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跬步三十年》连载之十六
跬步三十年 卷一
1980年9月——1984年5月
穆希超

卷一 1983年(10月——12月)
10月22日星期六
种“一号井”麦子
汇河北“一道生产路”俨然成了街市,路两边摆满了自行车、地排车、喷雾器、三齿钩、铁筢子等农器具。有的麦种盛在布袋里放在地排车上,有的麦种摊在地上的塑料布上。
这是社员们在排队挨号种麦子——现在种麦子全靠机播,省事、省时、质量又好。播种机黑白连续作业,社员们白天挨不上号,就只好等到晚上了。
10月24日星期一
本月14日、15日,到泰安去了一趟,一则带大女儿到泰安中心医院检查视力,二则去泰安泰山疗养院看望邱淑英表姑。下面几则日记记述在泰安的见闻。
○疾奔火车站
我去泰安多是上湖屯火车站乘坐火车,我们村距离火车站七八公里,步行不到两个小时。赶车、乘车有一些故事很有意思,寻思再三,值得补记一笔。
头一天晚上,忙忙碌碌收拾了好一阵,把各种需带的东西检查了好几遍,把所要办的事情使劲想了好几遍,才放心地躺下。
夜里醒了好几次。看看表,一点多,早,睡下。一会儿又看看表,两点多,还早,再睡下。等到最后一次看表的时候,坏了,五点多了!因为头几次看表,影响了休息,后来却睡着了——我发狠一定买个闹钟。
快起!叫醒女儿,慌慌忙忙穿好衣服,蹬上鞋袜,用头一天晚上的洗脸水抹了一把脸,急匆匆出了家门。
列位看官,我为什么这么急?并不是事出无因。去年上泰安,到火车站的时间倒不晚,只是排队的人多,我排在了后边。好容易快到售票口了,只听咣的一声,售票窗口关了。只好上了火车再补票,要多花两角钱的补票费!两角钱也得省啊,两角钱能买一斤三两多盐,能吃十几天!
到车站时六点四十分,离开车还有二十分钟,这次晚不了了。我擦擦脸上和藏在头发根里的热汗,看看车站周围,怪了,并没有多少人,为什么?百思不得其解。是来坐车的不多呢,还是他们不怕来晚了上车补票?也许,如今兜里有钱了,谁还像我那样在乎两角补票钱?
我匆匆走进候车室,里面也没多少人,售票处更是冷冷清清,售票员正在看画册。我掏出一元六角钱,说,“泰安,两张”。她才慢条斯理地把视线移开画面,接过我递上的人民币,摸了两张车票,对准那个机器的小孔一攮,把车票扔在了窗台上,再回头去看那小画册。我对这位售票员油然而生敬意:她这种见缝插针、专心致志、“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小画书”的刻苦学习精神,很值得我们学习!
我买了车票到了候车室外面,找块石头坐下,离开车还有十几分钟的样子,但见来坐车的人还是不多。
我从提包里抽出一本杂志《名作欣赏》便欣赏起来——也算是向那位售票员学习的具体行动吧。
一会儿,人们稀稀拉拉、游游荡荡、若无其事地上车了。火车吼叫了几声,这声音能传到十几里之外,然而在跟前并不觉得多么响。
火车启动了,很稳。大概该上车的已经上来了,没上来的想上来也来不及了。我不明白:今年这个时候坐火车的人怎么那么少呢?于是,我又后悔起来,后悔不该来这么早,多睡一分钟也是好的啊!
我总结经验教训:老黄历真是看不得,又一转念,哪里有卖新黄历的呢?
○车上遇故知
上车后遇到了一个熟人,是族家东院的一个妹夫,湖屯人氏,姓张,在某联办中学当民办教师。我们彼此比较熟悉,他来东院叔家走亲戚的时候我经常陪他。他是一个既实在又很看重面子的人。我们寒暄几句,说了些套话。他说他要去肥城师范参加语文备课培训。
“去几个啊?”我问。
“三个,全公社才三个指标,都给我们学校了。学校又安排我们学校教语文的去。”
我对他的说法有些怀疑,全公社不可能只有三个指标,即便三个指标也不可能全给他们的学校。
“别的科的教师一个不去吗?”
“由公社统一组织培训。”
“如此说来师范只培训语文教师?”
“对,对。”
“你们学校共有几个语文教师?”
“三个。”
“只好都去了?”
“嗯,哪……”他有些嗫嚅,些许尴尬。我们又换了一个话题。
“你认识肥城五中董德常吗?”我问。五中就在他们村里。我和董是同学,毕业分配时,他留在本县,我去了平阴。
“怎么不认识啊,同班同学。前两天还去找过他,让他安排一个学生。”
“他一个普通教师能当多大家啊?”
“他现在提拔当五中党支部书记了,哥哥,你不知道吗?”
“啊,是吗?那,他干得不错!”
“是干得不错,教师中党员本来就不多。你没听说过?”
“两个县,消息闭塞,这边的事情很少打听。如此说来,他当了书记,你托他安排个学生还不好办啊?”
“是没费大劲。他说,他找了校长、主任商量。校长、主任说,咱这样的兄弟单位,张老师送来个学生,不收不够意思啊!”
我说:“见到老董,替我向他问好!”
他问:“哥哥,你怎么认识董书记的?”
“我们是大学同班同学。”
“你现在干什么啊?”
“我依然教书上讲台!”
