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孙宏恩
到运城学院拜访王贞民老师,一踏进南苑的大门,我的心便飞扬起来。在那高雅的氛围中享受如坐春风的感觉,怎不令人心驰神往呢?
耳闻王老师的大名,还是在孩提时代,我小学时的老师们就是他的学生。记得第一次见王老师是十多年前的事了,那是在我姑父蔡自进的追悼会上。黑压压的人群静下来,锣鼓声、唢呐声,包括天上的云彩一时间都凝固了,只见姑父生前好友王老师站在高高的土堆上,神情凝重。他一连用了好多“特殊”:特殊的年代,特殊的境遇,特殊的友情,特殊的时刻,特殊的送行,那溢于言表的哀伤引人共鸣。听他叙说姑父平生的坎坷遭际,我泪如雨下。真正结识王老师是在我加入临猗县诸葛亮文化研究会以后了。为了挖掘先贤诸葛亮与河东天兴村的历史渊源,我曾多次到南苑求教。聆听王老师的高论,他的渊博,他的睿智,他的胸襟以及他那孜孜不倦的钻研精神感染鼓舞着我。慢慢接触多了,了解到他的过往,更让我油然而生敬意。
王老师是地地道道的农家子弟,没有家庭背景,没有社会关系,有的只是从祖辈父辈那里传承来的勤劳与善良,还有对知识的渴望。弱冠之年的他考入山西大学,经过四年深造,脱颖而出成了中文系里的佼佼者,因此备受校领导赏识,被早早内定为他那一届唯一的留校生。在人生最好的年华,憧憬着美好的前景,不知令多少人羡慕 不已。
谁知,意外发生了。毕业分配前夕,学校照例要搞外调,这本是走走过场而已。因为入学时的政审就很严格,才过了几年风平浪静的日子,会有什么问题呢?然而,真出事了。
家里出了个大学生,在村里似乎扬眉吐气,自觉不自觉中竟被人强加了高人一等、受人仰视的错觉。其实他一家人说话、做事还是低调的,但乡下不乏那心胸狭隘之人,祸患常常隐藏在一些被忽视的细枝末节当中。就在那份毕业外调材料上,执笔的村干部不知出于什么目的,竟然多写了一笔,说王老师的父亲解放前有问题,属漏网者。后来事实证明,材料上的那一笔纯属子虚乌有。但是,墨写的谎言有如大山一般横亘在王老师的面前,山西大学也没有派人去核实。就这样,云端起舞的天之骄子一下子跌落尘埃,分配工作迟迟没有着落,眼看着同学们一个个奔赴工作岗位,留校是没有指望了,还会分配工作吗?那是一种怎样的煎熬啊!
就是这个莫须有的罪名,在后来的好多年都如影随形,害得王老师屡遭困顿。这是个人的悲剧,也是一个时代的悲剧。
1964年,在千难万难的苦苦煎熬中,调令终于来了,从万荣中学来,还回万荣中学去。王老师终究没能留在省城太原,而成了家乡县中的一名语文教员。于他个人而言,黄钟毁弃真不幸,而于万荣县、到后来临猗县的教育事业来说却是大幸。
王老师带着忐忑、无奈和不甘的心情回到了母校。中学时期他就一直担任班干部,是老师的得力助手,如今又回来任教,一切是那么的游刃有余。期间,能使他暂时忘忧的就是紧张的工作,埋头其中心无旁骛,耐心施教教学相长,很快就成长为讲台上的行家里手。
可惜好景不长,一场政治运动铺天盖地而来,正常的教学秩序被打乱,“串联”,开辩论会、批斗会,裹挟其中,人人身不由己。
一个冰天雪地的日子,一个阵营要对另一个阵营下手了,有人事先得了消息逃过一劫,有人被打死,有人被打伤,王老师的左腿就在那天留下了永久的残疾。
没有人阻止那场混乱,也没有人为此事负责,逝者已逝,悲泪空流,王老师再次见到家人时,存活的庆幸代替了肢体伤残的悲痛。就像鲁迅先生笔下的“苟活者”,在淡红的血色中,依稀看到微茫的希望:不会总这样乱下去的,教育迟早会走上正轨的。一段时间之后,又有人拿他档案里的问题说事,以致在一次竞选中,原本已被提名,最终却被无情地除名。对于一个经历过生死劫难的人来说,这又算得了什么呢?惊险飘荡的运动余波未息,紧接着又遭遇“下放”,从县城中学下放到乡镇中学。还好,在这里仍然从事语文教学工作,比起大文豪苏轼遭贬黄州,做一个低级武官来还是幸运的,至少没有离开讲台,没有放弃他喜欢的工作。
那所中学在孙吉镇上,离他家蔡高村只有八里路,按村里人的说法就是回到了窝门口,方便照顾家嘛,这多好。这亲切的话语多多少少是个安慰,可乡下偏僻,教育资源相对匮乏,内心的落差伴着无可奈何,备受折磨。调整心态,迅速适应环境,一时间少了勾心斗角,耳边清净了许多,能静下心来研究学问了。尽管那时候“臭老九”在社会上不吃香,但王老师在家乡受到了超乎常人的尊重。这缘于他对工作的痴迷,备课批改仿佛绣花一样,一丝不苟;对学生付出满腔的热情,每天晚自习后,一部分学生还要继续学习,王老师得知班上有几个学生没钱买蜡烛,想学习却无处借光后,就点上“罩子灯”在教室备课,那几个学生自觉聚拢来,师徒四五人天天埋头期间,忘记了春温冬寒。就这样,王老师和他那盏“罩子灯”,照亮了贫寒子弟的读书路,一直照着他们走出贫瘠的土地,走向外面的世界。
