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英兄和我真正朝夕相处的日子，则是1968年冬天以后的事了。当初，文三甲及其他系几十个同学毕业后没有去解放军部队农场锻炼，一齐分到运城盐化局当工人。几十名“臭老九”包括他和我，同工人师傅同吃同住同劳动。每天吹哨上工、升旗收工，生活单调却也新鲜。劳动工具和劳作方式类乎原始，比如丢水、扫盐、铲硝、打斗窝、赶畦子，劳动强度很大。百里盐池寸草不生，一片荒凉；夏天热的要死，冬天冷的要命；一年一场风，刮得盐沙打脸走不成路，房上掉瓦从早到晚没人敢出门去食堂吃饭，环境比较恶劣。那时候，世英兄已经不是“当权派”了，和同学们一样夹着尾巴接受再教育。由于文革初期他给同学们划过左中右，推行过“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除了承受劳动负担之外，我发现他还多了一层心理上的负疚和自责。他年岁较大，身体瘦弱，本来就吃不消，又处运动之中、睽睽之下，尤觉窘难。对此，不知为什么，我会产生恻隐之心，倍感不适。而他却一无怨言，二不气馁，主动吃苦，自觉“改造”，表现了逆境中自省自奋的高尚品德和大度胸襟。有一次，他晕倒在工地上，我赶紧扶起，并劝其休息。不想，他稍缓之后，拉着长长的长安腔，笑着对我说：“我还行，轻伤不下火线嘛。”顿时，我鼻子一酸，热泪盈眶，不能自止，久久地体味着这微笑中的苦涩，深深地感佩着他的刚毅和不屈不饶的精神。每当他锁眉强忍、咬牙坚持的表情在我脑海中浮现的时候，不由使我心生震撼：这不是有如保尔·柯察金那样的特殊材料炼成，又是什么？！直到离开盐池前，他一直都很坦荡躬和，笑貌依旧，可亲依然，口碑载道，实属难能可贵。

世英兄是1973年3月中旬调回西安的。奔波了大半生，总算归里了。但他的心却没有离开过山西，同窗情谊，时时萦怀。终于忍不住，1987年8月初，他不恃年高，不辞辛劳，专程赴并，又东驰晋城，南下榆次、临汾、侯马、运城，行程千里，一一看望同学们，其情可感，其景可铭。8月中旬他重返盐池，拜访工人师傅，会晤同窗校友，游览关帝圣庙，虽遭雨阻，兴致不减。惜历时三天，依依而别，不想竟成永诀。1990年9月6日，惊悉世英兄病殁，不啻天堕！九日深夜，我与进宝、胜利同车赶赴西安家中吊唁。十日参加了在西安殡仪馆举行的追悼会。我挥泪撰联一副：“想当年文结山大谊重情深遗我辈，痛此日仙游蓬岛曲终弦断少知音。”不仅代签文三甲全班52位同学的名字于来宾签名薄上，以慰众心，而且更以榜书将此挽联悬祭于灵前，再申班誉。那天，悼者如云，馆地无隙，奠堂简朴庄重，气氛肃穆悲烈。西安市区领导、单位同事，甚至工友均接踵而来，争相祭悼。其言真辞切，情动肝胆，以至声泪俱下，痛彻难奈。尤其是其中一段掷地有声的肺腑之语：“高世英同志的一双手，是勤劳的手，是热情的手，是温暖的手，是干净的手！”至今犹言在耳，使在场的人惋惜不已，无不为之泪涌如泉，整个殡仪大厅恸声震天。场面之感人令殡仪馆工作人员惊愕，啧啧称道，此景此况前所未见。遗体火化后，我们随其家人按当地乡俗将骨灰送回故里长安县东大乡西大村其父墓旁安葬。时号泣唁匐迎于村口巷道者，济济于途，远近咸颂，亦为乡邻叹观。

事后，我曾痛定思由：一个普普通通的教书匠，一个在异乡奔波了多半生的弱儒翁，感深若此，绝非偶然，尽在兄一生志学，以党和国家事业为任，以民生冷暖为务，坐言起行，足师足范之缘故。我固然知道，世英兄是因病而死的；但病是他长期超负荷劳作，有公无私，认真太过、太过负责造成的；积劳本已成疾，又逢那场“风波”，担心文革悲剧重演，他遥望北京，心悬国安，忧国戚民，寝食不安，焦虑之极精神几近崩溃，终使肝病由炎转癌，加剧了献身的进程。因此，与其说世英兄是病死的，勿宁说是活活累死的，生生操劳死的，苦苦忧愤死的。所谓“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舍兄还谁？！人一辈子接触的共产党员何止万千，而在我心目中，第一位、真正的共产党人，应数学兄高世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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