10月26日星期三
泰城里边胖子多
文化路上算得上车如流水马如龙,而在人流中,有不少胖子。他们中有不少“三根腿”,有的在别人的搀扶下缓慢地东倒西歪地艰难行进。
泰安中心医院大门口,不时停下几辆小汽车、“130”、北京吉普、小面包、还有“红旗”轿子等等。从小“红旗”里下来一位老者,很胖,是在两个小青年的帮助下——一个从前面扶,一个从后面推,才帮那位老者完成了下车的任务。
我的那位表姑就很胖,一米六左右,二百多斤,听说现在比以前好多了。我六十年代在泰安上高中的时候经常到表姑家拜访。她解放前就参加了革命,她的阅历资深、知识丰富——我很尊敬这位表姑。
我领着大女儿来到表姑门前,敲了一下门,里边一个女低音问道:“谁呀?请进!”我应答了一声,推门进去。
表姑十分高兴地欢迎我们的到来。她似乎还是那么胖。她坐在沙发上欠了欠身子并没有起来。
“这是我的大女儿,”我说,“叫姑奶奶!”女儿叫过,眼睛直勾勾地望着这位初次见面的姑奶奶,身子直向一边趔趄。不知是眼生,还是没见过这么胖的人。
“这孩子从小在农村长大,没见过世面!”我说。
“孩子都是这样,尤其是女孩子。”表姑说。
我坐在表姑身边说话。又问起表姑的身体情况,她说,有一段时间几乎快不能动了,高血压,头晕,天一凉才逐渐好转起来。说话时,她脸上还滚动着汗珠。
说了一阵子话,她要起来泡茶。我说,我自己来。
她又解释道:她喝的茶太浓,恐怕别人喝不了,是减肥茶。她的饮食都是受体重制约的,比如,除了喝减肥茶外,不仅不吃肉,几乎到了不愿别人“说肉”的程度,她的主食是煎饼卷生菜叶,二两重的一个煎饼要卷上近半斤菜叶,外带四两生葱——无疑都是为了减肥。表姑生活上很讲究,好像我干的这一行,写文章一定要突出中心一样。
“老邱!”外边一声低而细的声音挤进门缝。
“郭大嫂,请进!”表姑让道。
门开了。进来一位身高体胖的中年妇女,头发斑白,下颚的肉耷拉着,走路突嚓突嚓响,说话并不见嘴唇启动。
我赶紧站起来让座。
“没外人。”表姑对来人说,“娘家门上侄子。”
我让她坐沙发,她却走到一把椅子跟前,用手扶着桌子,扭了180度,慢慢把身子放到椅子上。
“老邱,你的减肥经验怎么对我无效?”
表姑笑笑:“你不要性急,才几十天,还能那么快!我坚持了一年多,才降到这个水平。”
那人道:“你光说了,你知道有多么难受!”
我仔细端详这位刚刚来到的客人,似曾相识。哦,想起来了,头几年我来看表姑的时候,曾经见过她。那时,她微微发胖,进屋来还给表姑开玩笑,说一句笑话扭身便走。今天她又来学习减肥经验了。她原来当医生,就是因为过胖而提前退休的。
胖人多了。这一事实告诉我们,生活水平确实提高了,如何让胖人不再为胖而发愁成了大问题。
10月27日星期四
范老墓前游者众
游普照寺,出门向西,便是著名学者、文化名人范铭枢墓。我仔细拜读完范老墓的碑文,欣赏过林伯渠同志的题词,觉得腿有些发酸,看看表离吃饭还有一点时间,何不学习范老的精神,在此看一会书呢?于是,我偎依在范老墓旁,从提包里抽出一本刚买的新书《老舍文集》。
这里并不清静,游人不少。有的默读范老碑文,然后掏笔记在笔记本上,沉默片刻离去。有的则老远就高声叫起来:
“范,姓范的墓!”
我扭了扭头,想欣赏这位与众不同的先生的尊容,一块石板遮住了我的视线。
“噢,老范,范铭区!”那声音又叫起来。那人来到了墓前。我抬头望去,是个二十五六岁的小青年,大背头,长脸,胡子有些发黑,背着长带黑皮拉锁印花大提包,手里提着自动黑尼龙雨伞,穿呢子裤,扫地裤脚包着鞋后跟,确是与众不同。
“噢,谢觉吾是干什么的?”他看到了西边有一块石碑刻着谢觉哉先生的题词。
后边那位打扮和他差不多,似乎没听见,只是探了一下头看了看。他们又转到后面,听不清念了些什么。难怪,碑文尽是繁体字。
后来又来了几位游客,操着南腔北调,有的像工人,有的像学生,有的男不男、女不女,什么也不像,就像“四不像”吧!念“范铭区”的还真有几个。《老舍文集》我看不下去了——那个“区”字一次又一次地敲打着我的神经末梢。
“耳不听则心不烦!”我赌气把书塞进提包,抓起雨伞,拍打一下屁股,愤然离去。
“范老,范老,你在哪里?”
