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爱乐女”成立之日起，已经过去25年了，虽然这个女性音乐团体只抒写了短短七年的历史，但是她的音乐理想、实践以及她所代表的文化精神却在她所影响的那批人身上延续。也许再过25年，我们还会看到有人抱持着“爱乐女”精神在世界各地传播中国音乐。而作为一个从“爱乐女”走出的音乐家，我始终感谢“爱乐女”在我生命中最重要的时期提供了一个纯净的舞台，而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在我为之努力的事业中将“爱乐女”精神无限传递下去。

—— 章红艳  2015年，于北京  

章红艳

中国当代杰出琵琶演奏家，教育家，中央音乐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央音乐学院民乐系主任、非遗中心主任，北京大学艺术学院特聘教授，北京联合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UIC）荣誉院士。她兼任学术、教学、演奏、社会音乐传播于一身，被媒体誉为“来自东方的使者，无与伦比的音乐精灵”。

从“爱乐女”走来  章红艳 / 文

从“中西合璧”到我的永久课题

加入“爱乐女”可以说是我人生中一个新的起点。1989年底，当时的外来文化和流行音乐在我国大行其道，古典音乐受到巨大冲击而进入低谷。在这个特殊的文化时期，郑小瑛老师、司徒志文老师、朱丽老师、黄晓芝老师等人联手发起成立了以女性演奏家为主体的“爱乐女室内乐团”，以普及和推广高雅音乐为主旨，集合了一批优秀的女性音乐家，以清新、高尚的形象为古典音乐另辟蹊径。

我的加入还要特别感谢王范地老师。“爱乐女”成立之初，主要以西洋乐器为主，但郑小瑛老师给乐团的明确定位是以“中西合璧”的艺术形式使“爱乐女”更具中国特质。因此，如何纳入中国乐器和音乐元素成为她首先考虑的问题。琵琶在中国乐器中的代表性毋庸置疑，许多古典诗词中关于它的描述不胜枚举。它的点状特质、丰富技法以及强大穿透力无疑使它成为中国音乐语言最丰富也是最具代表性的中国乐器。既能代表中国特色，又兼具与弦乐队合作的适宜性，郑老师首先想到了琵琶。琵琶与弦乐队又恰好体现了点和线的关系。当她找到王范地老师要他帮忙推荐人选时，王老师介绍了我。时年我大学三年级。对于一个还未踏足社会的学生来说，实践的舞台弥足珍贵。从小我接受最多的是中国戏曲音乐的熏染，这也让传统音乐在我身上刻下了深深的烙印。而进入中央音乐学院学习以来，我所接受和耳濡目染的又是西方音乐教育模式，经过这种双重音乐教育的培养，在我的视野里，看到的不仅仅是自己手中这件乐器的丰富和张力，还有中国音乐有向世界传播的可能性和水准。“爱乐女”的召唤给了我一个将多年接受的中西双轨式教育付诸实施的平台，而“爱乐女”所追求的中西合璧的艺术理念不仅与我接受的教育是一致的，还给了我一个充分发挥的空间。

      章红艳演奏《霸王卸甲》

1990年“爱乐女”成立首演音乐会上，因为当时还没有琵琶与弦乐队的作品，我演奏了一首琵琶独奏《诉》。那之后，许多志同道合的作曲家深受“爱乐女”的志愿精神和人格魅力所感，开始陆陆续续为“爱乐女”创作和改编作品。基于中西合璧的艺术理念，作曲家创作和改编的作品多半是由民歌改编或是中国乐器与西洋乐队结合的作品。《琵琶行》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诞生的。作曲家莫凡根据唐诗创作的琵琶与弦乐队《琵琶行》因为恰好与中国传统文化相关联，成为了我们的必演曲目。虽然当时也出现了一些琵琶与交响乐队的作品，但从没有一个乐团或个人如此明确的去做中西合璧的探索和尝试，“爱乐女”的发展定位清晰、明确。当1993年“爱乐女”开始出访演出时，就更加坚定了要带中西合璧的作品和形式出去。我深知，从那时起到后来郑老师去组建厦门爱乐乐团都是基于中西合璧的思路。她认为，走出去与西方比拼交响乐，我们的乐团并不占优势。但如果在音乐构成上加入中国代表性乐器、加入中国作品、风格及至元素，就会形成自己独有的特色，是对中国音乐最好的传播。郑老师的这一思路一直深深影响着我，“爱乐女”的这段经历也更加坚定了我用中西结合的方式去传播音乐的想法。

