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师余老中柱先生，原名余德纯，出生于1926年农历二月初一日。湖北鄂州庙岭镇界元龙村人，高级讲师。五十年代初，曾在新民街小学任教导主任。由于表现突出，被推荐入湖北师范学院（现湖北大学）深造。尽管曾经遭受磨难，受尽屈辱。但后来，名传他乡故里，是一位德高望重，令人敬仰的名师。晚年，四代同堂，儿孙绕膝，志得意满，安享天伦。

2020年2月10日早晨，我打恩师的手机，想询问他老人家近段身体如何。接电话的是他的孙子，其孙子告诉我，爷爷因病医治无效，已于前一天、即2月9日，安然离世。 听到这个噩耗，我顿时呆住了，因为，一点思想准备也没有。我后悔莫及，怨恨自己，没有早一天打电话问候，永远失去了叙谈、求教的机会。 春节前，我曾去拜访过他老人家，言谈甚欢。并约定正月初一登门给他拜年。由于新冠疫情突然暴发，封路封城，我无法践约，于是初一早晨打电话给他拜年。从电话中的语气看，他思路敏捷，声音清晰，神情不错。于是再约定，待疫情缓解后，我前往拜访，他欣然应允。 此时此刻，我久久无法平静。当天晚上，辗转反侧，怎么也不能入眠。与他老人家数十年的交往，如电影的镜头，一幕一幕地浮现在眼前。

1962年秋，余老师被分配到我所就读的阳新县排市中学工作，任我班的班主任兼语文教学。他身材魁梧，慈眉善目，声若洪钟。初次见面，给我们这些学生留下深刻的印象。 余老师知识渊博，才思滚滚。除了专修的语言文字知识以外，天文、地理、历史、医学等，他都能说出个一、二、三来。同学们都非常敬佩、崇拜。讲起课来，他由浅入深，循序渐进，旁征博引，声情并茂，使同学们在不知不觉之中，接受了他所传授的知识。听他讲课，简直是一种艺术享受。 他爱生如子，关怀倍致。排市中学，是一所山脚下、河道边，创办于自然灾害期间的一九六O年，属农村中学。该校条件极差，当时连校舍也没有，教师未配齐，开始借用一小学上课。后来，改在富河边的明氏宗祠教学。学生全部来自农家，有的经济条件不好，家庭负担重，经常有学生中途辍学。进校时是两个班，到初三时，仅剩下一个班的学生了。余老师来到学校后，不计路途遥远，山道崎岖，河水阻隔。时常利用节假日休息时间，走村串户，一家一家地登门做家长的工作，讲明读书的重要性。不少辍学学生，在他的关心下，又返回学校，继续学习。这些学生，日后大多学业有成，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也改变了家庭的环境。 余老师既视我们为学生，又视我们为朋友，相处非常融洽。他的宿舍，我们可以任意进出。他有爱吃零食的习惯，平时，宿舍常备有糖果。这些糖果，大部分被我们这些不谙世事的小调皮，抢掠一空。由于师母早逝，他一人在学校住。寒暑假回鄂城庙岭休假，会将门钥匙塞进墙孔中，并告诉我们准确位置。他未回时，我们可自行开门进出他的房间。余老师当时正值壮年，孤苦伶仃地一个人独自生活，有诸多不便。一位热心好友、同仁，给他介绍一伴侣，即后来的师母。他拿不定主意，又怕旁人笑谈。找我们这些学生商量，要我们帮他拿主意。在他的同行们大力帮助，我们这些门徒全心支持下，他终于走出了一步，与刚才所讲的师娘走在了一起，成就了一桩美事。后来，余老师五十出头时，育有一子，虽增加了经济负担，但新添了许多欢乐，只是师母和恩师更加繁忙，经济负担更重了。 平时，他处处事事为学生着想，不仅牵挂着学生的学业，还关注着学生的家庭。即使学生毕业离校，他也牵挂着，经常了解他们的学业、家庭情况。一九六三年秋，我考入黄冈师范学校。由于家大口阔，缺衣少食。入冬以后，我仍然穿着单衣单裤。学校领导发现后，为我免费定制了一件棉裤，这是我人生路上穿的第一件棉裤，至今不能、也不敢忘怀。家中为我缝制了一件棉上衣，父亲为了节省一元左右的路费，带着大米腌菜，从老家阳新出发。中途在路边小店住宿，托店主将米煮熟，就着腌菜充饥。如此走了两天，将棉袄送到黄州的学校。父亲怕影响我学习，怎么也留不住，次日早晨，又急急忙忙地往回赶路。余老师来信告诉我，由于劳累过度，父亲回到家后即病倒了。他借机教育我，要珍惜父母的恩情，好好、安心学习。我家离学校近十公里，当时，我感到奇怪，余老师怎么知道的。后来才得知，是余老师到我村一学生家中询访，借机又专门到我家了解我的学习等情况时才知道的。 （美）布鲁纳言：“教师不仅是知识的传播者，而且是模范。”（俄）乌申斯基也说：“教师个人的范例，对于青年人的心灵，是任何东西都不可能代替的最有用的阳光。”余老师不仅专注于传授知识，还注重育人，以自己的模范行为影响、教育学生。他借各种机会，教育门生，注意道德品质、行为习惯的养成。如，尊老爱幼，勤俭节约，孝敬父母长辈，多做好事善事，严于律己，宽以待人，进不忘形，退不气馁，笑对利禄、荣枯，立志安家报国，不虚度人生等等。当时他的神情，至今我还记得清清楚楚。