10月30日星期日
鞭打小黑驴
为了保墒情,大队里集中了六犋牲口到“一号井”耙地。十八头牛马拼成六犋牲口,有前有后,人欢马叫,好不热闹。
忽然,其中一犋牲口上的小黑驴趴下了。掌管那犋牲口的是一个三十来岁的汉子,他稳稳地站在耙上,扬起鞭子照着驴腚“叭叭”就是两鞭,那驴只是摇了摇头,欠了欠腚。
那汉子有点急,下得耙来又朝驴腚打了几个响鞭,那驴还是无动于衷。汉子火了,向后退了两三步,岔开双腿,把鞭子交给左手,右手上吐上几口唾沫,右手再接过鞭子,将鞭头在天空转了两圈,骂道:“真不是玩艺儿,你的主人当队长,你就耍孬熊么”!话音未落,鞭子叫着响哨落在了小黑驴的头上,鞭梢上卷起了一撮驴毛。
“叫你耍孬!”一鞭。
“叫你懒蛋!”又一鞭。
“你有本事去告我!”又来一鞭。
“您爹当主任你不干活也不行!”再来一鞭。
一连打了十几鞭,那小毛驴算有种,仍然没动,只是摆摆头瞪瞪眼而已。那汉子扔了鞭子,双手拤着腰,气得脸色发黄。
“拿镢头来!”他大声喝道。谁给他拿镢头?可惜他没有秘书,也没有勤务员,只不过咋呼几声,吓唬那驴,然而那驴连眼皮也不翻一下。
“别打它了,它累了,让它歇一会吧!”原来在他后面的耙了一圈又回来了。同行们让他息息怒、消消气。
“我算服你了,孬种!”他一边骂着小黑驴,一边朝耙走去。
10月31日星期一
地、县两级财税局和教育局检查学校基建费的使用情况。
上周六,下午三点多了检查团还没来,大家估计他们不一定来了,因为计划赶不上变化——倒不是他们说话不算数。
正在议论,两辆吉普车开进了学校。检查团的领导从车里下来,有几个人还争论着什么。看来,他们对某个问题争论了一路。我想,领导的工作作风是转变了,坐着车也不肯闲着,工作态度也够认真的了。
校长、主任把检查团的同志让进校长办公室,桌上的茶水已经换了好几回,桌子上还摆着几盒琥珀烟。据知情人士说,检查团的领导们一进屋便朝着茶水使劲,渴了,渴了,争论问题不少费劲。我有切身体会,讲一堂课下来便嘴里生火、嗓子冒烟。
水喝得差不多了,也听完了学校领导关于基建费使用情况汇报,一个领导提议看一看,众人一起响应。于是领导们看了整修过的教室、学生宿舍,校长介绍哪是新建的,哪是翻修的……他们啧啧称赞说,比检查的上一个学校的情况好多了。学校领导听了检查团的表扬,心里自然十分高兴。
六点多,检查团要走了,他们说事情很多、很忙,没功夫在这里吃晚饭了,学校领导再三挽留也无济于事。校长、主任把他们送上汽车,汽车发动起来了,轮子也缓慢地转起来。一辆车又打开车门,大家以为是检查团向学校领导还告别礼,听得有一人问道:“你们的基建费是多少?”
“两万三!”几个人异口同声应着,同时先伸出两个手指头,接着又伸出了三个手指头。
11月3日星期四
传来了一个大好喜讯
县煤建公司打来电话,拨给了十吨煤炭指标,还是块煤。会计边听电话,边咧着嘴笑,连感激的话都不会说了。接完电话,他兴高采烈地告诉周围的人:那天去县里要指标回来,以为没指望了,不错,还没白跑。还是老同志有滋味。原来,他找的是一位原在一起工作的同志的爱人,她在煤建公司当会计。
这真是一个特大的喜讯!凡听到这个消息的同志,都笑得合不拢嘴,这算办成了一个大事情!试想,如果买不到煤,冬天不生炉子,老师能开心办公么?学生能舒心学习么?会计听到这些赞扬声,也扬了扬眉,挺了挺胸,得意之情溢于言表。
然而另一个问题又来了!没指标难,有了指标运煤又成了大问题。不是车不好找,不是路不好走,也不是支不起运费,而是煤矿里边装车难!
校长只好亲自出马了。肥城矿务局查庄煤矿的装卸队里有他的一个亲戚,他便去找那个亲戚。校长笑眯眯地回来了,不用说,有音儿!别人也跟着笑。一问,果不其然,那里把煤给送来,就是运费贵一点。
“运一吨多少钱?”
“十元!”
“是吗?那十吨就要一百元了?”
“这个账还不是像1+1等于几一样好算么?”
“真不贱,要按吨公里算,就是二三十块钱!”
“一算细账就觉得便宜了。据说租车拉煤等三天也排不上号,租一辆50拖拉机一天就是50元,三天多少钱?再加上运费共多少钱?”
噢,原来如此!我们费了事、多花了钱还得认便宜。
“当然便宜了,要不是亲戚,连门儿也没有!”
