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本性
在进行了四篇文章的讨论之后，我们应该大致清楚了：士人、学人、诗人的特点是真，文人是伪。士人有真风骨，学人有真学问，诗人有真性情。文人呢？只有花腔，没有学养；只有欲望，没有理想；只有风向，没有信仰。所以，他们也“只有姿态，没有立场”。尽管那姿态，往往会秀得“绚丽多彩”，能够“颠倒众生”，甚至“惊世骇俗”。
这也并不奇怪。前面说过，文人的“本职工作”和“历史使命”，就是帮闲和帮腔，偶尔帮凶。只不过，有帮得上和帮不上、受重用和被排挤、体制内和体制外之别。但，无论当班还是待业、在岗还是编外，甚至不过“闲杂人等”，其实“自作多情”，也都要走台、献艺、开屏，而且是秀给别人看的。既然如此，便并不需要什么学养、理想、信仰，也不需要自己独立的立场，“风姿绰约”即可。故，文人也可能有学问，但那是用来卖弄的；可能有性情，但那是用来表演的；还多半会有聪明才智，但那是用来舔痔疮的。有一次，一个文人进上书房，懵里懵懂，随口问了句“老头子来了吗”。不料乾隆从屏风后转出，问他“老头子”是什么意思。这文人立马跪下来奏道：万寿无疆谓之老，至高无上谓之头，父天母地谓之子。皇上龙颜大悦，这文人也转危为安。看来，正如士人有傲骨，并不妨碍他谦和；文人多傲气，也不妨碍他谄媚。甚至他们的“满腹经纶”和“一腔热血”，就是用来干这个的。显然，文人这一类型或品种，实在颇具“中国特色”。当然，是帝制时代的。现在虽已共和，奈何其阴魂不散！于是，帮闲者有之，帮腔者有之，帮凶者亦有之。“反右”时，“文革”中，最热衷于整人，而且整文化人最凶的，正是文人。文人的德性，统治者心知肚明。最早把话说穿的，是魏文帝曹丕。他在《与吴质书》中说：“观古今文人，类不护细行，鲜能以名节自立。”在《典论•论文》中，则说“文人相轻，自古而然”。这就是成语“文人无行”和“文人相轻”的出典。前面说过，文人一词，有三种用法和定义。起先指“有文德的人”，后来指“文秘”。再后来，指“舞文弄墨的人”，所以也叫“文人墨客”。这种用法，最早就出现在曹丕的这两篇文章。可见，后世通用的“文人”一词，刚一出现，就伴随着恶评。与“文人”相关的好词，却似乎没有。这就意味深长了。要知道，在统治者中，曹氏父子对文人，要算最好的。他们自己就是诗人，曹丕还是文艺理论家。他甚至曾以副君之重，参加王粲的追悼会，还带头学驴叫。曹丕尚且这样说，则文人口碑之差，品位之低，便可想而知。
两副嘴脸
说来也不奇怪，因为文人原本就有两副嘴脸，一副叫谄媚，还有一副叫狂傲。谄媚当然没人看得起，狂傲却有吸引力。因此，坊间流传的，便多半是文人狂傲的故事，比如让杨贵妃磨墨，高力士捧靴之类。祢衡的“击鼓骂曹”，也为众人津津乐道。这类故事之所以广为传播，又有两个原因。一是新奇。所谓“传奇”，不奇谁传？但既云传奇，当然稀少罕见。这岂非反过来证明，文人当中，其实狂者不多？第二个原因，就是“替代性满足”了。也就是说，在民众的内心深处，至少有某些统治者，比如昏君和暴君，奸臣和阉竖，是该骂的。或者，是可以表示一下蔑视的。但当真自己来骂，尤其是骂正在台上的，又不敢。最好是有别人来骂，还骂得出彩；有别人来蔑视，最后又没出问题。这就皆大欢喜。文人狂傲的传奇，便满足了这种心理需求。这当然有相当的合理性和正当性。可惜说到底，还是一种“意淫”。意淫也是有快感的，故很能迷惑一些人。而且，哪怕明知靠不住，也宁可信其有，不肯信其无。久而久之，便信以为真，把假象当成了真相。其实这事，应该说是“亦真亦幻”。前面说过，凡文人，皆御用，只有“在岗”和“待岗”之别。这就要“见用”。用不上，就会闹情绪，发牢骚，甚至恼羞成怒，破口大骂。比如祢衡，就曾怀揣名片，奔走许都。求职不成，这才骂遍朝野。就连文人的“反叛”或“反骨”，也当作如是观。要知道，历史上的文人，原本就是皇帝的弄臣。当上了的如“宠姬”，没当上的如“怨妇”，但都无不“盼临幸如望云霓，展菊花似绽新蕊”。只要皇上的龙体能够眷顾，哪怕去当夜壶。皇家的夜壶，也总归是金贵的。如果连夜壶都当不上呢？那就破罐子破摔，由“文人”变成“狂人”。这跟后宫嫔妃为了争宠，由撒娇而撒泼，没什么两样，甚至就是“要做官，杀人放火受招安”。正所谓：夜壶不能当，就去做宋江；一朝天子唤，没人不上床。文人会有两副嘴脸，原因就在这里。至于“新文人”，则不过换了东家。东家不定就是谁。可能是政府，也可能是民众。他们自己，则既可当“五毛”，也可扮“草根”。反正，秀场就是官场，人前即是御前，都是“只有姿态，没有立场”。既然本无立场，也就无所谓“左右”。左也好，右也罢，都是“走台”，都是“作秀”。正如我在《韩寒的新衣》中所说，对于他们来说，“为民请命”和“含泪劝告”没有本质区别，只看“画眉深浅入时无”。
三种姿态
文人清高吗？当然。清高，是文人的Logo。但，也只是Logo。真正的清高，属于士人。文人，其实是表演清高，或自命清高。只不过，久而久之，养成习惯，有时也变成了真清高。这就正如世界上本没有路。走得多了，也就成了路。