1963年6月中旬，毕业前的一个风清月朗的晚上，他将全班同学召集在学校后面的操场中，先给每个学生点评，肯定优点，分析不足，指引未来。他对我说，自旺（我以前的名），你是一个懂事、好学、明理，有孝心，有责任感的人。在今后的工作岗位上，你将是一个好的被领导者。但由于你胆小谨行，欠魄力胆量，领导他人，估计有难度，希望你注意这方面的修养。他的这番教诲，我牢记在心。后来在工作岗位上，随时注意，向他人学习，注意工作方法。如果说，在日后的工作中我有些许成绩，应归功于恩师的教诲培养。他给每个学生归纳小结完后，再面向全班学生，发出了他出自肺腑的临别赠言。他的话语感人至深，彼时彼景，如今犹历历在目，无法忘怀。会后，他把我拉至一边，将自己的联系地址：“鄂城葛店脉岭介子龙村”（可能出自当时口语，与现在的地址有误）写在一张纸条上交给我。这张纸条，我一直珍藏着。

有一次，我带着夹有此条的日记本回阳新。这个日记本中，有全班同学的临别赠言，个人相片，还有余老师的寄语和签字彩照。我将手提包放在长途汽车车顶存放物品处，谁知被小偷中途调包丢失。其中同学们的赠言，恩师当年的寄语及彩照，已无法复制。我后悔自己不小心，也痛恨小偷缺德。如果允许，我愿用高价换回。当然，这完全是一种幻想。 余老师关心学生，却从不给学生添麻烦。一次，其长子在鄂城医院住院，在我那里拿了一个竹壳开水瓶暂用。可能是不小心弄破了瓶胆，其子出院后，他将开水瓶竹制外套还给我后，回阳新学校了。当时我未在意，买了一个新胆准备安上。谁知他将一元多钱（可能是开水瓶当时的价格），塞在底部，幸好我未将它丢掉。他是如此为学生着想，令我愧不敢当，又觉感动、无奈。

1968年初，他突然来到鄂州我的住处。我看到他的双手腕，各有一道深深的伤痕，并已发炎腐烂。经询问才得知，是在那特殊时期，不明事理的学生，用绳索悬吊他时落下的伤。他身材高大，体重不轻，怎么受得了绳绑悬吊！我告诉恩师，您安心在我这住下，不会有人敢来动您一根毫毛。住了一周左右，他要付生活费，我执意拒绝，直到我快要生气了，他才未坚持。谁知，他趁我上班之机，留下一张纸条，说是去对面黄州，找在农校就读的同一班另一同学了。当时，我感到很无奈，不知我的态度是对，还是错！记得有一年的除夕，我无意间发现余老师在我家门前路上急匆匆地行走。我拦去他，将他强拉到家中。听他讲，是在十多里外的牧羊湖中劳动改造，监管人员放他回校而路过的。我再三相劝，我父母他早已认识，也诚恳挽留。他才与我全家吃了顿年饭。所谓年饭，一点荤腥也没有，我愧疚于心，当年条件如此啊！我家离学校那么远，天将黑，我留他住一宿，次日去学校，但怎么也留不住。

