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僧会

任丘城南20多里，刘庄村有一个古城遗址，地上遗存证明是汉代城池遗址。

宋代太平兴国年间一个叫乐史的人，编了一本地理书，叫《太平寰宇记》，第一次记载了这个遗址，他说任丘古城在县南26里，根据邢子颙的《三郡记》记载，西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巡检海使中郎将任丘筑城，以防海口，因此城名任丘城。至东汉桓帝死，无子，太后派校尉窦武到河间迎灵帝，在此朝谒又谓之谒城。

到了宋元丰年间，王存编《九域志》，古迹部分记载：谒城，一名任丘城，邢子颙三郡记云，汉平帝使中郎将任丘筑，又桓帝北巡，群臣于此朝谒，故名谒城。

一个古城两个名称，这是正常的现象。但两个名称的来源不同，前后两个宋代人在打架。《三郡记》早已经遗失，两个人都引用，说法却不同，谁是谁非，已经成谜。但人们不妨根据历史、地理推论一下，以接近历史事实。关于任丘，前人（清代编修志书的）已经指出，汉代没有任丘姓氏，《太平寰宇记》所引恐属假托。清代学者的看法是对的。查汉代文献，没有关于任丘其人的记载，巡检海使一职是宋代才出现。即使有汉代任丘其人，也不可能任巡检海使，所以王存只写“中郎将”。

关于拜谒。任丘城又名谒城，乐史、王存二人都记载，但原因不同。乐史说迎解渎亭侯刘宏继任皇帝时，群臣在此朝谒。王存说桓帝北巡，群臣朝谒。清志编者认为，灵帝自解渎亭侯入立，亭在祁州（今安国）去河间殊远，群臣来迎，不应至此，王存作桓帝北巡，群臣在此朝谒为是。

从当时地理环境看。使臣从洛阳到河间迎灵帝，怎能在河间城北100多里的一个小城朝谒？汉河间王城在今献县城东南的河城街，与今河间城不是一地，河间城与所谓谒城、解渎亭形成一个三角形，解渎亭在河间城西北100多里，谒城（任丘城）在解渎亭东北100多里，河间城在谒城南100多里。迎解渎亭侯，为什么不到解渎亭？是嫌城小么？那河间城大，任丘城就是比解渎亭大，也大不了多少，河间是刘宏的祖居，任丘城与其没有什么关系，为什么不到河间？使臣从南来，到河间后有什么理由再向北走100多里，有什么理由让刘宏向东北走100多里，先到任丘城，等使臣们来拜谒？前人说解渎亭离任丘城“殊远”，现在有人认为不远，这是因交通工具不同产生的分歧。过去步行，现在乘车。步行一般人每小时10里，乘车每小时100多里，远近的认识怎能相同？不能任意否认前人的说法。人们走路总喜欢走大路，洛阳到河间是大路。解渎亭到任丘城是小路，有什么理由让解渎亭侯从小路走100多里到任丘城等候，实在不能理解。人们要达某地，不会绕远，一定走近路。为什么把近路搞远了？乐史的说法没有任何道理。

汉灵帝纪记载：灵帝曾祖河间孝王开，祖淑、父苌，世封解渎亭侯，帝袭侯爵。桓帝崩，无子，皇太后与父窦武定策，使人至河间奉迎。《汉书》没有说到解渎亭，也没有说到任丘城。谒城之说，纯属传说。传说有因，近事理的为是。所以，前人认为《九域志》记载桓帝北巡，群臣朝谒为是。王存的说法不一定准确，但比乐史的说法符合常理。《大明一统志》采取“中郎将”的说法。乾隆《任丘县志》建置沿革记为：古地志，“任丘，汉平帝时中郎将，元始二年筑，遂以为名。”也是采取王存的说法。我们介绍任丘历史应该采取王存的说法：汉平帝元始二年，中郎将任丘筑城。

任丘城最早见于文献是郦道元的《水经注》，其记载滱水，经安国北分为两支，一支东南流，径解渎亭南，又东南径任丘城南，又东南径安郭亭南，入滹沱。乾隆《任丘县志》引用了这个资料。任丘城在解渎亭与安郭亭之间，二亭都在安国境内，这个任丘城，在安国，不在现任丘市境内。这就出现了两个任丘城，不知哪个是汉平帝年间建，或都不是，由于遗存不足，这已经是历史难解之谜。

《水经注》记载了任丘城，但稍后的《魏书》却没有记载，在今安国、河间、任丘境内都没有，一个城池消失了。成为一个历史的谜。但到了宋代，任丘城又出现了，还有建城的人和原因，但却不在一个地方。任丘城是一个还是两个，这是一个难解的谜。如果是一个，那文献中出现早的是在安国的任丘城，这是肯定无疑的。有文献记载，有北魏时期“高阳蠡吾任丘村人”之语。有人说村不是现在村，但任丘应该是一个地理名称。如果北魏时期任丘仍然不在任丘现辖区，那有历史遗存可以证明是汉代城池遗址的任丘城南的古城又是叫什么？是不是乐史、王存都记错了。

为解开这个谜，任丘文史爱好者张克林先生，根据《河间府志》记载：“州乡城在府城东北40里”这个线索，进行了实地考察，认为任丘城南20多里的古城是州乡城。从地理上，任丘城距河间城70里，任丘城南26里，河间城东北40里，州乡大概在交点上。州乡在汉曾经是县，是侯国，《汉书》有记载，属涿郡，城在何处，没有文物可以证明，文献记载也不确切。所以张克林的说法也只是一种推测。如果这个古城是州乡城，那现在的任丘之名从何而来，难道是从蠡吾移来？清代修府志县志的人曾有此疑问。任丘城是一个难解的谜，希望爱好文史的人进行科学的考证，早日解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