在这里,有幸遇到一批志同道合者,他们切磋技艺,研究学问,彼此关系融洽。他们在孙吉大地借着短暂的拨乱反正,即被污为“智育回潮”那个阶段的东风,抢占了教育的先机,狠抓教学质量,为恢复高考后为国输送大量人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间,王老师指导通讯组写作小评论文章,及时把学生习作中闪现的火苗撩拨成跃动的火焰。在字斟句酌中改变了一大批学生喜数理化厌语文的偏科现象,为他们整体成绩的提高付出了心血,为他们在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助力。
沉潜六年之后,终于迎来了曙光,人们奔走相告恢复高考了!与此同时,举国迎来了思想大解放,王老师所谓的历史问题也得到了澄清,将近20年无形的大山一旦搬去,王老师神清气爽。英雄有了用武之地,王老师与他的同事们开创了乡镇中学在高考中碾压省重点中学的辉煌篇章。
高考一次次拔得头筹,“孙吉中学”成了一块金字招牌,慕名求学者从四面八方汇聚而来。王老师火了,县内慕名而来听课学习的,本地区取经淘宝的,跨省远道而来考察求教的都有。王老师的幽默风趣贯穿课堂的始终,用他学生的话说,那是“老师旁征博引,妙趣横生,抑扬顿挫,激情四射;学生听得如痴如醉,血脉贲张”,那些精彩瞬间成了学生心中永远的风景。虽然没有留下录像资料可供回味欣赏,但那点点甘露,汇聚成生命的营养,滋养了黄土高原一隅的莘莘学子。王老师的学生中,有从政的、从军的、从教的,商海弄潮的、科研院所挑大梁的,他们在各行各业出人头地,与王老师当年的辛勤付出是分不开的。呕心沥血为国育才,王老师的弟子何止三千?桃李芬芳,满园竞秀。身在陋室,精神远播。
当改革的春风吹遍了大地,对知识的渴望成了全民族的追求。但是,乡村教育的师资力量严重不足,这就阻碍了教育的步伐。这个时候,一大批民办教师走上了广大农村的教学岗位。然而,门槛不高,初中毕业就可以上岗,这又怎么得了。为保证教学质量,县里办起了师资培训班,知名度很高的王老师被县上抽调搞民师培训,据说就在大礼堂上课。王老师平时讲课深入浅出,通俗易懂,深受大家喜爱,讲授鲁迅先生的《祝福》,带着大家走进了那个旧历年,把个旧历年分析得丝丝入扣,说到伤心处,他表情凝重;讲到激动处,他手舞足蹈,把祥林嫂这个因再嫁再醮备受封建礼教践踏、鄙视,最终被吞噬的形象表现得淋漓尽致。超过千人的大课堂鸦雀无声。那时候,全县的初高中老师以听过王老师的课为荣,课上的一些细节、动作大家津津乐道,解决不了的疑难,援引王老师的观点才能服众。通过这样的培训,一批民办教师迅速成长起来,撑起了乡村教育的一片天地。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临猗三王”即孙吉中学王贞民,耽子中学王富山和角杯中学王鹏闻名遐迩。后来三王被运城学院挖走,尽管临猗县教育局苦苦挽留,但为了运城地区高等教育的大局,县政府只得放手。从此,王老师开始了与景克宁、邵璧华等知名人士携手运城高专,创造运城辉煌的高光时刻。
南苑聚会常常让我忘记了时间,但总有那么一点遗憾,由于年龄的原因,我没有领略过王老师站在讲台上的风采。机会终于来了,临猗县诸葛亮文化研究会要在文脉·河东书房举办诸葛亮精神讲座,由王老师主讲。那天,王老师在老伴丁姨的陪伴下早早就到了,在讲桌边 拿出一摞资料,有打印的,有手写的,上面还粘着彩色纸的 “便利贴”。惊讶之余,丁姨在旁边说话了:“你们王老师就是这样,直到出台前还要修改。这一段时间,学院安排他讲党课,一周一讲。他备课就是一字一句地抠,反复修改,孩子们就买了便利贴,方便他改动。”
开讲了,冬日的暖阳透过玻璃窗照进来,王老师披一身阳光,银发闪闪,站在讲桌边滔滔不绝。负责的领导几次劝他坐下来讲,王老师幽默地说:“我有站功,站着才能把诸葛亮讲好。”一会儿,书房工作人员上来送水,王老师乐呵呵地阻止:“我讲课从来没有喝水的习惯,就不要麻烦了。”王老师思路清晰,有关诸葛亮治国、治军、治家的经验条分缕析,诠释诸葛亮精神的现实意义,入情入理。他的海阔天空,他的挥洒自如,感染着与会的每一位听众,还吸引了书房里的读书人。
望着讲台上的王老师,我肃然起敬,他那豁达的心胸,经历过是是非非,依然澄澈如初,不计得失,不计前嫌,与生活握手,与苦难言和,王老师活出了人生的真滋味,仁者寿,说的就是王老师吧!
梳理王老师大学毕业至今六十多年的生命历程,我有这样的印象:
一甲子三尺讲台 风雨兼程传道解惑;
六十载两袖清风 桃李满园不改初心。
作者简介
孙宏恩,女,60后,临猗孙吉人,从教30多年,好读书,业余以码字为乐,不想成名,纯属爱好。
原载:在河之东 我在河之东
责任编辑:张忠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