名整个小城,每到早中晚饭点的时候,总是座无虚席,香飘四溢。
一届七个班,每班五十人左右,我在二班。班主任是外语老师姓廖,普通话带点武汉味,风流倜傥的。经常教我们唐诗宋词,是用英语翻译过来的,很有趣味,看出来他的古文功底也很深。廖老师最牛的地方,是他见缝插针地挤出时间,教全班唱流行歌曲,第一首就是香港歌星罗大佑演唱的《童年》,刻骨铭心,这是我第一次知道港台流行歌曲,与以往的歌大不一样,唱起来更走心用情。学习上不敢偷懒,一中的学生都是出类拔萃、好学不要命的那种。
由于离家有六十里地,只有过节放假和寒暑假才能回家。学校宛如真正的家,老师和同学整天泡在一起成了一家人。山沟里的老家反倒成了旅游的临时旅馆了,平时难得见亲人一面,在校期间父母从来没有进过城。两个哥两个姐夫轮换着送米到学校时,才能见上一面,都是急急火火的,因为不敢耽误上课太长时间。1984年元旦前后,二哥二嫂新婚不久专程去学校看我,给我带来喜讯和喜糖,还有二嫂亲手给我织的毛衣,激动了好几天。
高一全年高二上学期一段时间,每个月家里送来大米交到食堂,换成饭票。有条件弄到粮票的学生,也可以直接花钱买饭票,这是我这几天为写这篇文章,征求同学们意见才知道的,很是意外那时就开始两极分化了,明处弱势群体却冷暖不自知,真怀念那时的纯真呢。之后粮票宽松了都容易弄到,就统一改成用粮票和钱买饭票,菜是自己花钱换菜票再到食堂去买。饭票和菜票都是彩色的长方形塑料卡片,似乎比火柴盒差不多长,窄一点。菜票深色系列,四种面值,一分、两分、五分和一角;饭票浅色系列,有一两、二两、四两、半斤;一种面值一种颜色,容易识别,便于食堂师傅加快盛饭盛菜的速度。
米饭吃四两,相当于馒头两个。本来最爱米饭的,但经常吃出沙子来硌牙,囫囵吞枣又担心沙子积少成多变成结石,有的米是陈米颜色味道都不好,所以馒头吃的也不少,倒是省心能节省时间。食堂小卖部的肉包子紧俏的很,总是抢不到。有时从家里带些炒面来,用开水冲泡着喝,相当于零食或者临时加餐。
素菜三分一份、豆腐鸡蛋五分、带荤的一角、排骨红烧肉等纯荤的一角五分。我一般两三天吃顿一角的,最喜欢粉蒸肉,的确解馋;素菜爱吃冬瓜和黄瓜,因为这两种菜不像白菜和豇豆那样经常吃出虫子来;一角五的,我三年可能吃过几次,满足与其说口福不如说好奇心,那玩意做的少卖得快。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不是想吃就能吃上的,你也要拼速度、运气和底气。本来腰包瘪瘪的底气足不了,大餐几顿直接导致月底饿肚子不是最优解;一百米启动和冲刺速度是硬实力,我那时个子矮跑起来实在不堪;饭前的最后一节课老师拖不拖堂就纯是运气了,谁也左右不了老师。三者合力的矢量最大才有戏,我能尝到几次鲜已是上苍恩赐了。
学校附近有个电影院,有好影片时校方会包场让我们看,记得《高山下的花环》《人生》都是这样看的。刚开学不久,自己花了一角钱去看望穿秋水的《少林寺》,大片的价位,可以看普通的两部了。这部电影已经火了一年多,那是最后一天也是最后一场。我进去时影片已经开始放映了,座位在最后一排的角落里。外面想进场的观众实在太多,票又售罄,不得已放开了大门。不一会电影院横竖过道上都挤满了人,并且不断的还有人挤进来,人只有站在椅子上才能避免闻其声不见其影的尴尬。大门开开合合,电影院里人来人往、人声鼎沸,与荧幕上的打打杀杀融为一体。椅子是转动的,站在上面也不敢放肆,战战兢兢的,一身臭汗搭配酸麻的腿脚,好像自己也是打斗场里的陪练费了不少气力。本以为抓住了凤尾,撒开却是满地鸡毛,但总算看过,可以不再嫉妒看过的人了。
《少林寺》是部影响很大的动作电影,武术冠军李连杰主演,在刀光剑影的武打中揉入一段爱情故事,体现侠义与柔情。嵩山少林寺也因此片声名显赫,身边不少年轻人都向往去少林寺学武呢。片中那首《牧羊曲》,旋律优美,传唱至今。《少林寺》带出了武术气功热,班上有个同学练这玩意,有空就在树林里边哼哼哈哈边比比划划,还掌击背撞大树,本来想拜他为师的,没想到下学期走火入魔休学了。
开学没多久,高一学生去学校农场义务劳动一周。农场在厉山公社一个叫两水沟的地方,离学校有十公里左右。一班一个大巴,班上同学的父亲是改装厂厂长,学校利用这层关系弄来了大巴过来。说是收割稻子,细节都莫名其妙变成空白了,同学们也没帮上忙帮我拾起回忆,只是见毕业留言里有人说劳动很好玩有不少笑话,到底如何,只能猜了,估计联欢赛歌少不了。