11月5日星期六
上周日,我拉地排车去地里运地瓜,走到地里,妻子问:“你拉筐头子来了吗?”我说:“拉来一个。”她问:“为什么不多拉一个?”我说:“没想起来。”又问:“拿绳子来了没有?”我说:“拿绳子何用?”她说:“拉车,拴车。”我笑着说:“我却忘记了。”
妻子有些生气,道:“你也有忘事的时候,还说人家是‘无心菜’,我看你也是……”我嘿然一笑,这回算让她抓住了把柄。她确实常忘事,而往往受到我的“揶揄”,她总算伺准了报复的机会而令我无话可说。
二女儿在一旁看得清楚,听得仔细,慢言慢语道:“我暗暗佩服他这个‘有心人’哪!”我拊掌大笑!女儿上五年级,不知从哪篇课文里学来的一句,却用得如此恰切、精当!——女儿生来偏向妈呢。
11月6日星期日
大母猪又生产了,这一窝生了七个,全是一色小白猪。母猪斜躺在猪圈里,四根腿伸开,小猪簇围在奶旁,用嘴拱,用身子蹭,哼哼地叫着,有的则从母猪的腿下边钻过去,那母猪则高抬起贵腿。有的趴在母猪的腿裆里,母猪则将腿轻轻放下,像母亲精心地搂抱着孩子……
后边圈里的母猪也发情了,这头母猪是家里大母猪的孩子。早晨,它拼命地嚎叫,嘴里冒着白沫,拱圈门,爬圈墙,不思饮食……于是,放它出来,前面一个人领着、唤着,后边一个人轰着、赶着,它便老老实实、服服帖帖地朝赤脚兽医家走。它好像知道,兽医家养着一头威猛、俊健的大种猪。
11月7日星期一
□上周六四点多,教导处程主任的阑尾炎又犯了。到铝厂借车,铝厂几乎处于瘫痪状态,连管车的人都找不到,只好坐公共汽车去了县医院。回来的同志说,大家放心,程主任没动手术,采取保守疗法,明日即可返校。
□今日凌晨五点多,床身晃起来,以为孩子睡觉不老实使然(孩子来校住几天),一摸,孩子睡得正香,这才醒悟:地震了。拉开电灯,并未见其他东西移位,也未闻其他声响,知道是轻微地震,不知震中在哪里。
11月9日星期三
据《参考消息》透露:周扬同志作了自我批评。周扬同志曾写文章鼓吹社会主义社会也存在“异化”现象,主张:政治不要过于集中,经济可高度独立,文艺可尽量自由,并宣扬抽象的“人道主义”,造成了理论战线的一些混乱。
11月10日星期四
□周一凌晨地震震中在东明,震级5.9级,死亡34人(一说32人)。
□晚,召开党员会,传达了十二届二中全会上陈云同志和邓小平同志的讲话。陈云主要讲如何搞好整党的问题;邓小平主要讲如何清除精神污染和防止整党走过场的问题。
中央对这次整党决心很大,是我们取得整党胜利的重要保证。
但是,多年来,我们党从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沾染了相当厚的灰尘,真可谓积重难返。陈云同志谈到党员开会要补贴的问题时说,以后再要补贴,开除他的党籍!战争年代背着脑袋上前线,谁要过补贴?
要补贴,这还是合法的,那些大量的、更为严重的不合法的,陈云同志知道否?
11月11日星期五
昨晚,数学组为调走的三位老师送行,为新到的展老师接风。两桌,22人,老师们基本都参加了。理化组长姜脉志老师致祝酒词和欢迎词。数学组长郭泗恩老师为离去和新到的老师祝酒。
11月14日星期一
华子要睡觉了,我出开被窝:“钻凉被窝可恣了!”
华子把眼一瞪,眼珠一转,不明白我的意思,又一想,笑了:“不恣!”
“怎么不恣?”我问了一句。他突然望着我的脸说,“我恣,你就不恣了!”
“为什么?”我倒有些迷惑不解了。
“我先睡,暖热了被窝,你不能钻凉被窝了,你还恣吗?”
嗨嗨,有道理!——他没学过形式逻辑却用了逻辑学上的归谬法。
11月17日星期四
《青年文摘》列举了当今世界上的六大科学奇案:
1.关于地球的第十颗行星;
2.宇宙的黑洞;
3.宇宙的起源;
4.外星人的寻觅;
5.元素周期表的极限;
6.人类进化有无缺环,即有无类猿人?
11月24日星期四
上午十二点多,为学校送烤火煤的车终于来了,是块煤。这车煤不仅煤质好,而且来的正是时候,是学生们、老师们即将升任“团长”的时候(因冷而抖成一团)。
下午四点半开始分煤,六点半分完。各办公室、教室里备下了今冬的烤火煤,炉子没点,心先暖和了。
一车煤拉了6.2吨,过完秤见了实数,只损耗了几十斤,善哉!
11月25日星期五
我们做了一回“英雄”
晨,一个不速之客闯入学生教室,是一个二十多岁的男子,二寸长的头发,以为是流氓来校骚扰。我们将他摁倒在地,用绳子捆了,送派出所——我们做了“英雄”。有认识他的学生告诉我,他是精神病患者——我们应该是英雄,因为我们擒拿他的时候,并不知道他是精神病患者。
11月28日星期一
昨晚晚自习后,比法定时间提前三天安上了燃煤炉子。
炉子一点,屋里就暖;炉子一点,水瓶就满。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12月1日星期四
下午,班里召开期中复习考试经验交流会,廉进东、展召法、楚东红、楚玉梅、王成红、王强、王鹏、陈民、郑苍金、张树国、马顺国、王宝兴等十二位同学介绍了他们的学习经验。
夕会时间,我做了总结。肯定了廉进东的全面发展,展召法的钉子精神,马顺国的一丝不苟,楚东红的勤于思考,楚玉梅的严肃认真,张树国的处处留心,号召同学们向他们学习。
要求同学们抓好几个环节:
抓好课前预习,做到心中有数;
认真听课,记好笔记;
独立完成作业;
经常复习旧课,“温故而知新”;
勤学好问,不放过任何一个疑点。
12月3日星期六
过石横发电厂扩建工地
下午回家,穿过太平村,路过石横发电厂扩建工程工地——这里是全国重点建设项目之一。工地上车水马龙、人山人海!拖拉机、大马车、小驴车、老牛车、人力车,穿梭般来往。路面上的灰土足有十几厘米深,车轧过,尘土面子向两侧飞溅,像大石头投进水里,像军舰在大海里劈开航道。整个工地被笼罩在尘土里。
人多车多,我无暇四顾,只有聚精会神、专心致志地驱动自行车走自己的路。
“喂,老穆!”一个熟悉的声音唤我,我停下车,回头一看,是周合生。我们彼此很熟,好久不见,紧紧握住手。他很有才,写得一手好文章,是石横公社党委秘书兼宣传委员。三十六七岁,胖乎乎的,白里透红的脸庞被尘土蒙了一层灰尘,问我:
“从孔村来?”
“是的。”
“怎么走这边?”
“到高余,逛逛书店,顺便买件内衣。”
“忙吧?”我问。
“这不,成天盯在电厂扩建工地上。”
“听说,刘振茂书记调走了?”
