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跬步三十年》连载之三
自 序
——穆希超《跬步三十年》（序三）
为帮助读者阅读拙作《跬步三十年》，有必要将我的经历和其他一些情况向读者做简约的介绍。
我出生在史圣左丘明故里——肥城市西部边境汇河岸边靠近平阴县边界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里。我的父辈、祖辈都是目不识丁的老老实实的本分农民。
我的青少年时期赶上了好时代，一个重视教育的好时代。我有机会到比较好的学校里安心读书，尽管生活还很困难。特别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读初中和高中的时候，我接受了良好的素质教育，德、智、体诸方面都有较大发展。
1968年我从泰安二中高中毕业后回到故乡当了农民，继承了父辈的事业。此间，我与家乡的庄乡邻居、父老乡亲、沟沟坎坎、五谷六畜结下了深厚的感情，我的根深深地扎进了农村的黄土地里。
1977年恢复高考后的首场考试，把我送进了高等学校，从此改变了我的命运，改写了我的身份，让我走向了更加广阔的天地。但是，我的生命之根仍然在农村，在农民中间。这段历史被浓缩后发表在2005年12月6日《齐鲁晚报》的一篇征文里，题目是《裹紧棉袄上考场》，摘录于下：
1977年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场考试，像变戏法一样，把我从一个老三届的高中学生变成了新三届的大学生。
1968年，我从泰安一所重点高中学校毕业，响应伟大领袖的号召，回到了生我养我的广阔的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一干就是10年。
我们的支部书记是一个识字虽然不多，但很有见地、有胆识、有魄力的优秀农村干部。他很懂得“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道理。他认为像这样稀少的“高等学府”里出来的青年人，应该让他们下力、吃苦、历经磨难，今后才能有出息。十年里，我服从组织安排，干过农、林、牧、副，尝尽酸、甜、苦、辣，也淘到了人生第一桶金。
我干过清洁工，具体分工挖大粪。我的搭档也是一位高中毕业生刘绪海（注：1968年参军，后转业青岛，日记里经常提到他），我的亲密朋友和同学。我们的组长是一位旧社会讨荒要饭出身的老贫农李大爷。 从他的身上，我进一步懂得了什么叫艰苦朴素、吃苦耐劳、朴实善良。
我当过铁匠。先学拉风箱，后当“二把手”，把一块块的钢铁，几经煅烧打造，做成一件件有用的器具。
我干过科技队，当过村干部，干过农业学大寨工作队，我拼命苦干，想尽快甩掉农村的穷帽子，可我总觉力不从心。我想读书，我也想上大学，当工农兵学员，可惜我已经不符合推荐条件。
1977年冬，听到了恢复高考的消息，离高考还有二十来天。既然机会来了，无论如何也得做最后一搏，我便开始了紧张的复习。白天不敢公开叫板，恐怕领导说我扎根不稳、野心膨胀、不识抬举。我只好暗度陈仓、挑灯夜战，直到东方欲晓。
一个寒冷的冬日，八百学子云集，我裹紧棉袄上了考场。考场里没有生炉子，有些冷，我不时裹紧小棉袄。
翌年三月，一个春暖花开的日子，高考通知书终于发下来了，全公社共四张，其中有我的一张，我的领导、朋友、同学、亲戚、家人为我的胜利而祝贺、而欢呼，我自然也十分高兴。我欣喜之余，心头掠过淡淡的一丝悲凉：这是一张迟到的录取通知书，它整整迟到了十年！但它毕竟是我迈向新生活的通行证。
1980年济宁师专毕业后加入平阴县的教师行列，也写过一篇文章《毕业分配，离家近一点》，记述这个事情：
1980年1月，我在济宁师专中文系顺利完成学业，分配问题如期而至。班主任老师就分配去向征求我的意见，我对老师推心置腹：上学二年，虽然时间不长，也是抛家舍业，离妻别子，自己吃苦受累虽没什么，家中父母年近花甲，小孩嗷嗷待哺，负担够大的了！但愿工作地点能离家近一点，节假日能助家人一臂之力，对妻子的付出作一些补偿，也就心满意足了。老师说：省出版社有你的一个“戴帽”指标，你不愿意去也就罢了。不论到哪里，干什么，都是党的事业。
