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求学随笔（一）
——小学（1975—1980年）
彭 彬
（网络图片）
新华小学离家大约有五里地，翻两个小山头，走路得半个多小时。小学生走路没正形不走寻常路的，一个湾子里的学生经常一起打打闹闹跑跑跳跳的。
课桌就是一张张又长又厚的木板，很像现在菜市场卖猪肉的案板，至少五厘米厚，长有两米多，两头被锯成齐的，板子两个侧边是树干的自然状态，带弧度带疤结的，桌面倒是平整，刷上一种墨灰色油漆，能看见木头的纹理，显得厚重古朴，现在回想起来很有当代时尚的复古风范。有的桌面还有坑、裂缝，甚至还有洞，可能是啄木鸟的杰作，也可能是蛇窝呢。一张桌子配两条板凳，坐四个学生，坐下时还得有点小心眼，两人同步才好。调皮的孩子经常把同座的同学骗了，假装配合一起坐下，在对方放心坐另一头的刹那，陡然笔挺站直，板凳一头翘起翻转几个跟头，同座“啊”的一声大叫，屁股着地摔的不轻，伴随着满屋的哄堂大笑。闹矛盾的同桌会用笔画上楚河汉界，一旦越界免不了挨上一拳。我个子一直是班上最矮的，总坐第一排，沾了成绩好的光，倒是很少受到欺负。
印象中一个班45人左右，一个年级一个班，小学是五年制。一二年级上学半天，三四五年级是全天，分早上、上午、下午三段。一大早就去上一节半早课，早读算半节，回来吃早饭；再去上三节课，回家吃中饭；下午上两节课，之后回家；五年级下学期为了应付中考，一段日子下午还延长两节课。只有语文、算术两门课有书本，五年级多了一本英语书，书包很轻。几乎没有作业，或者作业很少，一般赶在天黑之前都能完成。因为那时家乡没通电，直到1989年才通，晚上做作业得点煤油灯，光线很不好，老人那时把煤油还叫“洋油”呢，舍不得点灯。家长平时也从不过问孩子成绩，大家都是凭兴趣和天赋自然成长，谁也没有啥理想。老百姓说法就是，多认几个字会算数就可以了，周围还没有靠读书跳出农门的先例。
母亲大字不识一个，父亲读过三年私塾，孩子们的学习天经地义就归父亲操心。期末考试后看成绩单，里面有分数、名次和老师评语。就这一看，也是叫你心里七上八下的，学习不敢太马虎，父亲总爱拿姐姐们的成绩单一起对比说事，万一抓住成绩单上的缺点批评起来，你也不好过关。父亲不怒自威，孩子们都怕他，母亲讲年轻时父亲对付调皮捣蛋的孩子有绝招，像大哥那个年龄的不少小孩都被父亲关进牛栏猪圈过。讲讲他的“厉害”吧，一年冬天我和父亲盖一床棉被，由于睡觉不老实总是拳打脚踢大闹天空，好不容易捂热的被子总是被瞪得透风撒气。父亲当机立断痛下“杀”手，把我的裤带抽出来，在两只脚脚踝处捆个结实。睡到天亮到了上学点了，他才解开带子叫醒我，害得我一天浑身难受如同散了架，脚踝还有点淤青，但从那以后睡觉确实安稳了许多。
小学里贪玩，有趣的事很多，懵懵懂懂的。那时时兴戴毛主席纪念章，背解放军绿挎包，戴有五角星的军帽。纪念章好找，难的是军包军帽。最开始背的是用花布拼接的书包，忘了到几年级了才换成了军挎包。军帽还是找湾子里的当兵的叔叔要的，由于头小撑不起来，用硬纸壳在军帽里面撑一圈，威风得很。在学校玩的最多的，就是“抓石子”和“铲翻”。“抓石子”，就是用五个打火石打磨的石球，坚硬亮晶晶的，以地或书桌为盘，依照一定规则玩，如同魔术变戏法，考验准度和速度，男孩女孩都爱玩，乐此不疲。“铲翻”就是把两张纸折叠成正方形纸块，分正反面，里面还包进硬纸壳壮大分量，正面一般写上“司令”“军长”啥的，凭厉害程度封的官，把对方的打翻过来，就算赢。赢了，对方的“翻”就成了你的战利品，基本是男孩子的游戏，书包里总装一大摞。玩的太疯，一次肩膀差点脱臼，胳膊也肿了，被父亲发现全部没收才金盆洗手。