“调任肥城县基建委员会主任,已经报到了。”
“谁来接任他?”
“没听说。”
“你……”我一说,他便明白。刘书记曾向县委推荐过他。
“哈哈……”他笑起来。
“………”我也笑了,但没笑出声来,道,“真干那东西,也真够累的。”
“也没意思。”他说。
“天不早了,改日再谈吧!”我告辞。
“抽空来玩啊!”
“好,好,再见!”
我骑上自行车,专心致志走我的路。
12月4日星期日
石横发电厂扩建工地见闻
一个老大爷的地排车被拖拉机撞坏了,拖拉机司机答应赔偿。为保证道路畅通,众人把地排车抬到路边。老汉有些着急,扯开嗓子骂起来:
“娘!什么×事!眼睛长到腚上去了?”他是骂的拖拉机司机。
“他娘的什么×事!重点工程,我们沾多少光?叫老爹们作这些难!”他是骂的……
只要有人骂,就有人看,有人劝。在一旁休息的人围了上来,老汉骂得更来劲了:
“×他娘!我这辆车才刚刚打上个把月,崭新崭新的,还没大用,就被这王八羔子给撞坏了!赔,赔,赔了车还赔了功夫啊?
“白捞毛,干下力,×么也挣不着!我七老八十,还给他卖命!……”
他所在的单位思想工作做得不到家,对支援国家重点工程认识不充分,他有些抵触情绪。
老汉显然没有文化,没上过学,即使上过学,语文成绩肯定不好,起码作文好不了,抓不住中心,选材跑了题。
正好几辆小车来到跟前,从小车上下来几个人,听了好一阵子,又与周围的几个社员啦了一阵子。老汉并没有发现,或者发现了没有引起他的注意,他也可能认为,官的大小与汽车大小成正比,小汽车里的官不如大汽车里的官大。
据说,几天以后社员拉土的工钱增加了。因为是公社统一承包的工程,工程费经公社、大队、生产队层层剥皮之后,到了社员手里就所剩不多了。然而汗水、车损等全是社员的。
原来那几个人是县里来检查工作的干部。后来又听说,他们纠正了公社扣留工程款过多的做法。
12月5日星期一
石横发电厂扩建工地亲历记三则
电厂扩建工程打的是一场名副其实的人民战争。
○早饭前十分钟,“调令”来了,调我临时去参加全国重点项目——石横发电厂的扩建工程建设,时间一天。
下调令的不是电厂工程扩建指挥部,也不是平阴县教育局,而是我的妻子,她现在的职务是我家西屋主任。这个调令只有她下,别人也不会下,而别人也令不动我。——基建土方任务已经按人口多少分配到社员户里,没劳力的,办法自己去想,不能按时完成任务的,要受到严厉的处罚。
我匆匆用过早饭,“办完手续”,和送调令的“女同志”一块出发了。
我的任务是给拖拉机装土。我们六个人装一辆拖拉机,装满后,坐上车,拉到工地上,把土卸在新建的通往电厂的火车道的路基上。
拖拉机喷着黑烟,爬上路基,土台又增高了一些。我抬头望着老发电厂那巍巍的晾水塔,耸立的高压输电线路,我心里感到非常的荣幸——我,一个教育工作者,也能有机会为祖国的四化建设添砖加瓦,我尽到了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应尽的义务。
○工地上尘土飞扬,今日目有所睹,且融入其中。尘土像早晨的浓雾,十几米以外,便看不清人影。
白发染黑了,黑发染白了。
当我一次又一次地掸去衣服上的一层层尘土,我忽然又后悔起来,不是后悔我为了支援国家重点项目建设而钻进了尘土阵,而是后悔头几天理发时剪去了几撮鼻毛。鼻毛是肺脏的卫士,是阻挡尘灰进入鼻腔的第一道关口。由于我鼠目寸光,或者对近期工作缺乏前瞻性,“人无远虑必有近忧”,竟做出了那样一个错误的决定——剪掉簇拥在鼻孔周围为肺站岗的鼻毛。那固然可以增加一点美,但就抵挡千百万病菌侵入肌体来说,要比增加一点美观重要得多,现实得多。
○摩肩擦踵的人流,熙熙攘攘的车队。人,各具情态;车,各式各样。
汽车,拖拉机,大马车,小马车,地排车,小推车;套牲口的,不套牲口的;冒烟的,不冒烟的;六个轮的,四个轮的,两个轮的,一个轮的……
这种一个轮的木轮车子,平时看不见——有的已经劈成了木柴进了锅底,那些进了“博物馆”的,现在又“偶尔露峥嵘”了。如果向前推上三十年,倒是司空见惯的。那时候叫木轮车,顾名思义是木头轮子的车子。这种车子的“车耳”很有讲究,一是车耳木料,以枣木为上等。二是镟耳技术。车耳镟好了,推车的时候车叫的声音好听。一个人推着车子走,往往寂寞,可是听到车子叫,好像同家里人窃窃私语,又像听婉转悦耳的歌曲,推车的不寂寞了,浑身的疲劳似乎少了许多。后来,木头轮换成了橡胶轮,老百姓美其名曰“推不够”,车轴上安了钢铃(轴承),车辐是铁丝的,车耳是铁的。打足气,把车把一掀,车子自己往前跑,那时打气又不要钱,怪不得叫“推不够”呢。哪像推木轮车,蹶着腚,扯着脖子瞪着眼,拼死劲地往前拱。
这种木轮车十几年没见了,现在又出现在电厂扩建工程工地上,还挺引人注目,只是听不到车子唱出的悦耳的音乐。
拉地排车的,更是各具特色。
有的套着马,或骡子,或小毛驴。圆蹄的牲口跑起来快,拉车的把袢搭在肩上,摇摇鞭子,车子便呼呼地往前跑。大多数的牲口也不用扬鞭子,因为牲口有跟车的习性。车主人笑眯眯的,有时还喊上几句“二黄”。为什么不高兴呢,一车土能挣二元多,一天下来能挣十几元呢!