我没有回到故乡肥城县，而是几经辗转来到了邻县平阴县的第七中学，这是一处公办中学，离我的老家只有七八公里路程——谢天谢地，一切如愿以偿！
我到学校报到，首先看到的是一张张天真无邪的孩子的脸！手心手背都是连心肉，山里山外都是老百姓的娃啊！
同志们彼此熟悉了，一位政治教师问我：“你怎么莽莽撞撞分到这里来了？这是一个谁也不愿意来的地方。”我说：“牤牛的耳朵，离角（方言读牛角为牛jiā）近啊！”他又问：“你知道这个学校是什么学校吗？”我说：“公办中学啊。”他说：“错了！这里人称‘教师进修学校’！不少分来的老师多则几年，少则几个月便调走了。”我问为什么，他亮出一根大拇指，说：“这个，是……专家！”我说：“我什么闲事都不管，‘两耳不闻校外事，一心教好圣贤书’，只求节假日照顾一下家庭，还能挨整啊？”他说：“不信，以后走着瞧。”
以后的时间里，学校领导和老师们竭尽全力、大刀阔斧，为治理学校教学环境、提高教学质量团结协作，努力工作，取得了不菲的成绩。
几年之后，我因工作调动离开了那个学校。现在回想起那段经历，仍是很有价值、大可圈点、最值回味的激情岁月。
1984年机构改革调县委办公室任副主任，1990年调县纪委任副书记，1997年调供电局任党委书记至退休。这些人生道路上的重大变化，开阔了我的视野，丰富了我的阅历，也自然丰富、充实了日记的内容。
我记日记的习惯可以追溯到上初中的时候。应该感谢我的语文教师郭庆金和王仲碧老师，他们要求学生都要认认真真地坚持写日记，我按老师的教诲做了，且一直保持下来。上高中，到高中毕业回乡务农（有时用工作日志代之），到恢复高考升入大学（有时中断），到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前前后后绵延近50年。先是老师“逼”着写，后来自己主动写，再后来自觉写，以至养成了习惯，成了生活、生命的一部分。
先期的部分日记（包括务农期间的工作日志）遭到了厄运。
我离开家乡到200里以外大学读书的时候，把书籍和日记本、记录本捆绑包扎装箱装袋放到屋里一个2米多高的半墙子上（用土坯垒成的半截墙），那里是老鼠够不到的地方——我防备老鼠将书籍和本子啃啮。
防备了老鼠，却没能防备我的不识字的父亲。
在那个生活较为困苦的年代，我不在家，全家人老的老、小的小，老的上不去马，小的拉不开弓，挣的工分远远不能满足一家人吃、喝、穿的基本需要，何况父亲还有喝酒的嗜好。当他见酒壶底干起来，钱袋子瘪下去的时候，眼睛便瞅见了半墙子上那些装着书和本子的箱子、尼龙袋。父亲把那些书本挑了挑、捡了捡，把装帧整齐的书本和硬皮本留了下来，却把写着字的本子当废纸卖给了“破烂王”，然后进了挂面房做了包装纸。
我回到家里见箱子里和袋子里少了东西，方知父亲为了解决生活上的燃眉之急而采取了应急性措施。
我没有和父亲吵闹，因为不全怨他——他不识字，不知上面写的什么东西，能怨他么！生活拮据、紧迫，他按照马克思的教导先解决吃饭饮酒等基本的生活问题，能怨他么！我没有想到父亲会打那些书本的主意，也没有想到父亲能从那么高的地方搬下那么沉重的东西，忘记了人在非常时候能有超常的力量的定律，能怨他么！
我心疼不已、后悔不迭，然而没用。
在我的残存的日记里，还可以找到初中、高中和回乡务农时期的部分日记，那是用精装硬皮本写的，亏得它们穿上了“马甲”——堂皇的外套。那里面有我当学生时天真稚嫩的面孔，有青年时代奔腾的热血……特别见到初中时候的日记里老师写上的“阅”字，有时还有一句“好！”、“很好！”、“继续努力！”等鼓励的话，好像又看见尊敬的老师的音容笑貌……
1980年9月9日以后的日记开始规范起来：用正规的16Ｋ备课本或会议记录本，每天坚持认真记。每记完一本，便编号入橱，后来入档——这便成了《跬步三十年》的基本素材。
选择9月9日作为日记的新起点自有我的道理。
9月9日是一个特殊的永远不能忘记的日子，在4年前的这一天，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逝世，举国哀痛、天地同悲。作为读着毛主席的书、聆听着毛主席的教诲成长起来的我对毛主席有一种特殊的感情。
我从毛主席的书里不仅学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还学到了做人做事的道理，我牢牢地记住了毛主席的一句话，并作为我一生的航标。那句话是“一要勤，二要俭；不要豪华不要懒，懒则衰……”，这和哲人说的“勤以励志，俭以养德”一脉相承，这使我终身受益。