研究生期间，我开始做更多有关“琵琶与交响乐队”的探索和尝试，“爱乐女”给了我最初的实践舞台。几百场演出下来，直接面对舞台和观众，加之与乐队的磨合所积累下来的经验，让我对琵琶与西方乐队这种声响组合的可能性有了更深刻的认知，内心的蓝图也渐渐清晰。在这个过程中，开始有作曲家不断给我写作品，水到自然渠成。在我研究生毕业时，我开了一场协奏曲音乐会。整场音乐会演出了五首琵琶与交响乐队的协奏曲，这种以中国乐器为主奏的协奏曲专场音乐会在当时属于首创，因而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和热议。

以后，我开始独自走上世界舞台，站在一个更高的起点与世界对话，逐渐形成我的艺术规格，直到构建起我个人的音乐世界。“爱乐女”让我从一个初出茅庐的大学生，还不明确自己要成为怎样的音乐家，将要走怎样的艺术之路，到成为一个自信的音乐家，坚定地用中西合璧的形式传播中国音乐，不得不说，“爱乐女”给予我的是一个开放的平台和宽阔的视野。

基于对中西方音乐的了解和与“爱乐女”合作上百场演出的经验，我深知当最好的中国音乐遇上一流的西方乐团这是一个强强联手的组合，将产生最好的传播效果。有了作曲家为我写的中西合璧的作品，我带着这些作品开始与德国巴伐利亚交响乐团、慕尼黑广播交响乐团、美国迈阿密交响乐团、巴西国家交响乐团乐团等世界一流交响乐团合作；走遍了卡内基音乐厅、林肯中心、华盛顿肯尼迪艺术中心、波士顿乔丹音乐厅、柏林爱乐大厅等世界顶级音乐厅；与澳门乐团合作十年走遍了整个中国；包括参与各国重奏组、艺术节，还有我的个人音乐季，录制协奏曲专辑，所有这些艺术成就都是从中西结合那个点上走出来的，我一直觉得我不能脱离这个最初设定的目标，从我最初在“爱乐女”进行中西合璧的实践，我将“琵琶与交响乐队”作为永久的课题，我想这是“爱乐女”精神最好的延续。

从郑氏讲述到“且弹且谈”

    “爱乐女”成立在古典音乐最不景气，高雅音乐经营最惨淡的时期，成立的目的就是带着母性的光辉和大爱去做高雅音乐的普及和传播，让改革开放初期的人们对高雅音乐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和了解。她们代表的是古典音乐工作者对音乐的热爱和执着，同时她们也是时代的产物，她们影响了一批人甚至是一代人，当然这其中也包括我。在“爱乐女”成立的七年间，每场音乐会上都有一个固定的环节，就是郑小瑛老师用温柔、坚定的声音为观众做音乐会讲解，如果说中西合璧是“爱乐女”在专业上的艺术追求，那么面对观众，“爱乐女”和郑老师追求的是最有效的传播。

传播这个概念是郑老师带给我的，她让我看到每一次传播的珍贵和重复教育的珍贵。给我触动最深的，是许多次当我们走进大学、工厂、机关，总会遇到一些听众十分感慨地对郑老师说，是您的一堂课、一次音乐会改变了我的一生，让我成为音乐工作者或是音乐爱好者。这些画面带给我的触动和影响极大，我总能从人们脸上看到他们对音乐的渴望，大多数时候人们是因为不够了解，对高雅音乐敬而远之，可是当音乐家用循序渐进，通俗易懂的方式给他们一把打开音乐的钥匙时，唤起的是人们内心对美的渴求和共鸣。我深深感到传播是人与人之间十分重要的沟通桥梁。