有不少人力车。三人的、四人的、五人的不一而足。一个男子汉驾车,一个妇女拉边绳,那是夫妻俩;一个男子汉,一边一个姑娘拉边绳,那是亲爷仨;还有,一个姑娘驾车,一个姑娘拉边绳,那是姊妹俩……有的车后边还跟着一个六十多岁的老者,穿中山装,只是到崖头的时候,他将车子推一把——他可能是退休的干部,也来支援国家重点项目建设来了。
12月8日星期四
中午两个酒场
○前边一个酒场设在校长室,校长的两个亲戚来了。
晚饭点声响了,校长这里的酒场才散场,校长的亲戚东倒西歪走出屋门便拍着放在门口的自行车后座叫道:“钥匙,钥匙”!没呼唤出钥匙,却唤出了校长。
“滚蛋!”校长一手拤腰,一手指着他吼道,“不允许你在这里撒泼!这里是中学,是我们的学校!”
“钥匙,钥匙!”那个人还是用力拍车子后座。一个陪客赶紧给他找钥匙,并示意他快走。客人走了,他们什么也没有说,校长回屋里便睡了。
看来,这一桌都喝得不少。
○后边一个酒场设在卫生室。三个人喝了二斤。客人是卫生室主要负责人展主任的内弟。客人喝得脸红红的,大眼角、小眼角里堆满了眼屎,好像喝酒的唯一目的就是往外拱眼屎。烟头在他手里翻滚着,有时把着火的一端衔进嘴里,但每次都是很快抽回来。
陪客的是展主任的本家爷们。他是已经吃完了午饭又被拉来的。大凡客人来了没人陪着喝酒,脸面上就不光彩——起码展主任这样认为。展的爷们来陪客,似乎不是为了拱眼屎,而是为了拱话说:“你们都来看,我的手表针朝哪里了?”于是,他们便都伸过头来看。展爷们还是饭后入场的,据说这样能渗酒,同样情况下不容易醉倒。
12月9日星期五
回忆刘振茂书记
(一)1976年“三夏”时候,我从“农业学大寨”驻队工作组调石横公社党委政工组做资料员。我的任务是协助公社领导了解基层生产情况,需要的时候写一点资料、材料,算是公社党委的一个“幕僚”吧。
我接受这个“任务”并不痛快。尽管有人说,这个位子是“位卑言重”,说话有分量呢,或者提拔快、好事多。我却不以为然。在这里工作,接触最多的是党委领导,俗语云“伴君如伴虎”,稍有不慎,会造成更大不利呢。更何况,党委刘振茂书记是一个性急如火的人。
(二)刘书记是1975年秋从县委组织部调到这个公社任党委副书记的。
他第一次出头露面是在一次秋种现场会上。现场会的程序一般少不了典型经验介绍、党委传达工作意见,最后由一位领导人作会议总结,并部署下一步工作,那一次便是刘书记做的总结。
刘书记总结给人印象最深的一点是小麦品种三年“阿福”化。有一个资料上介绍,小麦“阿福”是外国品种,喜大肥大水,抗倒伏,高产,千斤不到顶,只是小麦颜色有些发红,面粉口感不太好。刘书记的总结很现实,说,现在每人每年只能分到几十斤麦子,过年过节也不肯松开腰带吃顿水饺。“阿福”化了,小麦产量过了千斤,即便八百斤吧,每人分上三百斤,也比地瓜面煎饼味道好得多!咱们要拿出点革命干劲来,革命加拼命,苦干三年,争取小麦品种“阿福”化!会场上顿时响起了笑声。那笑声,是对刘书记恨社员不富的好心肠的赞赏呢,还是对他“初生牛犊”理论的讥笑呢?不得而知。
12月10日星期六
回忆刘振茂书记
(三)1976年初冬,“农业学大寨”如同“土地革命”运动、“农业合作化”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一样搞得如火如荼,战役在北山圈里打响,还是搞大会战式的“人民战争”——修大寨田。眼看朔风四起,大地封冻,不少大队已经结束工程“班师回朝”了,可是北部某大队的工程完成了不到二分之一。
刘书记分析了这个大队工程进度慢的原因,是人工出得少,人少能叫人民战争?为什么人少?那个大队临近厂矿,经济富裕,社员生活条件好,受不了工地上的罪。但归根结底是大队书记靠不上。
刘书记打电话找来了大队支部书记老钱,钱书记的年龄和刘书记差不多。一见面,没多少客套话,便开门见山、单刀直入:
“老钱,你们大队工程进度慢,问题就在你身上。‘干部带了头,群众有劲头’。你东逛西游‘不务正业’,干部们、社员们都瞪着眼睛看着你呢!
“咱们是共产党的书记,不愿意干,声明!写申请辞职!愿意干,你回去拉地排车上工地!大队里留一人在家值班,其余的全部上工地!谁不去,撤职!你干不上去,撤你!撤了你,还要在全公社的大会上点你的将!”
