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某种意义上说，人生就是一场旷日持久的考试，上学要考试，工作要考试，升职要考试，加薪要考试，就是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也要经受来自各方面层出不穷的“考试”。如果没有良好的心理素质和坚忍不拔的毅力，早都“考”糊了。

相比高考，规模更大，人数更多的是中考。中考是悠悠岁月里第一道分水岭，或许短短两天的考试将决定站在十字路口的人生走向，很多人在此留下了许多欲说还休的故事。每到这时，我便会想起1965年7月20日至22日参加的那场中考，五十六年弹指而过，但那时经历的每个细节都如刀刻石凿般，定格在脑海深处……

  当年十二、三岁的我们，带着亲人的期盼，放飞理想的翅膀，离开父母，告别家乡，驮着行囊，步行来到闫景中学，懵懂的少男少女在新的环境里，开始了初中三年的学习生涯。“人生很累，现在不累以后更累；人生很苦，现在不苦以后更苦。只有累过，苦过，才会得到甜。”“初中这个阶段是你们打好基础的时刻，如果你在这里落后了，要想获得胜利和成功将会很难很难。”“你们现在所偷的懒，都会变成将来的坎。”“考前大声背，考后不流泪。”父母的叮嘱和老师的教诲成了激励我们前行的动力。

  两年来，每天黎明即起，深夜就寑，在昏暗的灯光下背书，在空荡的教室里作题，夏夜忍受蚊虫叮咬，苦苦钻研几何代数，冬日蜷缩被窝，忍饥挨饿，死记硬背时政史地，有时候管不住自己，拿起书包里的课外书，看得不亦乐乎。就这样一边贪玩，一边学习，不知送走了多少个晚霞，不知迎来了多少个日出，最后，带着一种满足感升到了初三。

老师严肃地对我们说：“你们的目标就是中考。”好像那句话之后，初一初二嘴里说的压力此刻有了分量，沉甸甸地压在肩上，感到如临大敌。

 那时的中考，比现在残酷多了，称之为“百人争过独木桥”一点也不为过，偌大个万荣县只招三个高中班，135名学生。高考可以复读，中考不能重来，必须经过日积月累的努力才行。堆积如山的参考书，漫天飞舞的试卷，以及揉得稀巴烂的课本，压得人喘不过气来。当心安理得地坐在初三课堂上听老师讲课时，回望初一初二的教室，总有一种身在地狱仰望天堂的感觉。

 老师一下子温柔起来，没有了严词训诫，没有了横眉冷对，变得婆婆妈妈的，千叮咛万嘱咐地启发劝说：要学会选择，懂得放弃，先易后难，按套路解题；卷面要整洁，标点要准确，字迹要工整，书写要规范。中考是一场淘汰赛，卷面凌乱的自己都无法阅读，让老师怎么给你分数呢？各种乱七八糟的符号画满了，谁会花心思看你的答卷呢？“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  

   真正懂事和发奋读书是从初三开始的。当年遇到的几位恩师，对我人生的命运有很大的帮助。面对老师的苦口婆心和谆谆教诲，想起每日面朝黄土背朝天，饱经风吹日晒的母亲，我突然生发出想要努力的愿望，开始珍惜这最后时光，收回了飘忽不定的心，把课外书还回图书馆，用自信、乐观、不畏困难的心态迎接中考，在教室、宿舍、食堂三点一线中穿梭，在背诵、书写、答题中煎熬。

 中考前，学校放了一天假，让我们回家准备学习用具。早上喝的是小米粥，中午母亲做了旗花面，里边卧了两个鸡蛋。她煮得那样仔细，调得那样醇香，似乎这碗面施了魔法，我吃了就更加聪明。她没给我说几句话，装得若无其事，但是从母亲稀疏的白发和凝重的神色里不难看出，是在给我明着减压，暗里加油。

