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色银行》作者张卫平
张卫平，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山西省文联副主席，山西文学院、山西网络文学院院长，作家、编剧。
《红色银行》（安徽文艺出版社、北岳文艺出版社，2021年8月出版）以我党领导的农民银行的发展演变为入手点，这使得小说的选题极为引人注目，因为在为数众多的红色历史题材小说中，这一视角显然有填补空白的意义。对历史宏阔背景的展示令人振奋，同时我们更容易以此作为历史多层褶皱打开的途径。红色小说构成红色记忆之一种，小说家的视角又如整理历史褶皱的匠人那样将红色记忆重现。而金融领域更容易让人产生历史的诡谲、剖面、辩证甚至“对战”的期待视野，如何在红色与金融、记忆与空白之间寻找自己的书写方式？这也许是摆在张卫平面前的首要问题。
也许我们久已忘记，我党进步作家恰是从金融领域开始了对社会的观察，那就是茅盾的名著《子夜》。茅盾最初计划写一部“都市—农村交响曲”，但由于农村生活经验的不足，原先宏阔的框架难以支撑，茅盾便将小说改为正面描写都市金融斗争而侧面描写农村阶级斗争。张卫平既要写农村的抗战又要写我党领导的金融领域，岂非难上加难？“吴赵斗法”最终成为《子夜》的核心情节，吴荪甫成为《子夜》为现代文学画廊提供的第一个失败了的资产阶级英雄形象。《红色银行》虚实结合，但无论如何也要塑造共产党员张干丞和刘象庚这两位我党金融领域开创者的形象。从文本来看，作家显然没有将他们置于英雄的高位去赞颂，恰恰是将人物放置于社会身份或者说是农村民俗的视角中去刻画。那么，《红色银行》可否比照红色经典的书写经验？当代文学史上的红色经典以两种形态呈现，一种是革命史诗小说，例如《保卫延安》《红旗谱》《红日》；另一种是革命传奇小说，例如《铁道游击队》《林海雪原》。无论哪种呈现，同样塑造英雄形象。《红色银行》似乎既不属于前者，也不属于后者。这正是小说创作的独特之处，《红色银行》是张卫平运用抒情笔调在红色题材中的“风景”发现，正如第36节所描述的那样构成了一幅“大写意”。
小说第五章《艰难的转移》写抗战形势紧张后，兴县农民银行将财产转移至安全地带。这章正面写到了战争，一方面是冰雪中的战场，甄排长带领部队与日军浴血奋战；另一方面是战争间隙黄河岸边民生史，贺麻子一家在“冰川”期热气腾腾的过年光景。他别出心裁地将银行资金的转移与战事的进程设置为交叉的双线，二者如齐头并进、相互映照的历史画卷般徐徐展开，而描述方式既非事无巨细的白描，又非以神写形的渲染，而是动静结合的诗化写意。作者将甄排长带领游击队辗转于冰雪战场的“动”，与众人横渡冰冻黄河步步为营的“静”交替呈现，以动衬静，谱写了一曲河岸的生命抗争之歌。文中的写意笔法不仅限于此，还体现在小说中诸多章节开篇处比兴手法的运用上。第三章《抗日建银行》开篇，冬季的黄河老实沉静，等待着冰封的降临，贺麻子一家也迎来了修补渡船的休整期，而银行的发轫也在加紧筹谋当中，万物静待时机；第六章《秘密访延安》开篇，因着战争阴影散去，冰川也融化、河岸也复苏、桃树杏树竟也饱含喜悦之情；第十四章《人民币诞生》以“开河啦——”为起首，接下来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黄河开春一派风景，刘象庚就是站在冰面开裂的河边同样喊起了“开河啦——”，你死我活的金融斗争消融在此号子声中，而主人公的形象同样更富有崇高的意味。