老钱从刘书记办公室出来,贴身的衬衣快湿透了。
果不其然,第二天,那个大队的大、小队干部,男女老少、大车小辆都上了工地。
12月11日星期日
回忆刘振茂书记
(四)我初次见到刘书记,几乎吓了一跳。
他四十来岁,身材魁伟、五大三粗,穿青棉袄,棉裤,条绒鞋。袖口上耷拉着几根线头,封领扣敞着,倒不是故意展示里边沾满油渍的衬衣。
最令人生畏的还是他那脸络腮胡。如果不麻烦理发师或者自己定时挥舞保险刀片,他扮演《水浒》上的花和尚鲁智深或者黑旋风李逵,不用化装便百分之百的合格!可惜那时还不让演那些古装戏,《水浒》也正在遭受厄运。
天赐神威!刘书记有这一脸胡子,也增添十二分威风!再配上一双目光犀利的大眼,那真是怒目金刚下凡,霹雳火秦明再世了。
据说,看起来他长相“凶狠”,不好接近,一旦接触上,完全不是想象的那样。
有一次,公社要开一个庆祝大会。大凡庆祝大会,写上几十条标语,放上几十挂火鞭,找几十个棒劳力,把牛皮大鼓擂得震天响,在高耸入云的高杆子上安几只大喇叭,由秘书写好稿子,书记照本宣科,再找几个典型吹上一阵,就是一个很像样的庆祝会了。
头两天的晚上,秘书刚刚找好参考材料,铺开稿纸,准备为书记写讲话稿,秘书家里捎信来了——爱人病了,送进了医院,让他去看看。秘书给办公室的人说,你别声张,她今晚死不了就不要紧,在这样的关键时候,也不能请假,即便请假书记也不会批准。孰料这话被书记知道了,问明了情况,批评了秘书,命令他赶快去照看他的妻子,还安排公务员找辆车去送他。
12月13日星期二
回忆刘振茂书记
(五)1977年,盛夏。
公社党委为落实县委指示,要召开一个“三夏”现场会。刘书记给我布置了一个任务:去选一个先进典型,准备开会现场。现场会在哪个单位开,对于那个单位来说,是很荣幸的事情。
刘书记还嘱咐我,要了解一下那里各方面的情况,干部的精神面貌,社员的思想状况,苗田管理情况。苗田管理要求做到细、快、好,尤其群众要发动得好,男女老少齐动员,整半劳力都上阵,人民战争,有声势,有气魄,有效果,那才是大干社会主义的样子。特别注意:看有没有用“懒汉犁”拱沟、灭茬、起垅一箭三雕者。上级早就批判过懒汉犁了,那东西使用了两千多年,灭茬的时候,一个人扶犁把,一个牲口拉犁,快则快矣,就是一样不好——对待地里的小苗,像鬼子扫荡一样,特别是地头上拐弯的时候,连刮带埋,造成了严重的缺苗断垄。要找个这方面的典型,狠狠批判一下。这关系到能不能改革田间管理制度,做到精耕细作,这也是两种思想的斗争,要坚决改变这种落后的耕作方式。
我匆匆吃过早饭,双腿拧着自行车上路了。清风掀起我的“的确凉”衬衣的后襟钻到后脊梁上去。盛夏的早晨,没有中午的酷热,没有晚间的闷燥,像春秋天一样爽快。
地里的春作物绿油油的,“麦子去了头,高粱拱着牛”。夏苗也快一尺高了,伸开胳膊遮盖着地面。远处的电线上一排一排的燕子在窃窃私语。时而有一两只杜鹃飞过,声嘶力竭地宣扬它的“光棍好过”的理论。
春玉米已经放喇叭头了。
我用了两三天的时间,有目标、有重点地“巡视”了全公社的大部分大队,与部分干部和社员进行了交谈。“外行的看热闹,内行的看门道”,凭我这些年积累的经验,只要在地里走上一遭,看看苗情,听听老百姓的议论,那个大队的工作情况会了然于胸。
我来到公社南部大平原的一个地头上,那里聚集着二三十个人,我便向着那堆人走过去。
12月15日 星期四
回忆刘振茂书记
(六)地头上,二十几张铁锨一字儿摆着,二十几个青壮年劳力零零乱乱地找个合适的地方坐着。有的小青年解开了扣子敞着怀,摘下草帽当蒲扇使劲扇着。有的则把草帽垫在腚底下。有的干脆扒了光脊梁,把褂子掖在腰带上,这是一个好办法,用它当毛巾擦汗,又吸水又方便。
有一个虎背熊腰的汉子正在讲话,他好像是在做“战前”动员:
“我们贯彻上级的指示精神不能走样!在三夏工作中,同样存在着两种思想的斗争!例如那种懒汉犁,公社党委一再批判懒汉犁,说谁再用懒汉犁灭茬、起垅谁就是懒汉!我们用铁锨扶垅虽然累一点,多下点力,但苗子保护得好啊,大家看看是不是这样?
“我们队长已经向党支部表了决心,坚决砸烂懒汉犁!大队里说了,谁如果不听上级吆喝出了问题,吃不了就让他兜着走!
“今天这个干法很好!不用懒汉犁,每人一张铁锨,折沟、起垅一遍成功。有人说这个办法太费劲,大家说,活要干好、干细,不费劲还行?在炕头上睡大觉怪省劲,能行吗?”
……
我暗暗佩服这位农村干部是上级指示的忠实执行者。我打下车子,和他们打过招呼,便坐在了地头上……
青乎乎的玉米地里,麦札已经刨了下来。用鐝头刨,一鐝下去,只有巴掌大的一片,一个生产队要搞好几百亩地的苗田管理,要付出多大的劳动代价啊!中国的劳动人民,是真正吃苦耐劳的楷模,战天斗地的英雄!