勤和俭是劳动人民的本色，古人早有“勤俭持家”的训诫。勤者：辛勤，勤奋，勤快，勤恳，勤勉，“天才出自勤奋”，天道酬勤，勤奋读书，勤奋工作；俭者：节俭，俭省，会过日子，不讲究吃穿，“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节约每一个铜板为着我们的革命事业”……
勤和俭往往是一对孪生姊妹，鲜见勤而不俭或俭而不勤者。我的母亲就是一个十分勤俭节约的人（日记里多有记载）。母亲一生勤劳，起早贪黑、披星戴月，终生劳作，年轻时候自不待说，到了老年不慎把大腿摔成粉碎性骨折，行动极为不便，她仍拄着凳子力所能及地做家务活。我从记事起就尽力帮母亲干活，例如烧火做饭、打水垫圈、推磨倒碾……母亲的一幅床单用了近40年，补了30多块补丁，真是补丁连补丁，补丁罗补丁；补丁的布料红黄蓝黑各样颜色都有，像联合国的旗帜，像老和尚的百衲衣。母亲用自己种植的“铁扫帚”（一种草本植物）亲手捆绑的笤帚、炊帚够我们用十几年……
我从母亲的身上继承了勤俭的优良传统。
我穿着补丁衣服结婚、上大学，参加了工作走上三尺讲台，到县委办公室工作以后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还穿着妻子亲手做的布鞋。我不是买不起皮鞋、西装，而是传统的观念让我觉得穿上这些东西不舒服。有的同事也提醒我注意外在形象——毛主席在接见外宾的时候还穿皮鞋呢！直到妻子为了生计干起“泡豆芽”的生意而成了忙人，改革的春风莅临我的脚面，穿布鞋的“政策”才有所松动。在实行改革开放，国民经济迅猛发展，家庭收入、经济状况有了大幅度提高、改善之后，我也不敢懈怠，不敢铺张、不敢浪费。节俭的意识和作风抑制和泯灭了对物质的欲望，该得到的可以得到，不该得到的绝对不能不择手段地去奢求，尽管我有不少那样的机会，这应该是廉洁的思想基础。时至今日，我对不珍惜劳动人民血汗，无节制地讲排场、要面子，大手大脚、挥金如土的铺张浪费行为依然嗤之以鼻，对“用消费刺激经济发展”的观点依然不敢苟同。
父亲像他同时代的许多老农一样，喜欢“喝二两”以致视酒如命。母亲却对他老人家这一“爱好”颇多微词，甚至到了深恶痛疾的程度。在我很小的时候，她就告诫我不要学喝酒，我遵母命为训，时刻牢记在心，不敢忘怀。
在教育孩子方面，父亲信奉“棍棒底下出孝子”的古训，从小就对我进行严格的管教，在我到了“儿大三分客”的年龄，还享受着父亲的巴掌、鞋底不时光顾屁股的优厚待遇……尽管我是“关东的高粱——独一杆”。虽然看起来父亲的做法有些不近人情，但他的严厉管教又养成了我刚毅的性格和坚韧的毅力。
伟人的教诲，母亲教给我的勤奋的精神和父亲培育的坚韧的毅力支撑着我几十年如一日（无论工作多忙多累）把记日记的习惯坚持到底。
记日记的好处和用处，先辈和专家已多有精辟论述。我记日记的初衷倒不是为了“人过留名、雁过留声”之类，主要的是出于习惯和爱好。“好脑瓜不如赖笔头”，记下每天生活上、工作上发生的事情，为自己走过的每一步留下一个印记，并检点这一步走得是否正确、正当，对自己的生活和进步大有裨益，特别对于退休后回忆过去的经历，应该是一种精神享受。
事情和我预料的正相吻合。赋闲在家，除了侍奉老人，忙忙家务、看看报纸，听听广播（很少看电视），便抽空翻翻日记，发现这些东西竟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对于有兴趣了解彼时的情况和研究那段历史的专家来说或许有点裨益。因此，为了自己看的方便，为了今后让孩子们看的方便，为了给专家提供研究资料，便产生了把“不宜示人”的日记整理出来“让财富继续生财”的念头。此念一出，得到了同事、同志、朋友、亲友的大力赞同、鼓励和支持。几个腰里鼓实装着几块银元的朋友还答应帮我“出书”，这着实让我大受鼓舞。另外，在《齐鲁晚报》“新三届大学生”活动征文，《齐鲁晚报》创刊20周年纪念征文，“山东电力报”纪念改革开放20周年征文活动中，我写的征文都获得过奖项，在2009年“第19届全国图书交易博览会”“知书识礼、共建和谐”读书征文活动中，我写的征文《饭长筋骨书长魂》还意外地获得了二等奖，这使嘴笨笔拙的我更坚定了整理日记的信心。于是，我便稳下心来，集中精力整理我的记得比较规范的1980年9月9日以后三十年的日记。