班上有不少留级生，成绩特差的才享受这待遇，最痞的最捣蛋往往是他们。那时没有留级限制，所以同学年龄相差也大，五年级同学中班上最大的比我大六岁。二年级班上一个叫“语录”（谐音）的留级生，痞劲坏劲在整个大队也如雷贯耳。不光不爱学习，读了三个一年级，二年级又留级到我一个班，发坏的本事也是骇人听闻的。教汉语拼音的，是个年轻漂亮的女老师，才临时培训三个月，水平强差人意，课堂上经常出洋相。夏天里的一个中午，“语录”用扫帚在粪池里一泡，趁老师不在，往她宿舍纱窗上连续拍去，满屋的屎尿把老师气哭了，眼睛也肿起来。太可怜了，老师和同学们都想替她打抱不平，但也不可能有太严厉的惩罚手段。几天后，她上课时突然抽搐、口吐白沫，把我们吓个半死，当时都断定是被那坏蛋气坏啦。后来传出来是癫痫病，她也没再回来，这门课也停摆了。害得我直到现在普通话也说不好，初中高中语文课本上的生字拼音都是靠死记硬背对付过去的。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语录”倒霉的日子终于来了，周恩来总理逝世第二天，全校师生戴小白花在操场上听哀乐默哀，老师们手臂上还戴黑纱，许多同学都伤心得哭出声来，感觉天要塌了。“语录”事后把主席像章夹在两大腿之间，还嬉皮笑脸洋洋自得，被同学举报，学校汇报给大队。大队派民兵把他押送到兴隆管理区武装部关了三天才放回来。这管理区管辖五个大队，后来改叫乡了。老师们心照不宣地想给他点厉害颜色看看，回来后垂头丧气老实多了，同学们都偷着乐，总算出了一口恶气。
冬天阴冷，农村孩子都不洗澡，脏的不行，好多人身上都有异味。记得二年级有天下午回家，母亲把我的脖子前前后后来来回回地用香皂搓洗，换了几盆热水才罢休，说要洗出白嫩白嫩模样来。无巧不成书，第二天上午学校突然搞个人卫生检查，每个同学都要走上讲台让老师检查脖子脏不脏，我一下子成了班上卫生标兵，在全校受表扬。后来才知道，是大哥提前透露了风声，母亲帮我作了一次弊而已。
忘了是一年级还是二年级了，中午放学回生产队参加了一次忆苦思甜活动，中饭忆苦晚饭思甜。在仓库里架起大灶，煮的是拌有黄叶条的叶片的粥，颜色有点绿，味道有点苦。没有菜，大伙都喝粥管饱，其实都留着肚子晚上吃。人都不傻，吃忆苦饭是象征意味的。下午开批斗大会，让村里富农的一家三口，老人和他的大儿子二儿子，弯腰站在全队社员的前面，两边站着两位持枪荷弹的民兵。队长讲队里生产情况、读报纸、带领大家喊口号。那时的口号有点印象，“打到走资派”、“走资派还在走”等，反正咱也不懂啥意思。在我家邻居的较光滑的泥巴墙上，不知谁用白色粉笔画了一副画，画中，一位戴红领巾的少年手握红缨枪，刺倒一个大人，旁边竖写几个字“打倒***”，那时的阶级斗争真是不放过任何一个角落。
本来会议大家走走过场就该结束了，有些捣蛋的孩子还跑到富农分子背后想踢他们屁股，老二总是用肢体语言包括眼神保护他爸和他哥。但喊口号的时候，民兵要求富农分子弯腰要弯到上身朝下倾的程度，平时寡言少语的老人和大儿子很顺从，身高马大爱说爱闹的二儿子不配合，被民兵用力按下脖子才罢休。我们队由三个湾子构成，湾子之间有几百米的距离，平时都是本湾子的孩子在一起玩。像这天集中在一起玩耍，机会难得，小伙伴们很是痛快。记得我还把一个娇生惯养的小伙伴摔哭了，他妈气急败坏跑到我家告我的状还骂我，被母亲怼了回去。晚上的思甜饭，是现炸的油条和薯片，孩子们和社员一样，都吃了个肚圆圆。
