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光明

        说起山东的饮食，人们首先想到的肯定是煎饼。作为山东人的主打食物，煎饼究竟传承了多少年，不知道有人考证过没有。说煎饼是山东人的命根子决不为过。祖祖辈辈，世世代代齐鲁百姓就是靠它果腹活命的。过去听过一个段子，说是火车进了山东地界，滾滾车轮发出的声音是“煎饼大葱，煎饼大葱”。火车进站一放汽“吃一一”。这当然是逗笑了。如今，煎饼作为山东飲食的一张亮丽名片已经走出山东，搭着快递小哥的车轮飞向全国各地，登上千家万户的餐桌。

        其实，煎饼制作起来并不复杂。第一步是磨，用石磨将玉米粒或小米磨成糊糊状。如果想图省亊，就把玉米面直接调成糊糊也行。第二步是发，将磨好的玉米面糊糊放在温度适当的地方发酵。发到微微冒泡就行。发过了头，摊出来的煎饼能酸倒牙。没冒泡，不但摊抹不开，还影响口感。第三步是摊，摊煎饼有一种特制的炊具叫鏊子，形状像一面倒扣的锣，只是比锣大一圈。鏊子下面柴火熊熊，舀一勺玉米糊糊，倒在已经烧热的鏊子中间，用木制的耙子顺时针旋转摊抹，不一会儿，一张厚薄均匀，香气扑鼻的煎饼就做成了。

        清光绪年间，煎饼手艺随着祖上逃荒的脚步传到了山西的新家。记得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每天天蒙蒙亮，村子的空气中便飘散起丝丝缕缕的煎饼的香味儿。我们还在睡梦中呢，妈妈便同家家户户的主妇们一样，盘腿坐在灶间守着鏊子开始摊煎饼，准备一家人的早餐。妈妈摊煎饼的手艺很好，不大工夫，一盆玉米糊糊华丽转身，就变成了几十张薄如纸张，让人唇齿留香的煎饼。那个时候，乡下生活比较困难，早餐很少能吃到炒菜，常常是煎饼卷大葱，嚼几根咸菜条儿，配上一碗金黄金黄的玉米面粥就是一顿美餐了。

        六十年代初，我们到离家七八里路的村子读高小。一周的伙食就是一摞煎饼。当地孩子们的条件好点，吃的是饅头。吃饭时，大伙蹲在房檐下，甩开腮帮子大快朵颐，吧唧呼噜之声不绝于耳。有时当地同学看我们吃煎饼嚼得津津有味，便用饅头换煎饼。我们心里窃笑：放着馒头不吃嚼煎饼，缺心眼儿啊！其实，站在他们的角度，馒头吃腻了，换个口味儿，又是“等价交换”，“互利互惠”，并不吃亏！再后来，随着国民经济的逐步好转，乡亲们的日子一天天好起来。精于煎饼手艺的那一辈人渐渐老去，再也摊不动了，年轻人又不愿忍受摊煎饼的烟熏火燎之苦，渐渐地，煎饼便退出故乡的餐桌。几次从省城京城回乡探亲，也没看到煎饼的影子。几分失落之际，吟出一首小诗：游子有年鲜返里，亲人款待意惶惶。鳮鸭鱼肉不须有，邻舍煎饼香过墙。其实，邻家又何曾有煎饼呢，大伙餐桌上都是雪白暄腾的大馒头。于是，煎饼成了萦绕心头，久久抹不去的乡愁。

        怎么也没想到，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又尝到了久违的煎饼。一天清晨，我照例到小区的活动场地，伸胳膊踢腿，舒展筋骨。旁边一位三十来岁的小媳妇（山东沂蒙山区管结了婚的年轻女子叫媳妇）卖煎饼果子。看她那灵巧的手腕三抖两抖，三旋两旋，便摊出一张精致的煎饼，看得出神，忍不住赞叹道：“好手艺，好手艺！”

        小媳妇抬手擦擦耳鬓的汗珠儿，羞怯地笑了：“大爷，俺是嚼着煎饼长大的，这算个啥！”

       “嚼着煎饼？府上是一一”

       “俺家是山东临朐的，祖祖辈辈吃煎饼！”小媳妇快言快语。

         “山东临朐？啊呀，他乡遇老乡啊！”

          “您也是临朐的？”

          “是啊是啊，临朐有个张家李召你知道吗？”我急切地问。

        “嗯，咋不知道哇，俺是崔家李召，紧挨着张家李召，俺姥娘家就是你们村的。”小媳妇一高兴竟然忘了手里的营生。一句句亲切的乡音消除了彼此的隔膜。

        过了几天，我又遇到了小媳妇。她将一摞煎饼送到我面前：“大爷，刚从老家捎来的！”

        “这……这……这如何是好！”我赶紧掏钱。

        “大爷，乡里乡亲的，给钱干啥呀，见外了不是！”小媳妇笑着转身走开了。我把煎饼带回家，像品尝“稻香村”点心一样品尝了好几天。小孙子看见，笑着问道：“爷爷，您咋吃纸呢？”

        后来我去太原办事，几天后回到北京，小媳妇不见了，一打听，才知道她家姑娘在大观园附近上中学，她搬到那儿陪姑娘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