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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通常，人们在讨论诗歌的盛兴与发展的时候，往往“言必盛唐”。
而在探索诗歌这一文学形式之所以兴旺发达的原因时，又把这些原因归功于唐王朝蓬勃发展的生产力和强盛的国力所至。
诚然，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的文学艺术，其上层建筑的性质决定了它发展的某些个时期受制于一定的经济基础。
如，唐王朝从贞观年间到开元年间，政治稳定，经济高涨，一片繁荣升平的景象。
和经济高度发达相对照的是，诗歌持续繁荣的盛况。
唐代诗坛人才辈出，硕果累累；多种艺术风格的斗妍争奇，诗歌体制的成熟完备，形成了百花齐放的宏伟景象。
可以和思想史上战国时代的百家争鸣相媲美的唐诗，标志着我国古代文学发展的极其重要的阶段；是我国文学遗产中最灿烂、最珍贵的部分之一。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是存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
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才能有什么样的文学艺术，文化的繁荣一定是出自于经济的繁荣。
恩格斯在谈到十八世纪法国和德国的哲学繁荣的原因时指出：“哲学和那个时代的文学的普遍繁荣一样，都是经济高涨的结果。”
没有奴隶制，就没有古希腊、古罗马的文化繁荣；没有资本主义生产因素的萌芽极其发展，就不会有欧洲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
在我国，没有封建制战胜了奴隶制并实现了巩固的统治，就不可能有两汉文化和魏晋南北朝文学艺术的空前繁荣。
从以上这些事实来看，证实了文学艺术与经济的同步发展，文学与经济兴衰与共的论点似乎是没有什么疑义的了。
然而，纵观中国文学的历史，特别是诗歌发展、兴盛和衰落的历史，却使上述观点难成定论。
诗歌发展的性质和事实与“文学必定与经济同步繁荣或衰落”的论点相悖太多，许多有趣的现象值得人们认真去考证和探讨。
首先，从《诗经》和《楚辞》产生的年代来看，当时正处于奴隶制衰败、封建制兴起的历史变革时期，两种社会制度正面临着殊死的搏斗。
连年的战争使社会生产力遭受了极大的破坏，经济的繁荣自然无从谈起。
然而，中国的诗歌就是从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起步的。
建安年间，这个被中国的文学家和历史学家称为中国诗歌发展的“黄金时期”的年代，产生了如曹操、曹丕、曹植父子、“建安七子’，蔡文姬等这样影响巨大的诗人和一大批优秀的诗篇。
奠定了五言诗和七言诗的坚实基础，并首开了文艺批评的先河。
在我国的文学史上起到了承前启后、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然而，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如此重要的一个年代，它的经济状况如何呢？
据有关史料记载，从东汉末献帝初平元年至献帝十三年的近二十年的情况来看，正是群雄四起、豪强割据的年代。诸侯连年混战，中国境内特别是黄河流域变成了大屠场，关中一带的老百姓儿乎被杀光了。
当时的情景是：“人相吠食，白骨盈积：残骸余肉，臭秽道路。”
一片凄惨景象。
正如曹操在《篙里行》一诗中所描绘的那样：“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
可就是在这样的动乱的年代中，出现了我国诗歌史上“俊才云蒸”的黄金时期。
建安文学的繁荣，虽然与政治、军事等诸因素有关，而偏偏与当时的经济状况形成强烈的反差。这种现象值得研究。
从诗歌发展的角度来看，即使是人们提到的最多的唐诗，情况也并不完全如同有的文学史书上分析的那样，唐诗的繁荣是由于唐王朝经济的繁荣、政治的稳定所致。
唐王朝从贞观年代起，励精图治，发展生产，逐渐走向强盛。
然由于开边征伐，上层动乱（武则天临朝，她宣布改国号为周之后的七、八年，宫廷一直动乱。）
因此，唐王朝真正的繁荣时期应该在开元到天宝年间。即唐玄宗李隆基执政的这一段时间。
这一段时间并不太长，也就是四十来年。
到天宝十三年（公元755年），安史之乱之后，唐王朝就由鼎盛的高峰跌向了低谷，急剧地走上了下坡路。
安禄山和史思明这两对父子的叛乱所带来的一系列的战争使唐王朝的国力衰竭到了极点。
由于战争、屠杀和饥饿引起的人口变化很能说明问题：动乱之后的广德元年（公元763年），全国人口减少到了只有1790万，比天宝十三年的5288万减少了将近百分之七十。
这就是唐王朝李隆基一味宠信安禄山这个胡儿而为八年的安史之乱所付出的沉重的代价。
但唐代最优秀、最有成就的诗人几乎都产生在这个时期和这以后的年代。
如出生在武则天年间的孟浩然、王昌龄、王维、李白，和稍稍后一点的高适、杜甫、岑参、韦应物等人，都生活在这一个时代。
都经历并目睹了唐王朝由盛到衰这一历史的巨大变化。
李、杜的大量优秀诗篇就是产生在这个时期。
“安史之乱”以后，唐的经济的确是严重地衰退了。
然而这一时期的唐诗，特别是以杜甫为代表、并由他努力实践、身体力行的现实主义诗歌却发展到了一个辉煌的阶段。
并产生了诸如白居易、韩愈、柳宗元、李商隐、杜牧等一大批出类拔萃的大诗人。
特别是白居易，他将唐诗的现实主义风格发展到了又一个新的高峰。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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