下午我绕道姑母家，骑上她家的自行车回到学校。1965年7月19日，老师带领我们骑行在209国道上前去赶考，一路上说说笑笑，热热闹闹，觉得既新鲜又好玩。两个多小时，不知不觉就到了四十多里之外的县城，去万荣中学报到，安排好宿舍，又到教室找座位，一切安排妥当，天完全黑了。吃晚饭的时候见到了万荣中学的胖大师傅，玩性不改的我还盯着人家多看了两眼。

 我们住在一个大宿舍。一律打地铺不说，更可怕的是，窗上缺少玻璃，给成群结队的蚊子留下了可乘之机，它们肆无忌惮地涌过来，在耳边嗡嗡作响，我们只能用床单把自己包裹起来，哪怕浑身都被汗水浸湿。

 老师见缝插针，猜题押宝；我们偷闲补空，背书解题。没有警察护送，没有家长陪同，只有老师跟我们相依相伴，每场考试老师都像送将士出征一样，十分庄重。

 第一场考的是数学，我昏昏沉沉，一上来就答错了一道题，出师不利。不过我的心理素质还比较成熟，没有因此乱了阵脚，接下来考的是我最爱学的俄语（我一直是俄语课代表）和语文，考试还算顺利。

后来的政治考试磕磕绊绊，答案似是而非，我知道，不是自己记性差，而是当初不认真，这时就有点懊悔，恨不得重返课堂，回到不留情面的老师身边，纠正错误，填满知识的空白，把那些由于贪玩而荒废的时光重新找回来。我只用了半个小时做完试题，就坐在那里等着交卷。这时候，大喇叭里传来了马季和郭全宝的相声《女队长》：“旧社会妇女受压迫，新社会妇女管男人。就拿我们生产队来说吧，队长是女的，副队长是女的，记工员是女的，民兵指导员还是女的，也就是一位会计是男的，这会计他不争气啊，搞了个对象还是女的……”那幽默而风趣的段子紧紧地吸引着我，顿时轻松了许多。

走出考场，阳光倾泻而下，落满我们略显沮丧却喜不自胜的面容。三年美好的初中生活结束了，这是一场盛大的结束，也是一场盛大的开始，是懵懂的结束，是成长的开始，眷恋之情油然而生。回到学校，同学们互赠照片，互写留言，含着欲哭还笑的泪眼，送去彼此真诚的祝福，恋恋不舍地挥手告别，望眼欲穿地等待通知。后来虽然挤过了独木桥，坐进了高中教室，但遗憾的是那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让我们没能迈进大学校门。

 时过境迁，眼下的高考中考，汽车禁鸣，要道封阻，工地停产，家长陪考，连一向热闹的广场舞都销声匿迹，一切制造噪音的事物都让位于这场考试，其严肃程度不亚于国家领导人到地方视察。

如今年逾古稀的我们已是“尘满面、鬓如霜”，当年背过的单词，做过的试题，还有老师讲过的公式和定理早已忘光，而中考的印记却是那么清晰——贴满照片和写满祝福的同学录尚在手中，清晨五点开始早读的声音，站着扒完碗里的饭跑去学习的身影，中考返校的夜路上跟王树太同学互不知情、提心吊胆、你追我赶的情景，给我送高中录取通知书被母亲把名字记错的“驴驹圆”（高六班学生尉吉元）等，历历在目，恍如昨日。唯一有家长陪同、支援夏收时脚腕受伤、坐着小平车参加中考的张转院同学，竟让几十年后的我念念不忘，还有那天上的阵雨和窗外的蝉鸣……

2021年7月17日于万荣

作者简介:邓育秦，1950年1月1日生，山西省万荣县皇甫乡东埝底村人。闫景中学68届毕业生，农村信用社退休职工。曾在教育和广电部门就职。热爱生活，爱好文学。近年来有诗歌、散文、探讨社会热点问题的文章刊发于《故乡万荣》、《中山文苑》及《我们这一代s》等新媒体网刊。

文章原载《我们这一代》

责任编辑:张忠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