1957年，他在一特定场合，讲了几句心里话。就因这几句话，被划为右派，下放到自家的附近、鄂城鸭儿湖强行劳动改造，受尽屈辱。1962年秋，才被分配至边远、条件很差的排市中学工作。这些经历，他从未向我们透露，是后来不经意间，从其他渠道知道的。他手腕的伤痕，也是因此而落下。不知他受了多少折磨、冤屈。我暗暗伤心落泪，怨恨自己无力相助，感叹苍天不公！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余老师的冤案得到纠正，过上了正常人的生活。他对以前的遭遇，从不提起，无怨无悔，更加积极工作，努力追求进步，并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县领导找他商量，建议他筹建中国民主促进会阳新支部。他是中国民主促进会阳新支部筹备小组的组长，阳新支部第一届主任委员。自1989年起，连任至1997年。这期间，他连任阳新县政协第二、三、四届副主席。同时任湖北省政协第五、六届委员。 由于师娘受伤骨折，生活不能自理。余老师又年高体弱，无法照顾。师娘被其女儿接去广东，晚年长住广东女儿处。余老师湖北、广东两头跑。陪伴师娘一段，即返回阳新，为师娘报销药费等。他在耄耋之年，一个人生活在阳新，生活非常不便。我们也担心他出意外，多次劝他回鄂州老家与儿孙居住，以方便护理。但他说，师娘在世一天，我就不回鄂州。因为他不舍师母，还要经常去广东看望、陪伴啊。2019年6月22日，师娘仙逝。他将师娘骨灰，从广东接回鄂州庙岭老家祖坟山安葬后，才于2019年11月，回到鄂州，与儿孙们生活在一起。

过去，老师在阳新，我长住鄂州。虽然每次回阳新，首先要去拜访他老人家。有时与他吃住在一起，但毕竟次数有限。他回鄂州后，住在樊口孙儿家，与我的住处西山坡非常近，仅几分钟车程。我打算少则一周，多则半月去看望他老人家一次，陪他聊聊天，散散步。谁知他回鄂州还不足三个月，又遇疫情封城，他临终时，我不能陪伴在他身边，最后送他一程，遗憾终生。是老天作弄，是我无福啊！ 余老师仙逝时，广东的女儿不能回来，北京的儿子也无法动身。只好火化后，将其骨灰暂时寄存在殡仪馆。去年下半年疫情缓解，他的儿孙们商量，定下了让他入土为安的时间。8月5日，我陪他的亲人，将其骨灰盒迎出，护送到他的家乡、庙岭镇界元龙村，7日安葬。当时，我多么想将他送至墓地。但考虑到当地习俗，只好目送他去，含悲而返。 余老师安葬时，依照其临终遗训：尽量不惊动他人，缩小范围，一切从简。况且疫情风险还在，必须严格控制规模。尽管如此，仍有150余人参加祭奠。黄石市政协，民进黄石市委员会，阳新县政协、统战部、老干局、教育局，及民进阳新县支部等外宾70余人前来送行。他工作过的单位领导，当年的同事、好友，历届学生代表，有的亲临，有的派代表，参加追悼。追悼会庄严肃穆，井然有序。这是对他老人家一生付出的充分肯定和最好回报。恩师若地下有知，该感到未虚度此生、欣慰满足！

