喊停筑寨 以延国恩

——洛宁清代因保护宋尚书坟引发官司始末

周流宗整理

众所周知，在洛宁（古称永宁）历史上有个最大的官，那就是东宋马村的宋礼。他从明成祖永乐二年（1404年）官拜工部尚书，一直干到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病逝在工作岗位上。正可谓位极人臣，鞠躬尽瘁。在他的20年工部尚书生涯中，主要干了两件名垂史册的大事：一是疏浚京杭大运河；二是修建北京紫禁城（今故宫）。

宋礼一生清正廉洁，功勋卓著。死后竟然家无殓资，朝中大臣多有不信，有的甚至公然提出质疑，后经朝廷多方核实，才算还宋礼了一个清白。宋礼的灵柩从北京运回后，安葬在马村对面的锦阳山上。具体地址就在现在东宋乡西坞村西北的半山腰。

据说，埋葬宋礼的地方是块绝佳的风水宝地。这座山脉自西北向东南蜿蜒而来，从远方望去，有人说像条龙，也有人说像头牛，龙头（或牛头）朝东面对锦阳川，宋礼墓恰恰处于龙头咀（或牛嘴）的位置。之所以有人说像牛，就是在牛头的后面有数百米稍稍平缓一点的丘陵地带，他们说这是牛脖子，在牛脖子处有个突起的小圆丘，像个牛铃儿。当地人都称它为牛铃儿疙瘩。

牛铃儿疙瘩

古人认为，一个家族的兴衰与自家的坟脉关系很大。而马村宋家就是因为占有这块风水宝地，才出了一个像宋礼这样的大官儿。为此，马村宋家倍感骄傲。他们世世代代就像保护生命一样保护着这道坟脉，绝不允许任何人进行破坏或践踏。

然而，到了清朝同治年间，马村对岸的西坞人却捅了这个马蜂窝，并且由此引发了一场震动全县的大官司。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那是在清朝同治元年（1862年），在安徽一带兴起的捻军流窜到豫西，把永宁、宜阳等县折腾得生灵涂炭，人人自危。为了自保，人们纷纷组织起来打墙筑寨，防匪御寇。西坞村在锦阳川的最后边，其南边面对渡洋河，西边和北边都是崇山峻岭，如果把村子圈起来建围寨不够安全，俗话叫“亮底”。因此，经村人再三商议，决定在村西北的一个山头上建筑坡寨自保。

然而，没想到这个决定遭到了马村人的强烈反对。其理由是他们选择的地址在宋礼墓上边，这样就压住了宋家的龙脉，这是涉及到家族兴衰之大忌，马村人说什么也不能答应。后经马村宋家的长者出面力劝，西坞人只得把工程暂时停了下来。

数年后，眼看别的村寨都拔地而起，西坞人焦急万分，这么大一个村子，万一土匪来了怎么办？想来想去，最终决定另选新址，重新建寨。于是，他们于同治五年（1866年）八月在距宋礼墓稍远的锦阳山上再次动土筑寨。马村人得知消息，再次前往阻拦。这次，西坞人不再退让，他们说：“这地是西坞的地，山是西坞的山，你们马村在河对岸，凭什么不让我们建寨？上次你们说压住了你们的龙脉，这次我们的选址距宋家坟很远，难道这锦阳山都是你们宋家的不成？”

马村人依然不依不饶，他们说：“虽然锦阳山在你们这边，但它是我们宋家的龙脉所在。更何况我们的先祖是朝廷重臣，我们的坟地也是皇帝下诏让我们在此世代守护的。无论远近，只要没跑出这座山，都还是一脉相承，如果我们连这也守不住，那不是既蒙蔽了皇上，又忤逆了祖宗吗？难道你们非要让我们宋家背上欺君罔上的罪名吗？”

两个村子的人就这样吵来吵去，争论不休。没办法，马村宋家只得写下状子，到县衙告状。

这天，马村宋家一户一人，在县衙门前跪下黑压压一大片，只见他们捧着宋礼画像，前边还打着两个牌子：一个上书“康惠公”，一个上书“宁漕公”。县令李庭述慌忙出来一看，见如此声势也着实吃了一惊，连忙把大伙迎进县衙，客气地说：“这是怎么了？大家先进来，有事好商量。不知诸位今天前来有何见教？”

这时，只见在人群前边有位长者缕缕胡子朗声说道：“县太爷，眼下有人竟敢欺君罔上，这事你管也不管？”

李县令一听，把眉头微微一皱，厉声喝道：“大胆！光天化日之下，有谁敢冒天下之大不韪？”

那位长者不慌不忙从袖筒中取出状子用双手呈上，说道：“县太爷请看”。

李县令接过状子，搭眼一看，只见上边写着：

呈为急饬差禁，以全山脈，以延国恩。事缘裔等四世祖大司空宋礼，前明初建燕都（指北京），采木浚河，功垂史册，明季追谥康惠，国初赠爵宁漕，又世荫锦衣，山东南旺，守祠故土，锦阳守坟，邑乘曾录恩荫，原案可作考据。迄今四百余年，深恩未艾，原其由来，锦阳土脈深厚，茔脑山峰重叠，即拙目不稔堪舆，亦望而知为佳城吉地。同治元年五月，西坞镇人等忽于茔后贴近山峰创筑坡寨，裔等礼说禁止。今岁八月，镇某等又于差远山峰，率众强筑，刻几动工。不思贴近之峰，为裔茔山脉；差远之峰，独非裔茔山脉乎？窃念裔祖之德，国恩追录；裔祖之神，国恩诏祀；裔祖之坟，国恩敕守。岂茔后山脉所系，可任乡民抉伤？且明季之流寇蹂躏永（指永宁）土，比今尤毒，茔后寨如可修，尔时西坞远近岂无居人？具上实陈，望大老爷明察。