作者按照“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原则虚构了一些人物形象：被黄河水土养育着的晋西北汉子、率真勇敢的女性、冷静无畏的军人以及睿智的主人公刘象庚，这些人物同样构成了富有地方色彩的风景画。作者通过对人物典型形象和具体生活事件以及具有传承性、现实性的乡风民俗进行关注，增强作品的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以渡船为生的贺麻子一家，他们既不受战事侵扰（鬼子从黑峪口撤退后，他们的窑洞因为偏远而完好如初），也无力参与银行的建设事务（仅在银行转移资金时起到渡其过河的作用），他们既没有对嵇子霖八路军交通员身份的深刻理解，也无意与拥有“十六窑院”的骑一军将领刘武雄沾亲。他们天然享有一片相对独立的生存空间，却自有一腔赤诚的爱国之心，作为唯一联系黄河两岸的摆渡人，他们在和平时期做好本职工作，在危急关头运送百姓逃难。其中，贺小莲与冷娃的爱情结局在第十五章最后那句“冷娃哥，我和长生等着你回来……”中得到升华。冷娃作为解放军战士保家卫国的使命为乡土氛围增添了几抹家国情怀与时代色彩。从这个角度看，这些虚构人物正是理想化的乡土世界与家国大义的情怀人格的融合具象形态，他们与真实人物共同构成了庄严、优美又不失偶尔调皮的形象体系，是“大写意”中的浓墨重彩之笔。
《红色银行》进入了红色小说叙事空间的风景，它在被撷取被描绘中融入了创作主体烙着山西地域文化印痕的主观情愫，从而构成了这部小说在文体上的鲜明形象。从小说开始对“黑峪口”的描写，南来北往的船只、林林总总的店铺、苍凉寡白的月光到院连着院、曲径通幽的牛家老宅，无不渗透出“兴者，有感之词”的叙事策略。特别是在三晋大地谈“商”就不能离开大院，山西大院以深邃富丽著称，是中国北方民居建筑的典范。“十六窑院”是刘象庚的窑院，“依山而建，三进院落，气势不凡”，是当时黑峪口最豪华的窑院。三进院落也是依坡而建，按照长幼有序的原则，由外到内依次住着刘象文、刘象坤、刘象庚及父母亲。小说中“一门三进士”之一孙嘉淦的院子也是山西大户人家典型的高门大院，当时已被建设成为兴县县政府的房院。与“十六窑院”、孙家大院相比规模更大的是蔡家崖的牛家老宅。牛家老宅不仅规模宏大，内部建筑精美，甚至略带江南韵味，常被称作“花园院”。“五美堂”中置放着八仙桌和太师椅，花瓶、墙画、牌匾也都十分典雅考究。牛家老宅这一处山西大院青砖墁地，曲径通幽，兼具南北建筑风格之大成，于是在干旱多山的晋西北一带便呈现出别有意味的本土文化特色。
中国小说的叙事具有丰盈的史传传统，作家们也就容易在“大说”的路上求索。《红色银行》虽然是历史题材，又涉及到金融这一特殊领域，但是作者在“大说”与“小说”的缠绕中仍然倾向于“小说”，又以地方色彩为基础，在乡土世界中穿行，作品中满溢的是情怀人格的抒情性魅力。小说直接引用了大量一手史料，包括《西北农民报》《抗战日报》《解放日报》的电讯、社论等，特别是《晋西北士绅参观团留别延安各界书》中晋西北士绅对延安蒸蒸日上的描绘，让人对“雍雍儒雅”的毛泽东、“冬日之可爱”的朱德、“飘飘若仙”的“五老”政府领袖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史料的严谨与历史场景的生动性在作家笔下被很好地结合在一起。除了史料的处理，作家还采用了将传奇人物回归日常的笔法，刘象庚的讲话稿即是一例。