余老师育人有道。他的门生满天下，遍布各行各业。从教从医的，有教授；从文的，有学者；科研的，有专家；经商的，有老板；从政的，有科局直至厅官，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余老师子女众多，有的同父异母，有的同母异父，只有幼子，是后来的师母所育，同父同母。余老师一视同仁，尽心养育。而今有的从教，有的从医，有的经商，有的从政。个个成家立业，均各有所成。特别是幼子，从小聪颖过人，刻苦认真，自小学至大学，成绩总是名列前茅。学士、硕士、博士，连续三级跳。由武汉应聘进京，目前从事金融工作。今年初，升至副厅。他年轻有为，前途无量，可谓光宗耀祖。这些，都归功于恩师教子有方。 恩师仙逝后，我曾担心其子女们分配遗产时产生芥蒂。出乎我所料，他们互让互谅，争着付出，承担责任义务。恩师安葬完毕，他们聚在一起，商量了处理意见，随即各自返回。今春，其幼子专程从京回到故里，与大哥商讨明春立碑之事。决定两位师母，与恩师同穴合碑。按民风习俗，先来后到，依次排列。子女孙辈，按年龄长幼，署姓名、排序次，均称子、女、孙、外甥，以此类推。立碑费用，幼子首先表态，全部由他支付。而长子则说，恩师安葬费还有些结余，坚持不让弟弟破费。看到此情此景，令人动容。这都是祖德、家风，恩师训导的必然结果。

恩师从阳新回到鄂州，当时身体出现不好的迹象。他住在孙子家，其长子前来，白天陪在他身边，身影不离。晚上一床共眠，精心护理。在外地的儿女亲人，经常打电话、或视频问候。 恩师毕生、一切为儿孙着想，为他人着想。即使在危急时刻，也是如此。他知道自己来日不多，且当时面容消瘦，病态明显。临终前，他不让在身边的儿孙向亲友、学生透露实际病情，不接任何来电，不与远在广东、北京的儿女视频。他是不愿儿女们为他伤心，要给他们留下一个健康、美好的形象啊！他的这些德、行，惊天地，泣鬼神，怎不令人伤感、动容。

他给晚辈留下遗言：不说后人坏话；大智若愚；心平气和，有事解决事。弥留之际，他让孙儿转告远在北京、无法回来陪伴送行的小儿三个字：“别伤心！”。这三个字，重若千斤，包含了他老人家的千言万语，无限深情。（俄）高尔基说：“恐惧时，父爱是一块踏脚石；黑暗时，父爱是一盏照明的灯；枯竭时，父爱是一湾生命之水；努力时，父爱是精神上的支柱；成功时，父爱又是鼓励与警钟。”他的小儿深深地体会到了慈父的厚恩厚德。正如西班牙的塞外提斯所言：“父亲的德行是儿子的最好遗产。”当他得到父亲仙逝的噩耗时，悲痛万分，立即动笔，写了一篇：《别伤心•纪念我的父亲》的悼念长文。此文回忆了他自出生至其老父故去，与之相处的朝朝暮暮，如何教育、培养、关爱他的点点滴滴。字里行间，依依不舍，饱含深情，是血写就，是泪凝成。我用了一个多小时，一字不漏地反复阅读。这些文字，穿心入腑，我不禁暗自垂泪，深感恩师的伟大，爱子的孝心！ 回忆起与恩师近六十年的交往，感慨万千，难于言表。我觉今生有幸，遇到他这样的师长，终生受益。又深感惋惜，永远失去了恩师教诲的机会。愿他老人家，在天国无忧无虑，平安快乐！

2021.10.5.于云鹤斋

本文作者郑怀宇,原名郑自旺,笔名雉水人,号闲云野鹤。1945年元月出生,湖北阳新县人。大专学历,中学高级教师,曾任鄂钢二小、二中、一中校长。东坡赤壁诗社社员,鄂州、湖北、中华诗词学会会员。座右铭是:认认真真做事,清清白白为人。爱藏书,喜阅读,好写作。曾涉足书法、绘画、镌刻等,晚年痴迷于古典诗词,偶尔触景生情,有感而发,也写点散文、评论、楹联等。作品经常发表于各类报刊,已入编数十部典集。2013年春,出版了诗词集《西山寄语》,《西山续语》是其姊妹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