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把水壶
彭 彬

我长大的小村庄,只有六户人家,山清水秀的,村子的前面是口不大的堰塘。堰塘的正前方是一片庄稼地,在堰塘埂和庄稼地的水沟之间有口井,堰塘埂比井口和庄稼地高一米多,沿着堰塘埂走半圈再走一段斜下坡,就可以到达井口,全村的饮用水都指望这口井。
井水的水面离井口约一米多,用几块比较平整的大石头围的井边,井边直径七八十厘米。井水平面低于堰塘的水不少,表明是地下水而不是堰塘里的水。夏天,井水是很凉快的,邻村的村民也经常走远路过来提水。
1977年暑假的一天中午,天气热的厉害,太阳火辣辣的很毒。有不少村里人在大树底下纳凉,我家门前有颗大皂角树和一颗很粗的桑树,都有几十年的树龄了,树荫几乎能把我家院子前的空地全罩住。村里唯一的收音机,个头够威武的,只比12吋电视矮点薄点,正在播放着单田芳的评书《七侠五义》,父亲把音量开到最大。那时村里没有通电,自然没有冷饮啥的,降温只能靠风吹靠树荫靠蒲扇靠井里的凉水了。
我那时七岁多,比起同龄人又矮又瘦,只是脑袋大一号,小名“大脑壳”。我一手提着水壶,一手攥着一根绕了几圈的麻绳去井边。这是把土窑烧制的不配壶盖的陶壶,家乡叫“土把壶”,黄红色,我把麻绳绑在水壶把上,麻绳约三米长。依照经验,我先放下水壶到井里,在水面先灌满水,再继续往下放麻绳直到麻绳放完,手攥紧一小圈麻绳,用力往左右两个方向来回拽摆,目的是把浅层装的井水倒出来,换成底层的凉水。正常情况下,在井底再停留一两分钟,把水温稳定到最低,然后才往上提水壶。这天,可能是麻绳没有系好,在来回拽摆的时候,突然感觉麻绳没有了分量,用不上力了,水面上随即还冒出密密麻麻的小水泡。
我知道不妙,出大事了!
拿着麻绳,急忙跑回家告诉父亲,土把壶沉井底了。本来以为一场挨打是免不了的,至少也得被责骂一通。很意外,一向严肃的父亲二话没说,拿起一根长竹竿,在一头绑上钩子,让二哥用带铁钩的扁担挑上两个水桶,铁钩是用麻绳栓在扁担上的,挑水时双手能拉住麻绳来控制水桶的摆动,一刻也没耽误,直奔水井而去。二哥刚好二十岁,正是有力气的时候。父亲先用长竹竿去捞,但没有成功,没有探到水壶。可能是竹竿不够长,也可能是水壶太贼,躲的地方太鬼。于是,父亲决定用水桶把井水提干,相当于淘一次井。
这样,一场提水接力开始了,二哥面朝水井,负责用扁担挂上桶提水,水桶上来后放在父亲旁边。父亲面朝水沟,接上水桶,将水桶里的水倒进旁边的水沟里,空桶放到二哥旁边。二哥再用扁担挂上桶提水,循环下去,两个桶轮流着,一刻也不能停。
井边太窄,我站在堰塘埂上看着,不一会就被烤得满头大汗了。父亲和二哥光着膀子,挥汗如雨,也来不及擦汗,就像两个水人一般。井水线慢慢地往下移,能看见井壁不断有水往外冒,顺着井壁往下流,后来水是咕咕地汇成一股股线了。井壁是石头垒起来的,基本上是垂直的,稍微有点喇叭型,井底比井口大不了多少,长满了绿色的苔藓,越到井底,苔藓越厚颜色越绿。二哥的消耗太大了,他提水更费力气也更费时间,不一会就气喘吁吁了,越到井底就越费力费时也越要加快速度,因为渗的水流更大了;父亲倒水相对轻松点,但那时已经四十七岁了,身体本来就有毛病,抽烟太多患上支气管炎,时不时还咳嗽几声。
大概持续了近两个小时的功夫,后来扁担不够长了,二哥用上了扁担另一头的铁钩。我们都没有言语,父亲和二哥都是机械的重复着动作,动作越来越娴熟,配合也越来越默契。也没有统计到底提了多少桶水,能隐隐约约看见井底的水壶了,二哥让我坐进水桶,他用扁担把水桶放到井底。父亲在旁边不断叮嘱二哥,让他小心点。井底有股寒气往人身体里逼,有点像当今夏天进了哈尔滨的冰灯馆,我弯腰抓住了水壶,它静静地倒扣在井底的边角里,怪不得先前的竹竿没有探到它。我把水壶中的水倒掉,减轻点二哥的负担。幸好我那时个子小体重轻,二哥最后一次把桶从井底提了起来放在井边,我抱着水壶从水桶里迈出来的时候,父亲和二哥才深深地舒了口气,大功告成了!
水壶回来了,继续奉献着它的价值,但我们三个都累坏了,也晒坏变黑了,快被烤焦了,脸上都泛着一层油光。我是累在心上,父亲和二哥是累在身体上,腰酸背痛手疼了好几天。现在回想起来,有点不可思议,一把普通的土把壶,不值几个钱,可能就是几角钱,父亲为啥不假思索就决定了,立马行动提干井水,那可是大正晌午、费了吃奶的力气呀?
大概是担心被别人知道了风声,悄悄打捞走了;那时我家的条件在村里算是最好的,但一把土把壶,得来也是不易,赶个集也得走近三十里山路;那时的钱太珍贵了,都太穷,也真是都穷怕了。更大的可能,就是土把壶本身,父亲经常讲,不能随便浪费一个有用的东西,即使它不值几个钱;或许这把土把壶不普通,它有父亲的某种记忆,只是他没有说,我不知道罢了。
于2020年4月16日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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