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的“外调”
胥全迎
现在的年轻人不知道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常用词“外调”的含义：那不是不是调外工作，而是外出调查证明材料工作的简称。
我于1971年至1973年，曾在清江市百货公司“一打三反”学习班、市财贸系统革委会“深挖五•一六”专案组和市五化交公司政工组，从事经济案、政治案和老干部政历案的审查工作。因此，少不了“外调”。
那时候，如果外出到清江市以外的地方调查证明材料，必须要由清江市革委会政工组转开介绍信，并盖“清江市革命委会调查证明材料专用章”，否则不生效。到了外地，要到县以上革委会政工组转关系，由其在介绍信背后签上“请xxx革委会接洽”并盖章。证明材料最后要有公社革委会以上公章才有效。
调查证明材料工作，需要两人或两人以上，介绍信上注明谁是中共党员？谁是共青团员？这说明不是党团员的人，是不具备外调工作资格的。同时，说明至少要有一名共青团员才行。可以想象：中共党员的含金量，在那个年代有多高呀！
调查证明材料的纸，是有规定的。不能随便拿张纸来就写，必须是大横格间隔小横格的双格材料纸才行。调查证明材料还必须要用黑色墨水或蓝黑墨水，不能用纯蓝墨水和原珠笔、铅笔等。要有时间、地点、调查人、被调查人姓名等要素，要由被调查人最后审阅，签上“与本人陈述无误”并签名和捺上右手食指印。
我那时学老同志，外调都要带个黑色的人造革的包（包里必装红色印泥）。所到之处，一脸的严肃，冒充干部样。实际上，我只有十七八岁。
材料如果是两页以上，还要有两页或两页以上的边缘，盖上骑缝公章，防止丢失或加页作假。最后由被调查人的单位盖章并签上“以上材料仅供参考”。
说是仅供参考，有时就这一份证明材料，就决定了案件的定性，决定了一个人的政治生命……
外调若在城里好办，单位不用说了。就是到居委会，大妈主任还真的负责任，她一般都能说上个被调查人的家庭的大概情况，还很快就能把被调查人找来，真得很佩服她们！
如果到农村，就比较麻烦了。因为那时有的公社还不通公交，只有坐二轮自行车去了。二轮车一般是加重的自行车，在包袱架上，木板上包裹一层麻袋作座垫。十几、二十公里的路程背了就走，给车主付个块把钱就行了。
有时到了大队，大队干部会热情地留你吃个午饭。那柴火大灶烧的干饭和青菜萝卜等菜，吃得非常香。给钱给粮票不要，使我们很感动！
我曾到灌云县的小伊山公社、沭阳县的桑墟公社等地外调。记得有一次在农村外调，我们碰上一个不愿提供情况的被调查人。我们说你知道什么情况就说什么情况，不知道就说不知道，给我们说来，请你签个字就行。否则，我们回去也不好向组织汇报，也不利于调查的结案。
对方有种种顾虑，就是不吱声。我们只有去大队找主任商量。大队主任立马找来民兵连长解决。民兵连长黑着脸，同我们再次找到被调查人，被调查人不得不提供了证明材料。那个年月，民兵组织和民兵连长真是很威风吶！
七十年代初期的上海，旅店很紧张。有时出差找旅馆要找好长时间，且找到的还不知在哪旮旯里弄或地下室。我们外调的人，到上海北站住宿登记处将外调介绍信一递，立马安排得妥妥帖帖。
1973年与市五化交公司政工组苏益民去上海外调，被安排在西藏中路的一家很有品位的大旅馆中，对面是“大世界”，后边不远就是人民广场。就是那次外调，我们乘渡轮过黄浦江，去位于浦东的沪东造船厂外调，该厂的保卫部接待的。该厂保卫部同厂公安局合用一幢楼，厂区大得不得了……我这小城市出来的人，当时，还真得没有见过这样的世面，被这样规模的大厂所震撼。
在上海市公安局查口卡（一种记录人口基本信息的卡片）寻找人员的线索。那时没有电脑，要查一个人，同名的可能有几百。只有大海捞针，凭已知的大概年龄、籍贯和性别来甄别。
我们复查的那个老干部，抗战时期的党员。有的人的档案中没有相应的入党志愿书之类的东西。文化大革命政历审查时，被人举报有“假党员”之嫌，这是那个时代的政治氛围所致。我们根据其提供的入党介绍人和支部书记等人的姓名，一一查找。战火纷飞的年代，人的姓名又曾变换过等等，回忆总是不那么清晰，有人记得是这样的，有人记得不是这样的。最终，材料上报市里，还是确认其党员身份。
这些被审查人，也曾经引起我的同情、思考和困惑。
这三年，对一位不满十八岁的青年人来说，是多么难得的锻炼和宝贵的经历呀。应该如何对待人的政治生命？应该如何对人负责？使我加深了对社会的认识，对于我之后的人生之路，对于我后来在担任企业的领导人期间，正确处理人的问题，有着深刻地影响。
原创发表于 2016.5.12《淮水安澜》网
（作者当年照片）
作者简介：
胥全迎，1955年出生，1971年1月入职，1975年12月入党，1976年2月入伍。曾任市属国企厂长、党委书记。北京师范大学研究生课程班毕业，副研究员职称。中国散文学会、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中国企业文化促进会特约研究员、淮安市政协文化文史委特邀委员。著有22万字的散文集《忆清江》，由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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