2007年底，结束了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访问，我回到国内，看到前辈们经过多年努力后，我们的音乐厅文化、观众的欣赏素养仍止步不前。而且我也认识到，从音乐普及的角度看，我们国家的现状是，一般人群对于音乐、音乐欣赏以及音乐厅文化，都缺乏基本的认识。因此我毅然决定带领我的团队，走上推广音乐厅文化之路。2008年开始我以“且弹且谈”的方式在全国各地举行音乐会，推广音乐厅文化，普及音乐知识。在学校、企业，在小县城、大都市，也包括在国家大剧院和中央电视台，在这种堪称讲座音乐会的场合，我既是讲述人，同时也是演奏者，大部分听众因为这样的方式，而更加尊重音乐家、喜爱音乐。一路走来，我发现他们与音乐的距离仅仅是缺乏一个正确的引导，很自然的，我成为了这个引导者，慢慢地我发觉我已接过郑老师的接力棒，继续走在普及音乐会这条路上。如今“且弹且谈”也已走过六年，每年会举行若干场音乐会，现在我常常听到有人跟我说，章老师，听了您的音乐会，完全改变了我对音乐的认识，对琵琶的认识。我相信普及带来的影响，也相信坚持的力量，“且弹且谈”是“爱乐女”精神的延续，也是我对“爱乐女”精神的一种继承。

从公益演出到免费课堂

“爱乐女”最可贵的还是她们不计报酬、无私奉献的志愿者精神。七年间，爱乐女们凭借对音乐事业的热爱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始终不计回报，风雨无阻地坚守在高雅音乐的舞台上，所以有人称“爱乐女”为“低谷中的鲜花”。前辈音乐家们对艺术的追求，对社会的责任感，对金钱的淡漠，更重要的是她们毫无怨言，无私奉献的精神，无不一点一滴的渗透到我的思想里，使我真正建立起自己的世界观、价值观。“爱乐女”的行为也让我体会到什么是高尚，什么是崇高。所以到现在,我对追求艺术的优美与崇高从未改变。我想，这就是榜样的力量。

 “爱乐女”在当时是以群体的力量去传播她们的音乐和精神，而今，分散在各个领域的我们，则以一己之力希望能影响更多的人。走出去传播中国音乐，开普及音乐会惠及普通大众，这都还是在专业层面的传播。当看到近年来社会文化乱象丛生，则真正让我感觉到现在这个时期从事艺术和文化的人的痛苦。这种痛苦使我随之产生了一份坚守的激情。我曾以“逆水行舟”一文表达自己的时代感受。我想，我还是要把我认定的高尚和崇高追寻下去，于是，在2011年我开始举办免费公益课堂，不设门槛，让所有喜爱音乐、渴望了解音乐的人有一个学习的渠道和平台。不仅如此，这个课堂所教授的内容不局限于音乐，我们以开放的心态和视野广邀文化界各行业的专家前来为我们讲座普及，当中有剪纸艺术、京剧艺术、摄影艺术、文学、经济、音乐美学，还包括非物质文化遗产蓝夹缬艺术等等。每月一期，我们坚持了三、四年，到2019年已举行了90多场了，因为没有杂念和利益，这个课堂成为了闹市中一隅文化的净土。

音乐课堂完全是一种自愿行为，组织者、讲述者、参与者都是自愿的，而且面对不同的人群。这就需要大量坚持不懈的联络、沟通、协调组织工作。在这种坚持中，有一个人始终在鼓舞着我，就是司徒志文老师。司徒老师是当年“爱乐女”的运转核心，是她把自己的热忱、无私和坚持毫不吝惜地投入到“爱乐女”的组织工作中！几年里，无法计算她打了多少电话？联络了多少人？因为每一次的联络都需要打上百个电话。这样的工作量实在是难以想象。如果说郑小瑛老师是“爱乐女”的旗帜、号角、象征；那么可以说司徒老师是“爱乐女”的枢纽、磁石和中心。她们身上所体现出的高贵品质及合作精神令人钦佩！

如今在我的课堂，完成组织工作的已不只是一个人，而是一个团队，正如我所期待看到的，大家分享收获知识的喜悦和参与快乐的同时也在影响身边更多的人。

与“爱乐女”的追求和理想一致，一直是让我感到幸运的地方。走出“爱乐女”，我做的许多事情几乎都基于“爱乐女”给我的影响和启发。假如让我从心里对爱乐女表达那份最大的感激，我认为我做的所有事情就是最好的说明，这是“爱乐女”对我最重要的影响，也是“爱乐女”精神的传承。

       （本文配图选自网络。因无力考证出处故无法署名。感谢摄影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