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喜欢痛饮上游解渴
——扬子诗选《餐花的孩子》后记
楚山里长大的孩子,天生就具有一种唯美的倾向,从小就捉起过河里的胭脂鱼,从小就认识山林里的赤豹文狸和珍禽异卉。青黄不接的春天吃罢草木嫩叶,吃罢金针花和杜鹃花,便少小离乡,开始绕行在北方的水边。还未及找到合适的语词,写出那一首寄托半生心愫的楚声诗,已是眉睫白露头上霜降,悄然逼近灵均赋《离骚》的年纪。 鳞次的时序,到了2004年的冬天。趁着评过教授之后的短暂闲暇,我曾把自己20多年间的诗歌习作拣选一番,虽然没有一首满意的,但为了生命生存作证,还是编成一册自选集《时光留痕:纯和不纯的诗》,并且写好了题为《诗的循环》的“代后记”。这篇“代后记”,言及自己习诗的缘起,对诗歌创作、研究、鉴赏的一些基本看法,有助于读者朋友对我本人和我的诗歌习作的了解,所以择要迻录于此:
诗是散文无法表达的部分。在散文止步的地方,诗启程了。但新诗无形式,尤其是那些无韵的新诗,仿佛散文的分行排列。还有散文诗,本身就介乎诗与散文二者之间,兼容诗和散文,比诗稍事铺展,比散文则要含蕴省净些。所以,诗与散文的界限颇不易分清。百年新诗最大的问题是形式问题,诗人普遍滥用自由,诗意甚少而篇幅甚长,罗嗦累赘,枝蔓芜杂,诗也就和散文相去几希了。把新诗尽量写得精短些,以少总多,以有限传示无限,是拉开诗与散文距离,突显诗的文体特征,提高新诗艺术质量的关键。新诗虽不必要像旧体诗词那样有一固定程式,但新诗一定要在大自由中懂得自律和节制,向古典诗词学习炼字炼句炼意,借鉴其意象、意境艺术,追摹其天人境界,再植入横移的世界性质素,如此,新诗艺术才有望进乎技矣。
诗无定法,怎样写都是允许的。诗经的赋比兴,本就包含了叙述、描写、议论、抒情、比拟、暗示、联想、象征等各种表现手法。文学史上的各种文体,也是互相影响、借鉴的。中国号称诗国,诗歌对各种文体的渗透是笼罩性的,散文追求诗意,小说穿插诗词,戏曲的唱词都是抒情诗。但各种文体也不断地感染诗歌。可以以诗为文,以诗为词,也可以以文为诗,以文为词。古代的辞赋、骈文、箴铭,就既是诗也是文;现代文体更有所谓诗剧、诗小说、散文诗等彼此交叉的类别,现代诗也颇注重叙事性与戏剧化。作为艺术实验,各种写法都是可以尝试的,各种文体因素都是可以吸收的,营养应该丰富,趣味应该宽泛,视野应该开阔。但诗歌的基本文体特质,则必须在总体上加以保持并不断得到强化。
至于诗的内容和表现,则应是立足现实的感受和体悟,上下贯通历史与未来,感性与知性,现实性与超现实性,一时之性情与万古之性情,地域性、民族性与世界性,新与旧,创与因,个人与群体,国家与社会,民族与人类,整体呈现一种有机融合状态。但具体到每一首诗,其内涵如何,则无定规。表现上必须采用个人化的方式,从个人视角切入,以小我的面目出现,用小我折射大我,而决不能用大我取代小我。今天的诗人要有明确的文学史意识,要清楚前人、他人都写过了什么,写到何种程度,这样才能既有效地学习、借鉴前人、他人,又自觉地避免在内容和表现上与前人、他人的雷同、重复,避免盲目的无意义写作。 在李白写过诗之后,自己还怎样写诗,这是每一个晚生的诗人都必须认真面对的严峻问题。世代累积异常丰厚的诗歌史,早已名家辈出,名作如林,今天热爱写诗,注定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艰难。原创性的诗歌和大诗人不会再出现了,晚生的我辈在创作上和理论上不必存有开辟鸿蒙的奢望,否则就是无知和愚妄,可笑之至。今天的诗人,能够为诗歌史增添哪怕点滴新质,或者仅仅是把前人的诗意换一种有新意的表达,也就无愧于诗人的称谓了。只要看看今日文坛,虽然到处都充斥着颠覆与解构的喧噪,可又到处都是“前人的文本从后人的文本中从容地走出来”的有趣现象;看看今日艺坛,画不出花样的画家纷纷脱掉衣服,热衷于暴露生理器官的所谓“行为艺术”;就该明白今日文学艺术家想象力和创造力的衰竭溃败,已经达到无可救药的程度。