仓颉造字

洛宁不仅是洛书之源，而且还是造字之地。尽管有许多地方都说是仓颉造字之地，但洛宁最起码是造字比较久远的地方之一。

更有意思的是，“洛书”和造字均来自“龟背”，所不同的是，这两只角一曰“神龟”，一曰“灵龟”。“洛书”出自大禹时期，龟背上的字是 “赤文篆字”；而造字源自于黄帝时期，龟背上的字是“丹甲青文”。据有关史料记载，禹乃“黄帝之玄孙、帝颛顼之孙也”，也就是说，从黄帝到大禹至少相隔四代。因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黄帝时期的造字之“龟”不是同一个时代的产物，也就是后人所说的“洛书”不同于“泸书”，明代史学家邱起凤为此还专门写了一篇《洛书非沪书辨》，收录在民国六年的 《洛宁县志》上。

“沪书”，指的是仓颉造字之书。据《河图玉版》记载：“仓颉为帝南巡，登阳虛之山，临于元扈之水，灵龟负书，丹甲青文，以授之。”

《外记》有云：“颉有圣德，生而能书。及长登阳虛之山，临于元扈之水，灵龟负图出于水中，仓帝受之，遂究天地之变，仰观奎星圆曲之势，俯察龟文鸟迹山川之灵，指掌而创文字，造为六书。书成龙藏鬼哭，以有文字恐人书之故也。天为雨粟雨金，以其泄天地之秘也。

《通志•金石略》中所记更为具体：〝仓颉石室记有二十八字，在仓北海墓中，士人呼为藏书室，周时自无人识，迨李斯始识八字，曰‘上天垂命，皇辟迭王’。”汉叔孙通识十二字。

以上记载可以说明几个问题：一是这个事情发生于黄帝时代；二是这个造字的人就是黄帝的史官仓颉，仓颉双目四瞳，颇有圣德；三是仓颉造字的依据和灵感均来自龟背上的“丹甲青文”；四是造字的地点就在阳虚山下的元扈河边、洛汭之地；五是仓颉在当时共造了28个字，秦朝的李斯只认得8个，汉代的叔孙通能扩大到12个，这此字都收藏在仓颉石室里边；六是仓顿把字造成后，上天担心人人学会写字，唯恐泄露天机，竟出现“龙藏鬼哭”“天雨粟”的现象，甚至有人认为，“人生识字优患始”，竟把人类的一切罪恶、阴谋、忧患、悲愁都统统归咎于仑颉所造之字。这当然只能说是一种偏见。试想，整个人类如果至今不会说话，不会写字，那和其他动物还有什么两样？

仓颉

仓颉造出的28个字

这里先撇下其他问题不说，单说当年的洛书出处和仓颉造字之地到底在什么地方，这是一个历代史学家争论不休的话题。如果要弄清这个问题，首先要弄清楚三个地方的具体定位：一是阳虚山，二是元扈水，三是洛汭。

首先，在陕西就有两种说法。我们知道，在陕西省境内有南北两条洛河：发源于陕东南的史称 “南洛河”，也就是流经洛宁的这一条洛河。另外还有一条洛河发源于陕西定边县白于山南麓，自西北向东南流经甘泉、富县、洛川、白水等地，它只是渭河的一条支流。洛南人认为，洛书出处和仓颉造字之地在洛南，其主要依据源自《水经注》的记载：

讙举之山，洛水出焉。东与丹水合，水出西北竹山东，南流注于洛。

……

洛水又东至阳虛山，合玄扈之水。《山海经》曰：洛水东北流，注于玄扈之水是也。又曰自鹿蹄之山以至玄扈之山，凡九山，玄扈亦山名也，而通与讙举，为九山之次焉。故《山海经》曰：此二山者洛间也。是知玄扈之水，出于玄扈之山，盖山水兼受其目矣。其水经于阳虚之下。

这里所说的“玄扈〝，大多史学家认为它就是“玄沪〞。另据辞书上对 “玄扈”的释义：一、山名，在陕西洛南县西，与阳虚山相对。二、水名，在陕西洛南县西，源出于玄扈山，径至阳虚山下。可见这个地方既有玄扈山，又有阳虚山。

甚至还有人认为，洛河在黄帝时期尚未经过疏浚，河水还没有穿过熊耳山流到河南。因此，玄沪水和阳虚山也只有在陕西境内。

这还不算完，陕北人提出了另外一种观点。他们认为，南洛河古称 “雒水”，至于它改为“洛〞字是汉魏以后的事。所以，他们认定北洛河才是上古时期真正意义上的洛河，而洛出书处和仓颉造字之地应该在北洛河上。

当然，这两种说法似乎各有道理。可问题是北洛河充其量只是渭河上的一条支流，渭河又是黄河上的一条支流。论辈分和南路河还差一截呢；另一方面，南洛河在洛南地区刚刚发源，水也太小了一点，哪里能游得动神龟呢？再说，黄帝当年活动的区域主要在中原一带，而洛河在中原一直是连在一起密不可分的。从这一点来看，洛出书处和仓颉造字不应该在陕西。

