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电影《平原游击队》里，有这样一幕：

漆黑的夜晚，一位老人敲着锣，走走喊喊：“平安无事啰”，“平安无事啰”。

这敲锣的老人，以前就叫“更夫”，更夫每晚巡迴视察，用敲锣或敲梆子的方法，向人们报时报平安。更夫敲锣值班，就叫“打更”。

夜里打更，自古就有。不过，以前打更，打的是鼓，正所谓“暮鼓晨钟”。城门楼上，瞭望敌情、存放更鼓的楼阁就叫谯楼。击打更鼓，主要起报时作用。从夜里八点多开始，打第一次更鼓，以后每隔两个小时，打一次更鼓。一夜打五次更鼓天就快明了。戏中经常唱道：“只听得谯楼上鼓打三更”，打三更鼓时，已经是半夜十二点多，说明夜已深了。书上也常说，军队“四更造饭，五更出发”，就是凌晨两点左右做饭，黎明四点多出发。所以说，人们听到打几更鼓，也就知道大约是晚上啥时候了。

打更，除了具有向人们报时的功能外，还有通过更夫到各处巡视，起到夜里及时发现情况，防止事故发生，确保地方平安的作用。

一九四七年，洛宁县城解放，解放初期，社会还不够稳定。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那段时间，地方治安还需要居民配合。所以，县城百姓还保持着值班打更的习惯。值更人员巡夜到天明，防匪防盗，以保障居民安全。由于打更的人晚上不能休息，所以更夫由各住户轮流担当，一晚一换人。挨住谁家打更，谁家就派壮劳力出更。不准误事。该出更的人家，家里如果有事，这天不能出更，可以经过批准，同别人互换出更时间，各自方便。

解放初期，洛宁县城，城墙、城门还在。两三丈高、厚厚的土城墙，深深的、砖砌的城门洞。县城内，东城门到西城门的正街与文庙前的南北路相交，把县城分为四个居民区。分别称为东北隅、东南隅、西北隅、西南隅。后来也叫东北村、东南村、西北村、西南村。县城里边，夜里值班打更的任务，就由四个方隅的村民承担。每个方隅，每天晚上，都有两三个人在各自区域内巡视值更。按时敲锣报平安。县城东北角的城墙边，有个许多窑洞组成的大天井院，当时是拘留所，城墙上有哨兵日夜值班，加上村民打更巡视，城内就安全许多。

但是，值班打更可不是人人都能胜任的事。首先，更夫得是“贫下中农”，立场坚定，根正苗红。政治上有问题的人是不允许出更的。其次，更夫得身强力壮，能随时应付可能出现的情况。再者，更夫得反应敏捷，能及时发现并通报情况。这样一来，也就只有一部分人有资格充当更夫啦。那些老弱病残，妇女儿童是无缘值更的。毕竟打更是关乎到公众安全的大事。

除了夜晚有人值班打更，白天，也有人“把城门”，保障安全。

所谓“把城门”，就是在县城的城门口，派人值岗把守。对过往行人进行盘查。县城以前没有北城门，人们认为北边是“蝎子山”，不利风水。后来，人们为了来往方便，就在城墙上挖开了“北门”。不过，老百姓还是认为北门不吉利，直到现在，谁家过红白大事，都不走北门。这样，县城连同北门在内，东西南北四个城门，都是要把守的。

后来，时局渐趋稳定，到上世纪五十年代，平常已经不再有人把城门。只在农忙季节，才派人值岗，把守各个城门口，对行人的挎篓、背包、布袋等进行检查，看有没有偷盗庄稼或携带违禁物品。

“把城门”也和打更一样，是由四个方隅分担，居民轮流值班的。不过，“把城门”不像打更那样严格筛选，体力稍弱的，也可以参加。

我就参加过一次“把城门”，是替人临时当值的。把的是北城门。那时，北城墙南边墙根，有一条五六尺宽的小道，是以前为守城军士快马传递信息用的，俗称“后马道”。穿过后马道向西，就到了北城门。把城门时，大部分过往行人都自觉接受检查，只有个别人，在人们挨队等待检查时，不愿久等，或者看检查的不是成年人，径直通过。

那次把城门的时间是下午。眨眼就到傍晚，天开始昏暗起来，从地里回城的人也几乎没有了。夜幕降临，风声呼呼，眼前一片黑咕咚。俗话说“人不过三十胆不全”，这时独自一人值岗，开始害怕起来。又想到北城壕地堰边，几孔烂窑里放着的棺材，仿佛就有鬼魂从里边出来，更加重了恐惧感，不由得直打冷颤。可也没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坚持到有人接替。不管如何总算完成了任务，回想起来，也算经受了一次锻炼。

打更和把城门，随着国家大局稳定，不长时间就取消了。但在那时，也算在建国初期的社会治安上，起了一定作用。

作者简介：金玉国，男，县城人，大专学历，1945年生，中学高级教师，洛宁县“教坛明星”，曾在《洛阳日报》发表《特殊考场》等，《我的老师》获洛阳日报征文二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