日记《跬步三十年》的内容十分芜杂，可以称作“大杂烩”。古今中外，天文地理，政治经济，哲学文学，亲情、朋情、社情、民情情情挂齿，无不涉猎；听到的、看到的、想到的、感悟到的，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连心，皆入囊中——这可能是日记的属性，起码是我的日记的特点了。
日记的主要内容随着工作单位、工作性质的变化而变化，但自始至终有一条主线，那便是从头到尾没有离开农村、农民和农业。
前边已经说过，我出身农民家庭，是农民的儿子，我的根深深地扎在农村的土壤里，我的经络里至今仍流淌着农民的血液，我和农村、农民有根深蒂固的割舍不断的渊源。我熟悉农村，了解农民，懂得农民的心思。我不仅深爱着平阴县的山山水水、村村落落，在退休前的近20年里曾因工作的关系诸如访贫问苦、调查研究、检查工作、处理问题等到过平阴县近300个村庄和部分机关、厂矿、驻军及企事业单位，广泛地接访、接待、接触过工、农、商、学、兵等各界人士，还与不少同志结为好友；我还深爱着我的故乡，关心着我的故乡的每一个变化。为家乡的发展进步、群众生活的改善而高兴，也处处流露着“哀农民之不幸，怒农民之不争”的感情。
家是什么？家是父母居住的地方。我参加工作几年后家属孩子转了户口，搬到城里居住。我动员父亲母亲也到城里和我们一起生活，父亲说什么也不同意。“人恋故土马恋群”，他们离不开故土，离不开那几间祖上留下的老屋。他们对土地，对他亲自喂起来的牛羊鸡狗有特殊的感情，就像电影《红旗谱》里朱老巩深深爱着他的土地一样。
父母不肯离开老家，我便常回家看看。每逢星期天、节假日，只要能腾出时间，或骑自行车，或坐车，我便回家看望父母，几十年如一日。在我的记忆里，父母在世的时候，我没有在外面过过一个春节。不论早晚，不论阴晴雨雪，总是在除夕赶回父母的身边。春节大拜年，对我来说是殷切盼望的。我可以利用拜年的时间去看望乡亲父老，共同感受他们的忧思和疾苦，分享他们的幸福和快乐，所以，日记里有相当的篇幅是记述春节拜年的见闻、家乡的逸闻趣事，很多都是父母或乡亲告诉我的。从这些记述里可以清晰地听到农民脉搏的跳动，清楚地看出农村的巨大变化，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农民如何摆脱贫困，一步一步向着社会主义新农村迈进的步伐。
真实是日记的价值和生命力所在。
我贞守日记要真实的原则，侧重于记事、记实，有些内容（例如涉及保密及某些个人隐私）没有收录；有些现在认为当时记的不到位的地方不再补充和修改，只是对原来的文字做了技术上的处理，保留了原汁原味。
日记里出现了许多人的身影。有省、市、县直至村级的领导，有同学、同事、同志、朋友，有父老乡亲、庄乡邻居……日记中很少直言他们的优缺点，我不是看不到他们身上的闪光点或瑕疵，也不是找不到赞美或讽喻的词句。赞美领导、同事，有阿谀谄媚、沽名讨好之嫌，是我不愿为也；数落别人，有揶揄诟病、门缝看人之弊，是我不忍为也，人之臧否世人自有公论，我则采取白描的手法，把他们的性格特点蕴藏于故事之中。
三十年的日记写了大约450万字，原打算整理50万字即可，不料那些个人认为有资料性、参考性、趣味性、知识性的文字却不忍割舍，经过筛选留下的远远超过了这个数，好在自己对这些冗长而杂乱的文字没有“懒婆娘的裹脚——又臭又长”之嫌。
日记的内容按照工作单位的变化和工作性质为5卷。
第一卷，教师：《三尺讲台》；
第二卷，县委办公室：《案牍劳形》；
第三卷，县纪委：《纪检一兵》；
第四卷，供电局：《电业公仆》；
第五卷，退休归里：《仰望夕阳》。
穆希超
2013年12月
目录
序一 宋俊忠1
序二 师东岭6
自序8
卷一 三尺讲台1980.9—1984.5
卷二 案牍劳形1984.5—1990.7
卷三 纪检一兵1990.8—1997.2
卷四 电业公仆1997.2—2002.10
卷五 仰望夕阳2002.10—2010.9
附录：（文选20篇）
后记 跬步三十年 卷一1980年 一九八○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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