每个周六晚上,学校在水泥操场上的站台上放上一台二十一吋大彩电,播放电视剧,总有几百人围着看,有老师和他们的家属,他们一般坐着;更多的是学生,要么站在地上,要么站在凳子上。我第一次见这么大的彩电,《上海滩》、《血疑》、《霍元甲》等电视剧都是在那看的,一周只周六播两到三集,好像专为我们学生设计的档期。这里多费笔墨,是因为它们都是我的处女剧,同类题材的第一次欣赏,也是一生中看得最投入的,印象最深刻的,当时切切实实的牵肠挂肚、魂牵梦绕。
电视剧《上海滩》以快意情仇的江湖复仇故事打动观众,扣人心弦,造就了万人空巷的轰动效应。由周润发扮演的许文强更是成为那个时代的男子汉标志,黑帽、风衣、白手套、白围巾,潇洒阳刚。梦里多次化身许文强,为百姓除暴安良。荡气回肠的主题歌,也是我第一次听粤语歌曲,虽一知半解,但哼得气壮山河,有滋有味。
日本经典电视剧《血疑》,红透整个中国,讲述的爱情故事充满了日本社会的风俗民情以及朴素的人间亲情。一袭学生装、清爽的短发、浅浅的笑容、可爱的小虎牙的山口百惠更是成为我心中的女神,主题曲也是格外一路的舒缓悠扬。那时想,过去骂的“鬼子”指的是搞扫荡的那群坏蛋,剧中的日本女孩大大的清纯善良,娶来当媳妇应该不错的!
《霍元甲》是香港出品的电视剧,讲述的是清末武人霍元甲武功超群,不畏外敌强暴,用功夫痛击敌人,为国争光的英勇故事,大大激发了人们朴素的爱国主义情怀。主题曲《万里长城永不倒》,气势磅礴,振奋人心,现在还时常脱口而出。
在这儿,还看了不少体育比赛和重要会议直播,虽然看的听的有点模糊,站的位置往往在最后边离电视太远,信号也时好时坏。特别是观众兴趣不一致时,还经常为换台吵起来,幸好大家都珍视那台电视,只有专职老师有换台的特权。那个操场还兼篮球场、排球场和乒乓球馆,也是学生集中作广播体操和开会听报告的地方。
本来天性贪玩,看电视比赛多了,就多了个爱好——看(听)体育新闻。报栏的体育报,每期必须第一时间看,经常端着饭碗边吃边看;每天中央广播电台的体育新闻,中午12:15和晚上21:45开始的一刻钟时间,雷打不动必须听,成了生物钟的一部分,这个习惯一直保持到结婚成家才慢慢改变。许多体育比赛,如女排大赛、乒乓球世锦赛、洛杉矶奥运会等,没电视看的时候,就抱着收音机听,一听就是一个多小时,宋世雄的声音就是那个时候听熟悉的。班上几个体育迷经常聚在一起听,听到激动出,陡然发出炸雷的动静,还比划着动作,还禁止不相关的同学喧哗打扰。惹得鸡飞狗跳的,勤奋爱安静的同学,经常声讨和抗议,骂我们旁门左道莫名其妙。
不能光说不练,不久就找到了适合自己的运动——乒乓球,并且很快就上瘾了。乒乓球打了三年,几乎每天要花掉我至少一个小时的业余时间。买来晚饭,就端着饭碗去抢占乒乓球台,一般是车轮战,赢者连庄当皇帝,直到晚自习的铃声响起才急急火火赶往教室。忘了带走饭碗是常有的事,真是便宜了捡破烂的,害得自己常用新碗。江嘉良是我崇拜的偶像,虽然我的左推右攻,练得不怎么样。班上一位更喜欢陈龙灿的,他一招一式地模仿,还真有那架势,高抛发球,拼前三板,嘎嘣嘎嘣脆,我还真打不过他。
那时对体育明星如数家珍,不亚于初中对《水浒传》一百零八将的熟悉。高中几年,最有名的便是女排五连冠,是八十年代最令国人扬眉吐气的一件大事。主攻手郎平,以“铁榔头”闻名遐迩。“女排精神”更是成为艰苦奋斗顽强拼搏的代名词,写有关努力的作文,会常常引用女排故事,几乎成为一种定式。
跳高运动员朱建华三次打破世界纪录,格外引人注目,被誉为“跳高飞人”。还有“体操王子”李宁、中日围棋擂台赛的“旋风”聂卫平、奥运会第一枚金牌得主许海峰、羽坛皇后李玲蔚、足坛名宿古广明等等,都是那个时代体坛的风云人物。国外的体育明星,如马拉多纳、普拉蒂尼、乔丹、泰森、刘易斯、瓦尔德内尔等也是耳熟能详的,班上同道中人常聚一起交流新闻和心得,少不了争得面红耳赤的。一次关于马拉多纳和普拉蒂尼,谁更厉害的争论,差点动起手来,真是皇帝不急太监急呀。
