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网讯（浩然 作者:刘泽）

   总书记强调：“坚持用唯物史观来认识和记述历史，把历史结论建立在翔实准确的史料支撑和深入细致的研究分析的基础之上。”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我们正确对待党史、科学研究党史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是一把开启历史宝库、挖掘历史资源的“金钥匙”。近段时间，有作者在网上发表的文章中，涉及中共新疆航空队历史的有关史实，既与权威史料记述不一致，也背离了自己先期作品的有关表述。为维护党史严肃性，现就中共新疆航空队历史史实的有关问题谈谈我们的认识和思考，以期引起足够重视。

一、坚持用这把“金钥匙”来认识和记述历史，必须充分尊重中共新疆航空队权威史料

    唯物史观是以辩证唯物主义考察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观，也是我们共产党人认识把握历史的根本方法。用唯物史观认识、记述和分析历史，要求我们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坚持“两点论”、“两分法”，坚持用辩证的、历史的、实践的观点看待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

    中共新疆航空队的历史，作为党史的组成部分和空军史的重要节点，必须正本清源，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建立中共新疆航空队，是我党利用与新疆军阀盛世才的统战关系，由陈云同志最先倡议和组织，经中共中央批准，为前瞻性培养航空人才，作出的一个深谋远虑的重要决策。由于“文革”期间康生大搞“凡是解放前被国民党逮捕过的人，过去所作的结论一律作废，重新审查”，炮制了影响恶劣、危害极大的“新疆叛徒集团案”，致使党内、军内一批同志蒙受不白之冤，中共新疆航空队的同志也因此受到牵连，既制造了冤假错案，又带来党内的思想混乱，同时还给中共新疆航空队历史研究造成很大负面影响。

    1975年7月，党中央为涉“新疆叛徒集团案”人员平反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和空军党委对中共新疆航空队在军队工作的同志进行了甄别彻底平反。为拨乱反正、统一思想，总政治部和空军党委授权中共新疆航空队负责人、全程参与的重要亲历者、原沈阳军区空军副司令员吕黎平同志，撰写中共新疆航空队回忆录，收集整理资料和起草工作历时8年，书稿完成后征求很多亲历者意见，反复核对重要事实，经过军事科学院审校，总政治部和空军党委批准，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空军党委第一书记、空军司令员张廷发同志作序，于1983年6月由战士出版社（后更名为解放军出版社）出版发行回忆录《星光照西陲》，以此统一党内和军队对中共新疆航空队历史的认识。书中史实得到中央领导人陈云同志肯定，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1984年编辑出版的《中共党史资料》采用；空军党委批准的《空军回忆史料》和《蓝天之路》这两本书也予以采用，于上世纪90年代分别由解放军出版社和蓝天出版社出版发行。以上史料是迄今为止，研究中共新疆航空队历史最具权威性、准确性、系统性的史料。

    以《星光照西陲》《中共党史资料》为基本依据，深化中共新疆航空队历史研究，宣传中共新疆航空队革命传统，是坚持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根本要求，是尊重历史发展规律的必然要求，是以史鉴今、资政育人的现实需要。作为从事中共新疆航空队历史研究人员，坚持用唯物史观认识和记述历史，就是要充分尊重已有共识的历史史实，不能脱离权威史实另搞一套。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认清所处的历史方位，增强历史自信和历史自觉，把苦难辉煌的过去、日新月异的现在、光明宏大的未来贯通起来，在乱云飞渡中把握正确方向，在风险挑战面前砥砺前行，激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的信心和动力，凝聚起建设世界一流人民军队的意志和力量。

二、坚持用这把“金钥匙”来认识和记述历史，必须坚决纠正模糊中共新疆航空队史实行为

    历史就是历史，事实就是事实，任何人都不可能改变历史和事实。对中共新疆航空队，我们始终关注和需要澄清的历史史实，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涉“新疆航空队”的有关提法欠妥，影响其政治定位。二是延安19名赴迪化（今乌鲁木齐）学员成立党支部和把到达迪化时间记述为1938年2月20日，仅以2010年采访某位亲历者作为依据，缺乏应有的历史可信性；三是以采用前辈撰写的回忆文章《在新疆航空队的日子里》相关内容，来否定权威资料记述的中共新疆航空队党支部第一任党支部书记，很不严肃，让人疑惑。

    关于涉“新疆航空队”有关提法的问题。2013年8月，纪实文学以《红色飞鹰——新疆空军航空队传奇》书名出版；2018年10月31日，中华魂网发表的《中共中央代表直接领导空军新疆航空队事略》文章，用“党中央始终关心新疆空军航空队”、“中央代表直接领导空军新疆航空队”两个观点展开全文；《抗战初期鲜为人知的一场狱中斗争》一文，又将中共新疆航空队称为“新疆红军航空队”；……。权威史料记载表明，从我党驻新疆代表陈云同志着手筹划，到回延安后向党中央汇报，从我党学员参加飞行、机械班培训，到遭军阀盛世才非法关押，中央领导同志出面营救，中共新疆航空队始终在党的领导之下，所有表述均为“我党第一支航空队”或“党的航空队”，没有“红军航空队”、也没有“空军航空队”之说。尤为值得警醒的是，“红军航空队”、“空军航空队”等表述，是涉及到重大是非的政治性问题，说到底是关系到坚持党对军队绝对领导这一根本原则问题，绝不能随性而为。

