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时报 2021-08-15 记者 陈柯宇 文梅

公益行业专业化人才存在缺口与行业薪酬待遇较差密切相关。低薪酬不仅影响人才引进，还对开展项目，甚至整个公益行业的发展起着制约作用。

自媒体“公益慈善论坛”联合创始人、主编张以勋指出，国内外公益行业的薪资待遇都普遍低于其它行业平均水平。就我国来讲，公益行业的薪酬待遇总体较前几年有所提升，且东部地区较中西部地区薪酬高，官办基金会、企业基金会较民办公益基金会薪酬高。

“公益人在进入这个行业后，普遍面临‘做公益应该纯出于善心，不需要拿很高工资’的道德绑架，这成为行业薪资无法提升的影响因素之一。然而，从事公益行业其实与其它行业没有区别，劳动者本身都是平等的，只是分工不同而已。”张以勋谈到。

公益机构薪酬体系有待完善

2017年，益宝发布了《中国公益人保障状况专题调查报告2017》，益宝是专注提升国内公益人和中低收入人群保障水平的独立机构。该报告显示，在全职公益行业从业者中，月收入在2000元以下占比8.02%，2001——5000元占比35.58%，5001——10000元占比25.74%，三者相加占比为69.34%。

由此可见，公益行业从业者的整体收入水平偏低。张以勋对《华夏时报》记者说道：“近几年来公益行业的薪酬水平基本都是这个状态，虽然相比以往确有提升，但随着整个社会发展水平的提高、通货膨胀率的上升，实际薪酬提升幅度到底有多少还值得详细对比计算。”

按照常理，薪酬待遇应与所雇佣员工的能力和专业性相匹配。但张以勋认为，目前公益机构的薪酬体系与职业发展体系的设置并不完善，许多民间公益组织还处于野蛮生长阶段。

“很多用人机构在招聘信息上只写‘薪酬面议’的字样或是设置一个模糊的薪酬区间，实际面试过程中也没有非常明确的目标要求，稍微正规一些的机构会设置学历、年龄门槛等，更多的负责人则是凭感觉招一个‘看起来能做事’的人。这不仅谈不上对专业性有要求，也对应聘者不公平。”

实际上，公益行业的很多职位都需要专业性做支撑，例如特殊教育学校的老师、专业的社工工作者、心理咨询师等。“广东地区的社工就因为薪资待遇过低而流失了很多人才。”张以勋说道。这这种情况下，用人机构只好先招进人来，再通过对人员的培训加强其专业性。

“尽管现实如此，但仍有人前赴后继地进入公益行业。凭借公益情怀和价值认同前来工作的人不在少数。”张以勋说道。也有人只是单纯为了谋生。

深圳市龙华区社工服务组织的宋华（化名）告诉《华夏时报》记者，自己中专学的计算机专业，由于毕业后无法找到合适工作，做社工的门槛低、又有五险一金做保障，便前来应聘。对于公益理想，他知道自己是在“做好的事情”，但也并没有过多使命感。

“大部分从业者机缘巧合进入公益行业，并不一定都是为了情怀。为了谋生、为了打一份工养活自己和家庭，这是很正常的需求，不可能要求所有公益人都有很高的思想境界和道德水平。更何况，靠情怀支撑进入这个行业的公益人，缺少实际薪资的支撑，一般情况下都无法走很远。”张以勋评价道。

增加公益透明度触达问题本质

爱心和情怀是很多人选择进入公益行业的原动力，但“他们进入这个行业之后，却面临着外部和自我的双重道德绑架，这与社会公众所认为的‘做公益就不能富有’的理念不谋而合。”张以勋对《华夏时报》记者说道。

从公益人自身来讲，很多人觉得做公益就应该清贫、有奉献精神，不能拿很高的工资，这样才能更加获得受益人的认可，这是一种自身的道德优越感。从外部环境而言，公众也会觉得做公益事业不应该拿太高的工资，不然难逃谋一己私利之嫌，这也是从道德角度在对公益行业进行道德绑架，这都导致薪酬无法很高，张以勋认为。

但其实，“无论是做公益还是从事其它行业，本质上只是分工不同而已，作为劳动者，都是平等的。不能因为做公益而道德上高人一等，也就不能因为做公益而不能获得高收入。”

除了道德因素，针对公益行业设置的法律条文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限制作用。2016年颁布的《慈善法》规定，慈善组织中具有公募资格的基金会，其年度管理费用不得超过当年度总支出的10%。

中国福利基金会副秘书长王伏虎此前在接受《华夏时报》记者采访时曾表示，“有时候我们会做比较大的专项基金，假如是一年三百万的体量和规模，按照规定，行政开支不得超过三十万，而这三十万里，既要包含专项基金的运营费用，例如房租、水电等日常开支，还要支付工作人员工资，这使项目的开展非常受限，只好压缩人员数量，所以我们很多的项目都是志愿者兼职在做。”

管理费用的多少在世界各国不尽相同，有的国家按总支出的30%或50%进行收取，有的则完全不收。“这背后其实涉及到公众对公益行业了解程度以及公益透明度的问题。”张以勋认为。

“我国设定10%管理费的初衷是为了防止贪腐和滥用公益财产，但实际运行中确实会给很多公益组织带来一定程度的限制，影响公益行业的整体薪酬。而问题的关键在于，公益组织要让公众了解捐赠款项具体是如何花的、是否合理，如果能够做到及时反馈和公开透明，这个问题才能解决。所以，最重要的还是要加强双方的相互了解。”

对于公益薪酬过低的现状，张以勋认为，或许可以尝试让企业派高管或专业技术人员到公益组织挂职、公益组织设立专门项目为公益人工资筹款等方式解决，政策上也应出台更多激励措施为公益人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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