还有个被逼出来的爱好,不得不说。1983年腊月写春联,我依照往年习惯,帮父亲准备好笔墨,裁剪好红纸,只待他下笔我牵纸。父亲随口道,你今年高中生了,相当于古时的秀才,春联你来写!赶鸭子上架呀,不敢违背父亲的旨意,只得先在废纸上练了几个字,就硬着头皮写了起来,父亲连连称赞鼓励我。字好字坏,别人啥评价我不愿去猜,我自己肯定不满意,与我一中的身份不相称。再开学的时候,我就带上毛笔墨水,买了《柳体》和《颜体》两本字帖,抽空练了起来。高二有次课间在课桌上写毛笔字,快上课时语文秦老师来了,说你可以写春联了。我红着脸解释,说到心坎上了,好怕挨批不务正业。练了一年多,有点进步,至少不愁写春联了,还帮村里邻居写过几次。进入高三学业紧张起来,才渐渐放下。
不能尽吃光玩,学习永远是不二的主业。一年级的语文老师一米八的大个,教完一年就调走了,我们同学都忘了他贵姓啦,实在对不起他。学习《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这篇课文,老师说这段恩格斯写的很感人,问谁愿意朗诵一遍。我坐在第一排,跃跃欲试的样子,老师就让我来读。饱含深情地朗诵完毕,自鸣得意地坐下,满心期待着老师的赞美。乖乖哟,教室空气窒息足足五秒钟,老师才缓缓道来,“你的勇气值得肯定”。
我恍然大悟,这普通话咱可是从来没学过,刚才朗诵的啥呀!飙着劲地想着逞能抒发感情,忘了自己吃几两干饭,贻笑大方了。幸好我坐第一排,看不见别人的反应,但明显感觉到氛围的怪异,窃窃私语叠加上嘲笑憋成微笑的无语。霎那间我双耳失聪,一个心思只想找地缝钻进去。下课了,从我前面走过的同学中,有几个悄悄侧脸瞥我一眼,有的还捂着嘴巴藏起来窃笑。惭愧得脸红通通的、还热乎乎的烫手,只好趴在桌面装着不舒服。整个下午都没好意思离开座位,连课间上厕所放松的好惯例也免了,真害怕别人鹦鹉学舌,以切磋之名再来糟蹋我的山沟普通话。
高一下学期期末考试很重要,决定分文理科、快慢班。数学考题简单异常,考完我自信爆棚满分无疑。结果发下卷子才106分,也就是平均分的水平。最后一道大题14分,我得了零分。做题时,感觉太简单了,不像大题的难度,怀疑是估意设计的陷阱,就独辟蹊径用复杂的方法去证明。教数学的曹老师,几年后提拔为副校长了,个子不高,一脸富态,啧啧为我惋惜不已,说“聪明反被聪明误”,是循环证明跑题了,做错这题的班上只我一人,不愧“一枝独秀”!一失足成千古恨,若加上这漏掉的14分,我就是班上总分第一名了。
那时对文科有偏见,有“聪明人读理科”的说法,可能是“四化”中“科学技术现代化”的口号诱导的。学校只设七班一个文科班,一到五班是理科快班、六班是慢班。后来听说,一班是快班中的快班,就是每个分数段都选靠前的,师资力量配置最好。我是班上总分第四名,被分到五班。如是第一名就去一班了,蹊跷的是,去了一班的那位第一名,似乎后来退步了不少,造化不同因人而异吧。但整体来说,一班的高考成绩还是五个快班中最出色的。
高一下学期,1984年五六月份,还发生一件奇怪的事,突然一天廖老师问我,说武汉大学招少年班,问我愿不愿报名,班上还有一个王姓同学也够条件,要求1969年9月1日以后出生,他个子与我差不多成绩也很好,我俩都说愿意。但后来没有下文,传言只有另外一个班一个成绩不太突出的女生参加了考试,这都没法考证了。度娘说武汉大学是1985年才开始招少年班的,难道先招预习班?现在看来可能是个误会吧。王姓同学后来通过正常高考去了四川大学。
更急煞人的,折腾了一年,身高从地上滚到席子上,仅增高了一公分,1.42米,真担心自己会被定格为侏儒,将来怎为“四化”做贡献呢?
备注:“四化”是指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目标,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
(待续)
彭彬写于2020年3月12日
修定于2021年12月18日

彭彬,男,1969年12月生于湖北随州,1990年7月毕业于重庆大学电气工程系,同年进济南钢铁厂国贸公司工作,2014年辞职下海,目前担任日照蓝海国际物流有限公司高级顾问。业余爱好喝酒写作,散步交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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