我知道,这里是××大队的一个生产队。刘书记嘱咐过,要注意这个大队,因为这个大队的干部素质好,工作扎实。真是名不虚传!我要到村里找支部书记座谈一下,认真总结他们“三夏”工作的经验。
走进大队书记的家门,书记也是刚刚从地里回来吃早饭(农村早饭一般很晚)。我们彼此很熟,也没过多的客套。他是一位四十多岁体格健壮、精力过人的汉子。他洗脸的功夫,我看了他家的摆设。墙皮经多年的熏渍,油黑发亮。屋角里摆着几个大瓮,瓮上放着瓢盆等什具。绳捆索绑的八仙桌上放着油瓶、醋瓶、酒瓶、旱烟筐儿,旱烟筐儿里乱七八糟扔着自制的一头粗、一头细的大喇叭……
我说明了来意。他一边吃饭一边介绍了他们大队三夏生产的发动和进展,特别介绍了封杀懒汉犁,“大批促大干”的几个典型事例。我被他们的精神所感动。我嘱咐书记把这些情况整理成书面材料报给公社党委。
我向公社刘书记汇报了几天来“巡视”的情况,特别介绍了××大队等几个大队的做法和经验。书记十分高兴,说,现场会基本定了,党委会再研究一下,就在××大队召开。
选点的任务完成了,我似乎看到全公社“三夏”生产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七)“文革”前的高考多在夏季进行,1966年“文革”开始后停了两年,1968年后“高考”不再“考”,改为“推荐优秀工农兵学员”,仍然多是在夏季进行。1977年的夏季却没有动静,人们分析,考试制度或许将作出重大改革。
我听到恢复高考的小道消息,离高考时间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我想考大学,这是我十几年前就有的梦想。我知道,考上大学将会改变我的人生。但我有很大的思想顾虑:如果参考得中而远走高飞,还好;如果名落孙山,领导会不会说我扎根不稳、见异思迁、不识抬举而影响今后的工作?如果不参加高考,错过了这个机会,会不会遗恨终生?我决定“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宁可备而不用,不可用而不备。白天照常上班,夜里加班复习功课,常常挑灯夜战直到“东方欲晓”。
一天,刘书记忽然召见我们几个在公社机关工作的“老三届”的高中学生开会,说,你们的福音来了,中央决定恢复高考,你们可以穿坎肩子作揖——露一手了,你们有这个基础。你们可以停下工作专下心来复习功课参加考试,有什么困难,党委帮你们解决。
……
上大学后的第一个暑假,我们几个好朋友约定去看望刘书记,刘书记热情接待“客人”。吃饭的时候说起当时刘书记对我们考学的支持,我们感谢不已。刘书记说:你们在公社工作,充其量是为石横5万人民做贡献,你们上了大学学了本领,将来为国家工作,于己、于家、于国都是好事情。我这个党委书记难道连这样的道理还不懂吗?
我又一次对刘书记肃然起敬。
12月25日星期日
周日听到的故事
刘光录病故了,按庄乡我称他大伯。
他出身富农,虽未带上“帽”,但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他也曾享受过“亚四类分子”的待遇。
他上过几年私塾,打得一手好算盘,却空有一肚子文化,连个记工员也当不上。
粉碎“四人帮”后,他才敢直起腰来走路。儿子二十几岁娶了媳妇。社员见他的儿子老实肯干,想推荐当生产队会计,他觉得屈儿子的才,不同意,说等等再说。
年近六旬的他,精神爽快干劲足。有一次上屋顶干活,不慎腾空而下,摔伤了大胯,住院治疗三个多月,又在床上躺了些时日,方能拄着双拐,靠四条腿走路。又锻炼了一年,两条腿能走路了,家里人十分高兴。
高兴还有另外的原因,儿媳妇临产了,如果再生个胖孙子,嗬!那不是“噢他爹打噢他娘――噢极(急)了么”!他在算盘上多次演算过,又请行家测过,说保准是男孩。儿媳妇想在家里生产,他说什么也不同意,说必须上医院,那里保险!
儿媳妇上医院了,他在家顿顿温上一壶酒,炒上几个菜——喝两盅!
一天中午,他刚喝了一盅,医院里的人回来了,他忙问:“生了个什么?”来人脸一沉,“姑娘”!啪!筷子往桌子上一摔,顺手抄起菜碗,像飞碟一样,抛到院子里去。
他病倒了,从此再没有起来,没过几天便一命归西。
社员们都说,不值得!
12月26日星期一
全地区小学教师要进行统考,地区统一命题,监场人员从各公办中学抽调,由小学负责人配合。阅卷评卷由公办中学负责,分数要严格保密,如同大学招生一般。
12月29日星期四
参加小学教师考试监考,考场设在孔村小学。
12月30日星期六
阅改小学教师考试试卷到晚十点多。
12月31日星期六
今年的日历只剩下最后一张了,我们应该干点什么呢?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议论着。
“还是去铝厂澡堂洗一次澡吧!偿还一年来的宿愿,再者,也不要把今年的灰尘带到明年去!”有人提议。
“对得很呢,也过一个轻松、愉快的新年!”有人响应。
“只可惜那里的洗澡池子太小了。”
“不,洗澡的人太多了。”
“对,两个条件同时具备了。”
“洗澡人多到什么程度呢?”
“人们蹲都蹲不下,只好站着洗。澡堂外间脱光了衣服等着洗澡的人还不少,只好发扬钉子精神往里挤了。”
“挤到什么程度呢?”
“挤到挤不进去为止啊!”
“那也得去,只要小心自己的‘物件’不要被挤掉就行了。”
在合着嘴的笑声里,在极度“危险”的情况下,我们终于洗了一次澡。在1983年的最后一天,我们算办了一件大事,以轻松的心情和干净的躯体迎接新一年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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