此外，巩义人也提出洛出书处应在洛河汇入黄河的入口处，因为这个地方自古以来就是洛汭之地。可问题是，仅从史料上显示，古代被称为“洛汭”的就有三个地方：一是陕西洛南，二是洛宁长水，三是巩义。如按《汉语大词典》的解释，“汭”既可以指两河汇流之地，也可以指河道迂回的地方。因此，洛汭也不一定仅指某一个地方。就是《山海经》上也有两种说法：一曰“有阳虚之山，临于玄扈之水，是为洛汭也”，一日“洛水，成皋西入河是也，谓之洛汭，即什谷也”。他们提出的另一个理由是，根据《史记 • 音义》记载：“黄帝东巡河，过洛，修坛沉壁，受龙图于河、龟书于洛。”《竹书纪年》上也说：“黄帝五十年秋七月，龙图出河，龟书出洛，赤文篆字，以授轩辕。”轩辕也就是黄帝。如按照这些记载，好像洛书不是赐给了大禹，而是赐给了黄帝。似乎黄帝当年是从黄河进入洛河，同时得到河图洛书的，这就和“洛书赐禹”的说法大相径庭。

综上所述，以上这三个地方都能从历史记载中找到一点依据。然而，以笔者之见，只有洛宁长水，无论在地理位置上，还是在资料依据上，其理由都更加充分。

仓颉造字台遗址

首先，洛宁地处洛河中游，而龙头山这个地方，又恰恰是洛河上、中游的分水岭，更何况这里又是黄帝和大禹都亲自到过的地方。或者说正因为在黄帝时代，洛河水尚未流入洛宁，所以在洛宁当时也许只有玄沪，而没洛河，仓颉所见到的只是沪书而非洛书。

其二，在龙头山的西北方向有一条洛河的支流，古称玄沪水，今叫沪池河；在龙头山的西南方向，与玄沪水隔河相望有一座山，古称阳虚山。阳虚山流域有一个村庄叫阳峪，在阳峪村东南方向有个小山丘，当地村民至今称之为“造字台”或“晒字台”。

其三，在玄沪河上有一个深不见底的水窝，俗称 “龟窝”。据传这就是当年仓颉见到的灵龟负书之地。早年在玄沪河中间槽的石壁上，曾刻有 “老龟窝”三个大字，现因石块崩落而不存。但在附近的峭壁上，至今还有一首题为《游龟窝至此偶成》的明代摩崖石刻：

引蔓缘崖步涧泉，鸟声正尔弄清妍。

潜踪莫遣惊飞去，留与游人管弦。

该石刻落款为“广东道进士西蜀刘武臣书”。刘武臣是四川宜宾人（当时属广东道管辖），明弘治六年（1493年）进士，曾任贵州镇远府知府。在他从京城到贵州就任那年，正是山西平定州（今山西寿阳、乐平一带）进士李琳（弘治三年进士）在永宁任县令的时候。因为他二人在京城时私交甚笃，故借此机会绕道永宁小住几天。李县令也就拉着他看了几个地方。因此，刘武臣就以“游人”的身份写下这首诗，李琳又让人把它刻了下来，没想到后来成了这里留下来的唯一古迹。

石刻刘武臣诗

关于玄沪河和阳虚山，历史上也有许多其地皆在洛宁的记载。

明《一统志 • 永宁志》记载：“玄沪水源于永宁县西五十里阳虚山，流入洛。”

清初顾祖禹的 《读史方舆纪要 • 河南三 •永宁县》记载：“阳虚山，在县西五十里，一名阳峪。黄帝时仓颉随帝南巡，登阳虚之山是也。有元扈水出焉，流注于洛。”

清乾隆年间《永宁县志》记载：“县西北五十里有阳虚山，《山海经》云，阳虚山多金，临于玄泸之水。”

据《河南府志》记载：“玄沪、阳虚今在永宁”“永宁县西有玄沪水，黄帝时，史臣仓颉从帝南巡，临于此水，水开一窝有龟出焉，厥背赤甲青文，即所谓沪书者也。仓颉因则之而制字，此阳虚山所以有制字之台也”。

《中国古今地名大词典》对 “阳虚山。有两种解释，其中一条是：“在河南洛宁县西五十里，一名阳峪。黄帝时代仓颉随帝南巡，登阳虚之山，即此。”

最后，我们应该承认，这些毕竟只是传说，事实上，中国的汉字绝不是哪个人能够灵机一动就能创造出来的。它是古代先民通过长时间观察“奎星圆曲之式，鸟兽蹄爪之迹”，从而在结绳、书契的基础上通过象形、假借、指事、会意、转注、谐声诸多手段创造出来的。当然，这不排除在发展过程中需要一个或一批人统一整理和编辑，正如鲁迅先生所说：“在社会里，仓颉也不至一个，有的在刀柄上刻上一点图，有的在门户上画一些画，心心相印，口口相传，文字就多起来，史官一采集，便可以敷衍记事了。”《辞海》中对“仓颉”的解释也比较客观：“传为黄帝史官，汉字创造者。……仓颉可能是古代整理文字的一个代表人物。”清代河南府尹张汉对此事的看法也比较实事求是，他有一首《造字台》诗是这样写的：

我观造宇台，恍然见仓史。

洛涌压群书，要窥无字始

悠悠太古初，结绳为上理。

按照张汉的看法，文字是从最初的 “结绳记事”逐渐演变而来的，绝非哪一两个人所创造。因此，我们大可不必为了 “河图洛书”和“仓颉造字”到底出于何处而争论不休。我们宁可相信它只是一种传说，或者说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如果我们把它看作是一种内涵丰富的文化观念，认定它产生于河洛地区，并把河洛地区的适当地点认定为它产生的具体位置，以此作为纪念也未尝不可。

可喜的是，在2004年10月召开的第四届河洛文化国际研讨会上，洛宁被正式确定为传说中的“洛出书处”。

来源：《洛宁史话》

原著： 周流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