所以,用完全新创的标准来衡度,时至今日,文学艺术无疑已经黔驴技穷,陷入困境甚至绝境。不过好在每个人的一生都是一部缩微的人类进化史,每一个个体生命都是独一无二、不可再现的,人类的生活、情感在总体上是重复的,但对每个人来说则都是第一次,是新鲜的。每个人的阅历、情思、心境,都有诗意的成分,并在特定情境下产生诗意表达的冲动,这是由生命的质性所决定的人的内在需求。这种诗意是散文小说、视图影像都无法很好承载的,只适合入诗。因此,把诗歌落实到个体,个人化的诗意表现,即可视为新的表现。这就是今日写诗的价值所在,也是备受物欲挤压的诗歌不会消亡的真正原因。
与古典大师的诗歌文本相比,今日诗歌的新,基本是个人意义上的,已经不具备人类的整体意义和诗歌史意义。这是一种相对的、局部的、不完整、不新的新;而古典大师的诗歌文本,不仅对个人是全新的,对人类整体和诗歌史也是全新的。古典大师的诗歌文本,说出了自己没有说过的话,同时也说出了人类没有说过的话,并且为诗歌史贡献出前人所无的新形式。当代诗人的诗歌文本,说出了自己没有说过的话,但这些话前人和他人或许早已说过了,甚至说得更好,在形式上也不大可能再有何新的建树。这是晚生者的悲哀。
小时侯从父母那里接受诗歌的启蒙,或许是天性使然吧,于似懂非懂的懵懂中,对于旧诗与新诗竟是一例的喜欢。早期新诗人徐玉诺先生是父亲的老师,徐先生新诗、旧诗皆佳,父亲时常谈起徐先生的诗和逸事,这对一个喜爱诗歌的孩子来说,无疑是一种意义和影响非同一般的浸润濡染。所以待年岁稍长就疯狂写诗,梦想做一名诗人。多年的涂抹,偶或有个别的篇章、句子、意象略见新意。惜乎才力单薄,终归好梦难圆。虽然对诗歌的热爱未尝少减,后来还在痴迷地读,断续地写,诗人梦却不再做了。长期在大学中文系教书,从两鬓青青的助教到两鬓微霜的教授,诗歌鉴赏、研究一直是自己的职业,围绕着职业,读诗,评诗,写诗,也似乎形成了良性循环。自忖因为写诗,略谙个中甘苦,所以读诗、评诗,庶几能够多些亲切,多些滋味,而不至沦入只评不写者时或不免的那种隔膜、架空和干涩。尝试着动手写诗,对于诗歌鉴赏评论、解读阐释,对于诗歌研究和教学,确实大有助益。
处身这个诗性遮蔽、诗意缺失的年代,因而更加深切地感受到诗歌与自己生命生存的须臾不可或离。回首既往人生,因为有诗歌的加入,所以在平庸、简陋、窒闷、晦暗、痛苦之中,也自有令人陶醉的激情、美丽、灵动、澄澈、欢乐;瞩望此去人生,为了更好地安顿自我的心神,也为了更加尽职尽责,使自己有能力给庸俗文化流行的大学校园里的青春生命,添加一点不可或缺的诗性和诗意,自当一如既往,在读诗、评诗、写诗的循环中,循环不已。 但在完成编选、写成“后记”之后,短暂的闲暇期已然过去,略觉宽裕的心境不复存在,自己又身不由己地开始忙碌于教学科研和日常事务,诗集出版的事情便被搁置起来了。这里面当然还有一些深层次的原因:那就是自己写诗纯属读书、教书之余的自抒自娱,基本上不去投稿发表;自己秉持的直承诗骚、直承唐宋、直承五四、旁采域外的诗观,与多年来起落喧响的新诗潮流,有着天然的难以消弭的距离;自己关于旧体诗词由于言文分离和体式局限,无法完满充分地表现当代社会生活和人生的看法;自己践行的把古典诗歌的艺术营养转化到现代汉语诗歌写作之中,努力创造出属于自己时代的、期望比美古典诗词的新诗文本的做法,似乎也为新旧诗歌两界所难以认同容受。人应该有起码的自知,于我而言,自疏于热闹风光的流行诗坛,也许就是最合适不过的选择。由于缺乏内在动力的助推,诗集出版的事便被轻易地置诸脑后了。 流光容易把人抛。一转眼又是许多年过去,自己虽然仍在不停地读诗评诗,并重启诗笔,但也仍然仅只满足于自抒自娱,并无其他更多更大的想法。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可能是因为大致清楚自己写到了什么份上,也大概明白流行的诗歌是什么样子的,离岸入水的意愿就更加淡漠了。一直到了2015年前后,身体出现较大的问题,严重影响工作效率,夜深不眠之时,逾觉苦闷无聊,便翻出历年新诗习作尚存留者,约1500余首,挑选其中的一部分,从2017年春夏间开始,陆续在微信朋友圈发送。