这个富农的家和我家在一个湾子里，中间仅隔三户人家，平时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当时我家私底下很同情他们，因为父亲也是“四不清”分子，平时也受歧视。那时的成分是头等大事，还子承父业，有点“老子英雄儿好汉”的意味。我都有点害怕与他家人说话，他的深宅大院也从来不敢进去。富农有三个儿子，一个女儿，人都很好，但充满了酸楚和悲惨。大儿子一辈子光棍，二儿子和女儿被迫与临村的地主家庭换亲。女儿嫁给地主儿子，老二娶了小他十岁的地主女儿，俩口子倒是很般配，媳妇很能干也很漂亮。三儿子学习很好，比我大几岁，上下学总是孤单的一个人。后来他还上了高中，是大队少有的高中生之一，我俩后来成了好朋友。现在他已经是随州市一个处级干部了，每次回老家，我俩都要喝上几杯，但都回避那段往事。看书多了，就明白了，农村的地主富农解放时被当作被革命对象连根拔了，还株连九族，彻底摧毁了传统的乡绅士大夫阶层，耕读文化的传统文脉就此断裂了。但他们的后代在改革开放的东风吹拂下，基本上都混得风生水起，毕竟读书的基因还在。
三年级我代表少先队员在学校操场台子上发言，很是自豪，我是班上第一批的三个少先队员之一，那时戴红领巾很光荣的。四年级，一次上自习课，班主任要求必须安静。我是学习委员收同学作业，喊的声音有点大，被外面的班主任听见了，不管三七二十一，拧我耳朵把我从第一排扔到前台。我没坑一声，后来才发现耳朵裂开了口子出了血。大哥说班主任对他有意见，拿我撒气。看来“朝里有人好办事”没错，但朝里有对手，反而会殃及无辜莫名吃亏的。
五年级代表学校参加全县英语竞赛，班上去了四个人，我得了5分是管理区第二名，第一名5.5分。记得卷子好多张，两眼一抹黑，就是选择题全部选C得的分，零分的很多，就是直接交白卷了。英语老师说，县城的、或者条件很好的农村的小学，是从三年级开始学英语的，试卷是针对已学过三年英语学生的。我们是从五年级才开始学的，学校不怪我们，说我的成绩已经为学校争光了。
寒暑假期，学校总要布置作业，我总得做两遍。村头的一位老奶奶，心疼她外孙女，这女孩是我同学，高高大大的，就是讨厌学习。老奶奶知道我学习好，就每天在家里备足好多好吃的东西，把我约到她家帮她孙女做作业，相当于我再复习了一遍。 不费脑子又解馋的好事，简直是天上掉馅饼，我巴不得一直做下去呢。有件趣事，老奶奶有天一大早手端一个陶瓷盆，在我家门口拦住我。我刚上学没几天，逼着我往盆里撒尿，说是早上童子尿，做中药引子。我很难为情，回家征得母亲同意后才答应她。学校还搞义务劳动，要求暑假帮队里捡粪积肥。记得那时左手拿个破碗，右手拿两根木棍当筷子，到树林子里捡鸡屎，和比我大一岁多的三姐比赛谁捡的多，最后都倒进公家牛圈里当肥料了。
小学五年，每学期都是三好学生，一次奖励两个作业本，发一张奖状，父亲爱把奖状贴在墙上。姐姐们的奖状也贴在一起，几乎满满一墙，客人来了总是夸奖一番。父母很高兴也很自豪，我们脸上也有光彩，既装饰了墙面，又对学习起到肯定和鼓励作用。
小学升初中，好像淘汰了一半，意味着一起毕业的小学同学，有一半直接回家务农了，想学习的还可以留级继续考。但那时农村里愿意供孩子继续读书的家长并不多，“读书无用论”大行其道。我的父母倒是开明，只要孩子想读，他们总是支持的，依照父亲的说法，就是砸锅卖铁也要读。
这样，我考进管理区的兴隆中学，继续读初中。
（后续）
彭彬写于2020年3月1日
修定于2021年12月1日
彭彬，男，1969年12月生于湖北随州，1990年7月毕业于重庆大学电气工程系，同年进济南钢铁厂国贸公司工作，2014年辞职下海，目前担任日照蓝海国际物流有限公司高级顾问。业余爱好喝酒写作，散步交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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