    关于延安19名赴迪化学员成立党支部和到达迪化时间的问题。《抗战初期鲜为人知的一场狱中斗争》中写道，“1月7日，这批学员（指延安派出的19名学员）成立党支部，严振刚任书记”。对这一表述，目前所能见到的权威资料上，都没有相关记载，不知作者所述为何。《抗战初期鲜为人知的一场狱中斗争》一文称，“1月8日出发”，“2月20日，延安学员到达迪化”。这与权威党史资料记载是相矛盾的。作者称，之所以将延安19名学员到达迪化时间记述为2月20日，理由是采访了某位亲历者。我们认为，仅用当时已达93高龄的某位亲历者个人记忆来否定权威史料的记载，既不严肃，也难以令人信服。事实上，我党学员从延安到迪化的具体时间，所有权威史料都表明这批学员没有参加3月3日的开学典礼。同时，作者在中共新疆航空队第一任党支部书记是谁的问题上，以其极力推崇的权威资料《新疆冤狱始末》中没有明确记述而回避，而在延安学员到达迪化时间这个史实上，该书第107页有“延安学员于3月10日到达迪化，未赶上开学典礼”的明确记述，但作者对这一记述却视而不见。这种有利时就称其为权威资料，不利时就弃之不顾的做法，不能不让人对其治学态度产生疑问，往轻里说是不严谨的问题，从重里看是思想作风的问题。

    关于中共新疆航空队党支部第一任书记的问题。《抗战初期鲜为人知的一场狱中斗争》中称，“党代表邓发，将43名（1人身体不合格）选入航空大队学习的中共学员，分成飞行、机械两个班，同时宣布成立一个党支部，直属党代表领导”；在《就新疆航空队狱中斗争文章答读者问》中，作者又称“我从宣传整个新疆航空队功绩的大局着想，没有在文章中展开讲述这一问题”。对中共新疆航空队党支部第一任书记，《中共党史资料》有明确记述，“航空队成立了秘密党支部。第一任支部书记是李维先（吕黎平），第二任是机械班的严振刚……，第六任又是李维先”。《星光照西陲》记载，“邓发同志宣布了我们四十四名同志的学习分工。决定我（吕黎平）为飞行班班长，延安来的严振刚同志为机械般班长。建立了党的组织，四十四人为一个支部，分成六个党小组。邓发同志提议我为第一任党支部书记，严振刚、方子翼、方槐、朱火华、陈熙、金生等六名同志为第一任党支部委员。会上，大家举手一致通过”。另据知情人士反映，上世纪80年代，中共新疆航空队健在的20多位老同志，只有5人回忆感到第一任党支部书记是严振刚，其余大多数都认为第一任党支部书记是吕黎平。中共新疆航空队第一任党支部书记的史实记述，是事关这段历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们认为，作者以“宣传整个新疆航空队功绩的大局着想”为由，对其进行有选择的模糊化处理，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容易造成思想混乱。

三、坚持用这把“金钥匙”来认识和记述历史，必须防止滑入历史虚无主义泥淖

    历史虚无主义是一种反马克思主义的政治思潮，其实质就是历史唯心主义，极具欺骗性、迷惑性和杀伤性。研究中共新疆航空队历史，必须始终高举历史唯物主义旗帜，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思想方法，始终保持应有的政治站位和政治定力，把这段十分重要而又影响深远的历史挖掘研究好、学习宣传好，使之转化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强大精神力量。

    在坚持基本史实、尊重权威史料中防止和克服历史虚无主义。研究和宣传中共新疆航空队历史，要以党的两个历史问题《决议》和党中央、习近平总书记有关指示精神为依据，以尊重历史史实为前提，不能搞为我所用的实用主义，更不能搞用同一史料的结论来论证自己正确、又用这一史料来反对他人正确这一套。特别是要防止一些人假借研究之名，通过有选择的个案或口述历史，片面夸大或放大某一阶段、某一事件或某个人的某一行为，来达到以偏概全、虚化历史的目的。

    在反对断章取义、裁剪拼接史料中防止和克服历史虚无主义。研究和宣传中共新疆航空队历史，要坚持学术问题与政治问题相统一，这既是汲取历史教训得出的结论，也是保证党史研究不偏向、不脱轨的必然要求。然而现实中，确有一些人采取穿凿附会、移花接木的方法，强调个体性叙事，通过个案展示，用个体历史细节研究来演绎整体历史，否定已有历史结论，否定历史主体，实现颠覆唯物史观的政治意图。

    在排除利益诱惑、个人恩怨干扰中防止和克服历史虚无主义。研究和宣传中共新疆航空队历史，要坚持党性原则，做到客观公正、始终如一，一把尺子量长短，一个标准定是非，经得起利益诱惑的考验，抗得住人情世故的干扰，防止别有用心的人把个人恩怨带进严肃的党史研究中来，特别是要防止以个人一己得失来衡量历史，掉进个人主义的藩篱，沦为历史虚无主义者的帮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