推原自己的心迹,此举盖出于终难割舍和不甘自弃的万不得已,实亦消磨时光、祛除病苦之一法也。不意被师友亲朋们看到,得到许多不虞之誉。沈家庄先生、杨炳麟先生、熊元善先生、陈才生先生、王若虹先生、袁勇先生、杨玉东先生、章雪芳老师、刘文凤老师、徐静老师、咏梅老师、亚明老师、泠子老师等师友,先后在他们的刊物和平台上选发了我的一部分习作。一些大学中文老师和中学语文老师,也在课堂上解读赏析我的习作。谢冕先生、李元洛先生、陶文鹏先生、吴思敬先生、黄维樑先生、薛天纬先生、王永宽先生、解正德先生、蔡世平先生等师长,更是对我勉励有加。在李元洛先生等师长的催促鼓励下,自己逐渐克服踌躇心理,动手选录1975—2020年间的新诗习作300余首,在庚子这一特殊的年份,编成这本集子。出于体例统一的考虑,集子里不收散文诗习作和旧体诗词习作。李先生的长序,吴先生、陶先生、王先生的评语,这时也都已写成寄我。他们在序文和评语中对我的高评,尤其是李先生序文中的高评,我是决不敢当的。但李先生说,他和我素昧平生,用不着奉承我,他是实话实说,好就是好,不好也不会说好,他说的话是要对诗坛和时间负责的。吴先生、陶先生、王先生和许多阅读、转发、评论的师友,也都表达了相近的意思。由小楼听雨诗刊章老师编发在“都市头条”上的李先生序,点击阅读量已过30万;编发我的几组习作,点击阅读量也都在20万以上。我把这一切,都视为先生师友们和读者朋友们对自己的殷切期待、热情鼓励和有力鞭策。人生感意气,为了酬谢先生师友们的知遇和读者朋友们的厚爱,我最后决定出版这本诗歌习作自选集。
在此需要说明的是,这本自选集最初仍名《时光留痕:纯和不纯的诗》,河南文艺出版社在论证选题时,建议改名为《餐花的孩子》。两相比较,改后的书名感觉确实更好一些。前此,著名书法家刘颜涛先生已为拙集欣然题签。书名更改之后,我却不好意思再劳颜涛兄惠赐墨宝,这是非常抱歉也相当遗憾的事情。 感谢河南文艺出版社总编辑马达先生的大力支持,他的高远情怀令人深受感动!感谢著名诗人王国钦先生,他以诗家内行的眼光为拙集出版一事的定位,让我大受鼓舞!感谢责任编辑熊丰老师的精心编校,她为这本习作集的出版付出了许多辛劳!感谢所有青目关注我的诗歌习作的读者朋友,我将从你们的热情肯定或者中肯批评之中汲取力量,艺无止境地继续坚持写下去,并且争取写得更好一些——

杨景龙(1962.12—)笔名扬子、西鲁,河南鲁山人。二级教授,安阳师范学院中国古代文学学科带头人,河南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学者、年度人物,创新团队首席专家。中国词学研究会理事,国家社科基金项目通讯评审、成果鉴定专家。搜狐教育全国分省“十大最受欢迎教授”。长期从事中国诗学研究,兼事诗歌创作。先后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全国高校古委会项目等10余项,在《文学评论》《文学遗产》《文艺研究》《光明日报》等报刊发表论文100余篇,出版《古典诗词曲与现当代新诗》《中国古典诗学与新诗名家》《传统与现代之间》《诗词曲新论》《花间集校注》《蒋捷词校注》等专著10余部。论著入选“中华国学文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典推荐书目”,获评中华书局年度十大好书、中原传媒好书、中国读友读品节百社联荐优秀文艺图书,多次获河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河南省高校人文社科优秀成果奖、河南省文学艺术优秀成果奖、夏承焘词学奖、全国优秀古籍图书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