这样的清高，也有三种。第一种是目空一切，孤芳自赏，自以为天下第一，谁都不放在眼里。这种名为“清高”，实为“傲慢”。第二种是忸怩作态，待价而沽，口头上唱的是“归去来兮”，骨子里想的是“终南捷径”。这种名为“淡泊”，其实“钻营”。第三种就是演技颇高，或半真半假，甚至本有清高的一面。这就正如“三陪小姐”，未必都是“风尘女子”，也有“清纯少女”型，卖艺不卖身的。看走了眼，上当受骗，那是你自己的事。
文人，为什么要故作清高呢？因为“卖相”较好。要知道，所谓“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是古代读书人的共同理想。文人也好，士人也罢，都一样。只不过，士人是去帮忙，文人却只能帮闲和帮腔。这就让其中一些也有理想抱负的，难免愤愤不平。如果连帮闲和帮腔的份都没有，更要抱怨。因此，不才明主弃，其实是“撒娇”；天子呼来不上船，则其实是“撒气”。因为李白，是并不甘心当文人的。
撒娇和撒气，有没有用？难讲。但狂傲和清高，则肯定有利于“讲价”。人都是容易“犯贱”的，皇帝或掌权者也一样。你越是谄媚，他越是看不起。你要是摆摆谱，没准他更想要。这道理，有经验的交际花都懂。你不把银子花够，功夫做足，她决不会跟你上床。
这就是文人的“清高”。其中，有做出来的，也有演出来的，都是姿态。至于恃才自傲，则其实是狂傲，是嘴脸，也是姿态。但无论哪种，都不敢蔑视权力，尤其是最高权力。不但不敢得罪，还要受其荫庇，分其杯羹。所以，谄媚也是真嘴脸。
故，古之文人，有两副嘴脸：谄媚和狂傲；也有两种姿态：狂傲和清高。但这是“老皇历”。新中国成立后，五十年代“思想改造”，七十年代“斗私批修”。狂傲和清高，是重点打击的对象之一。这是连撒娇和撒气，都被不允许，谁还敢故伎重演？
现在就更没市场。改革开放后，公民作为个人，有了更多的发言权和选择权。进入互联网时代，更可以对他人的作品和言论，自由地表达好恶和爱憎。这个时候，如果还傲气十足，牛皮哄哄，或者自视甚高，目中无人，谁尿你呀？
这就要调整姿态；而新文人的新姿态，或者说新表情，就是“愤激”。
新的表情
调整是必须的。前面说过，凡文人，都要走台、献艺、开屏，而且是秀给别人看的。只不过，以前是秀给朝廷看，文坛看；现在则要秀给网民看，大众看。但，不管给谁看，都得察言观色，弄清楚看客喜欢什么，才能保证“收视率”。选择愤激作为姿态，也是有道理的。因为现如今，虽然日子越过越好，却又差不多每个人，都憋了一肚子气。弱势群体苦，中产阶级难，其他人也各有压力、烦恼和憋屈，可谓“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很想“出他娘的一口鸟气”，是民众的普遍心理。这时，如果有人出来“代骂”（呵呵，不是“代驾”），肯定“大快人心”。甚至甭管骂谁，只要骂得痛快，也能让人爽。某些从不讲理只会骂人的家伙，居然拥有众多粉丝和拥趸，这是原因之一。何况愤激也有传统。辛亥以后，革命成了主旋律，激进成了主流派。调门越高，就越是显得立场坚定、意气风发、斗志昂扬。只不过，以前是一边倒地“左”，现在是分左右地“愤”。但无论“左愤”还是“右愤”，共同的特点，都是愤激、非理性、不讲道理。这就值得警惕。因为没有理性的立场，很可能只是姿态，或者表情。因此，他们完全可能在一夜之间，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也完全可能只是为了表态，站队，抢话筒，昭告天下，占领道德制高点，争夺公共话语权。这样的“侠义”，岂不可疑？何况就算他们的想法是真实的，又怎么样呢？也只能培养造就“太平天国义和团”，再加“革命小将红卫兵”。事实上，愤激的情绪，并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它只能有一个效果，就是为走台作秀的文人增加“票房”。当然，国家有难，世道不公，有人出来说话，总比万马齐喑好，哪怕那人其实是作秀。不过，我更希望是“理性的声音”，而不是“正义的火气”。忧国忧民没有错，却决不等于骂爹骂娘。我们需要的，第一是理性，第二是理性，第三还是理性。事实上，有三种愤激：当事人的，一般人的，文化人的。第一种，可以理解，也可以接受。一个人，房子被强拆了，案子被错判了，血汗钱被私吞了，亲骨肉被杀害了，你还让他“淡定”，那是没有心肝。
第二种，也可以理解，可以接受。因为“路见不平一声吼”，原本“见义勇为”，总不能要求人家吼得“温良恭俭让”。不过，我也愿善意提醒：最好能理性一点。至少，弄清事实。否则，弄不好就会整出“冤假错案”，那可是违背初衷的。至于文化人，则必须理性。他可以“愤怒”，不能“愤激”。或者说，可以怒骂，可以怒斥，可以怒吼，但一定基于理性的判断，归于理性的分析，而不是骂娘泄愤，煽动情绪。极端的情绪化，不是“士人的传统”，更不可能真正成为“社会的良知与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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