当地人本着见识传奇人物的期待围满了礼堂，刘象庚用当地话娓娓道来，他如此谈自己的工作理想：“到我这个年龄，应该是哄哄孙子看看外孙的时候啦，但小鬼子不让咱安生过日子，小鬼子打到咱家门口了!”他这样讲抗战的意义：“北平没了，回太原。太原没了，回兴县。兴县没了，咱往哪跑呢？”他又这样鼓舞抗战的士气：“咱兴县人吃苦耐劳，讲义气，有骨气，历史上就出能人，出英雄好汉，就是没有出过怂包！没有出过孬种！没有出过软蛋！”刘象庚还为新成立银行书写了一副对联“大多数农民从此解放鼓起精神打日本；这一个银行开始营业集中财力破天荒”。尘封的史料与现场性的讲演交相辉映，既突出了刘象庚的智慧也在“接地气”中表达了更为丰富的写作学内涵。“写意”与地方色彩相结合是现实主义塑造人物形象的一个突破口，一方面，坚持了人物的典型性和独立性；另一方面，诚如恩格斯所认为的那样：“倾向应当从场面和情节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而不应当特别把它指点出来；作者不必把他所描写的社会冲突的历史的未来的解决办法硬塞给读者。”读《红色银行》不仅赞叹金融战线的成就，更为钦佩主人公在民间社会的游刃有余，而这一幅画卷的徐徐展开给人阅读的适宜感。
能体现作家“小说”追求的人物还有贺小莲，这个人物同时也是小说民间性最集中的体现。她为了向刘象庚寻求帮助只身一人离开渡口，甚至敢于独战野兽自我防卫。面对嵇子霖和冷娃两个人之间的感情纠葛，她给两人以温情、顺心而为。在对这个女性人物形象塑造时，我们注意到人文风景书写是构成地方色彩“风景画”的又一要素。因此，小莲的饭食与小莲的信天游成为小说中一道美丽的风景。玉米面烙饼、饭食帽儿汤、和子饭、大烩菜、莜面鱼等一双巧手下的地方饭菜，《走西口》《挂红灯》《豌豆豆开花》《兰花花》《荞麦皮皮架墙墙飞》《岸畔上开花》《船曲》《三十里明山二十里水》等曲子，不仅暗示着小莲的情窦初开，而且成为贺小莲与嵇子霖相识相知相爱的情感纽带，释放着人物内心的情与爱、仇与恨。小说虽然展现的是历史的褶皱，但它所展现的褶皱却不是皴裂的，这不同于我们以往对同类历史题材小说的期待视野。作家凭借对山西地域文化特征的谙熟，对人性人情的洞察，将一幅幅流溢着浓郁地方色彩的人文风景画呈现了出来。不仅反映出人与自然关系的精细刻画，也表露出作家的审美心理和审美习惯。
《红色银行》的尾章设计颇为引人注目，作者并没有将落笔点设定在银行创办的功绩，也没有设定在中国共产党领导金融领域的历史余韵，而是将场景拉到1949年10月1日，年近70岁的刘象庚应邀参加开国大典。开国大典无疑具有最为深刻性的历史象征，过去我们注重天安门城楼上的呼声带来了中华儿女新纪元，在天安门周围同样有带着各自经验的历史缔造者。这让笔者联想到，“山药蛋派”代表作家马烽在自传中描述的开国大典，作为党的儿子，解放区的作家，马烽思往昔党对自己的培养，思困苦的农民亲人的重负，在胜利的一刻泪流满面而不自知，到了失声的地步。刘象庚一夜没有合眼，回顾了自己几十年的道路，想到了更为广大的中国人民银行，站在天安门观礼台，他和马烽一样忍不住泪流满面。剧作家出身的张卫平显然具有丰富的蒙太奇般的叙事技巧，场景波澜壮阔、广袤宏阔而直击人心。更为重要的是，在这一幅大的写意中，回到了由千千万万如刘象庚这样奋战在特殊领域的普通人，他们也参加了开国大典，定格在缔造新中国的历史画框中，人民是历史的缔造者。（刘芳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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