以上状子的意思是说，我们这次来告状，不为别的，就是让大老爷赶快派人去制止他们（筑寨），以便让我们先祖的龙脉得以保护，让国家的恩典得以延续。其事的缘由是：我们马村宋氏的四世祖宋礼，官拜工部尚书（尊称大司空），曾于大明初年到四川采木修建北京故宫，又到山东南旺疏浚京杭大运河，这些功劳都已名垂史册。他去世后，曾被前明皇帝追封为“康惠公”；在本朝初年（指清朝）又被圣上追赠为“宁漕公”。为此，朝廷还赏赐锦衣，令我宋氏子孙世袭罔替。同时又下诏让我们在老家守坟，在南旺守祠，这些在县里早已记录在案，可供查证。从那时到现在已有400多年，我们始终对朝廷感恩戴德。要说起来，锦阳山土脉深厚，坟后边山峰重叠，即使我们不懂阴阳八卦，大凡明眼人都知道这是一块风水宝地。同治元年（1862年）五月，西坞镇人要在我们祖坟后边贴近山峰的地方修筑坡寨，经我们再三劝阻予以制止。没想到今年八月，西坞人又在距宋氏祖坟稍远的山上强行建寨，马上就要动工。他们也没想想，在距离较近的山上是我们宋家的龙脉，难道距离稍远一点就不是我们宋家的龙脉了吗？我们深感宋氏先祖的德行，是朝廷恩典予以追录的；先祖的神位，是朝廷下诏准予配享的；先祖的坟茔，是朝廷颁敕让我们守护的。难道我们连这也守护不住，听凭他人随意破坏吗？更何况，在明末李自成攻进永宁时，他们蹂躏百姓，比现在的土匪可毒辣多了。如果这里能修寨，那时不早就修了？难道那时候在西坞远近就没住人吗？这是明摆着的事实。望县太爷明察。

要说这是一个普通的民事纠纷，可问题在于马村宋氏这个状子写得实在高明，它把这个一般性的民事纠纷一下子提高到维护朝廷之“国恩”的高度，按现在的话说就是能不能和党中央保持一致的问题，在大是大非面前，小小七品芝麻官还敢有半点糊涂吗？

至于该状子中提到“邑乘曾录恩荫，原案可作考据”是怎么一回事呢？在乾隆五十五年《永宁县志》卷八上载有一篇《宋康惠公恩荫案》，上边是这样写的：

万历元年二月十八日，工部题准总理河道兵部侍郎万恭乞恩追録一事案，仰本道官吏照依案咨备。奉钦依内事理，即便会布政使，备行永宁县，将前工部尚书宋礼正派嫡长孙预先查取一人，听候明文至日具结转交，起送赴部，送监肄业。再将嫡次孙六人：二人给于衣巾守坟奉祀，四人给于衣巾令赴南旺宋公祠居住，供办香火，专营奉祀。本部院拨给附近湖地耕种，永远管业。仍免其门下杂派差役以示优恤。再查宋公未入乡贤，侯有赠谥之日，该县刻立木主，盛张鼓乐导引迎入乡贤祠，以彰崇报之意。蒙此，拟合就行，为此除会布政使一体施行外，仰抄案回县着落，当该官吏照依案咨备。

这道诏书大概分三层意思：一是奉钦“恩荫”。首先是经皇上恩准把宋礼的嫡长孙送到太学监读书做官；然后再将六个嫡次孙给予衣巾，让前两个在老家守坟，剩余四个到山东南旺的“宋公祠”居住，专管奉祀，还给他们划拨了一些湖地，供其耕种，永久为业。二是仍旧以例免除其门下的杂派差役。三是将宋礼列入本县“乡贤”，刻立木主（牌位），敲锣打鼓迎入乡贤祠。"乡贤"是指国家对有作为的官员，或有崇高威望、为社会做出重大贡献的社会贤达，去世后予以表彰的荣誉称号。明清之际，各州县均建有乡贤祠，以供奉历代乡贤人物。而这些，在县里应该记录在案，这就是证据。

于是，李县令经过再三斟酌，遂当堂宣判，饬令即止。后来，马村宋氏考虑到两个村毕竟是近邻，不能因此伤了和气。就亲自登门向西坞人立下保证：“从今而后如遇匪徒来袭，汝等尽可来村避难，我们肯定热情接待，须情意较前加厚。”

西坞人面对如此情形，也不得不偃旗息鼓，就此作罢。

为了防止以后类似事件发生，马村人于同治五年（1866年）十月在宋氏祠堂前面树了一通《保全锦阳山脉即以延绵国恩碑》。该碑如实记载了事情的全部经过和向县太爷告状的全部内容，以使“我族众其共鉴之”。至今，这通碑还收藏在马村宋氏祠堂。

作者简介：周流宗，男，汉族，中共党员，1957年1月出生，河南省洛宁县赵村镇人。1980年毕业于洛阳师院中文系。历任洛宁县计生委秘书、县委办公室副主任、县政府办公室主任、杨坡乡党委书记、卫生局党委书记、局长等职。现为河南省书协会员，洛阳市摄影家协会会员，《洛宁史话》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