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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题记：
这是作家丁晨几年前一篇读莫言长篇小说《蛙》的评论文章。现编辑转发，以飨读者，也是对计划生育存在问题的反思。
人文的思考 生命的膜拜
——读莫言长篇小说《蛙》有感
文/丁 晨
很久没有买小说读了，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后的一天，我到一家书店看到莫言的书籍打折出售，于是当即买下了四五本。莫言是我关注的一位当代作家，回到家耗费了数个晚上，连续拜读了莫言的大部分中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蛙》。
读罢《蛙》，缱绻返顾，掩卷沉思，我在想《蛙》到底写了些什么呢？
作家莫言的家乡山东高密东北乡的池田里生长着成群的青蛙，每逢雨季，蛙鸣如鼓，发人联想。正像作家在他的一篇散文《会唱歌的墙》里所说“人在天安门集会，青蛙在池塘里开会”。于是作家将意象以转换方式出现。在小说《蛙》中，与“蛙”谐音的“娃”、“娲”字出现了多次。小说中剧作家“我”的笔名是“蝌蚪”，男人的精子形似“小蝌蚪”，“蝌蚪”一词出现了大约上百次。与娃相关的“娘娘庙”一词也出现了多次。“蛙”、 “娃”、“娲”、“蝌蚪”、“娘娘庙”等均为“蛙”意象的变体。蛙有着旺盛的生殖能力。从青蛙而女娲，女娲造人是多子多福的象征。这样，蛙就成为高密东北乡的图腾。在作家的心目中，这些具象的含义已从现实的层面上得以腾飞，它们象征、寓意着生育、生命、人性、社会等一连串问题，隐喻或反映着作家的多种思考、情思和意念。
莫言说，“作家还是要勇于写灵魂深处最痛的地方。”《蛙》据说是莫言酝酿十多年、笔耕四载、三易其稿、潜心创作的第十一部长篇小说。与他的其他长篇小说，如《檀香刑》、《酒国》、《生死疲劳》、《丰乳肥臀》等相比，《蛙》基本延续了这些作品对小说审美诉求、人物形象塑造、史诗般反映社会变迁等方面的独特地执著追求。但是，《蛙》的故事结构，语言叙述形式有别于作家以往的任何一部小说。整部小说是作家五封写给日本友人“杉谷义人”的信件，而最后一部分竟以一部九幕戏谑、调侃、反讽话剧结尾。
我以为《蛙》在整体上达到了较高的艺术水准，是作家潜心打造的一部触及国人灵魂最痛处的长篇力作，也是近几年中国原创长篇小说中重要的力作之一。《蛙》获得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应该说是实至名归，当之无愧。这部小说作家以第一人称“我”叙事，主人公是“我”的“姑姑”。作品以新中国近60年波澜起伏的农村生育史为背景，通过讲述从事妇产科工作50多年的乡村女医生“姑姑”的沧桑人生，悲壮地折射出我们的国家、我们的民族为了控制人口剧烈膨胀，实施计划生育国策所走过的艰难、复杂的历史过程。同时，成功塑造了一个鲜活生动、泼辣敢干、具有传奇和悲剧色彩的农村妇产科医生形象。并对计划生育过程中的复杂、无奈和矛盾现象，剖析了以叙述人“我”即“蝌蚪”为代表的知识分子自省、尴尬、困惑和痛苦的内心世界。表达了作家对生命强烈的人道关怀和敬畏。
与莫言以往小说更注重历史魔幻色彩不同的是，《蛙》创作风格是直刺现实，一直写到了改革开放的当下。讲述的是乡村医生“姑姑”的一生。“姑姑”的名字叫万心，她父亲是八路军的军医、革命烈士，在胶东一带名气很大。姑姑因为父亲的关系，曾和她的奶奶、母亲被驻扎在当地的日军关押在大牢里。新中国成立后，“姑姑”继承其父衣钵，开始在乡村推行新法接生，很快取代了“老娘婆”们在妇女们心中的地位。凡是见过“姑姑”接生或是被她接生过的妇女，都对她佩服得五体投地。她的手在孕妇肚皮上一摸，就会让孕妇感受到一种力量和自信。从上世纪50年代初开始，“姑姑”用新法接生了数以万计的婴儿，遍布高密东北乡。“姑姑”为了抢救超计划怀孕的妇女，不惜一切把跳了河的孕妇，捞上来，自己给孕妇输了500CC鲜血。可扼杀、丧生于“姑姑”之手的未及出世的婴儿也数以千计，遍布高密东北乡。
“姑姑”一面行医，一面带领着她的助手们强行执行计划生育政策，干着让已经生育的男人结扎，让已经生育的孕妇流产两件大事。她是一个严苛无情的计划生育工作者。对那些害怕“寻死觅活”的孕妇“弄出点事来”的人们，“姑姑冷冷地说：你知道我们的土政策是怎么规定的吗？——喝毒药不夺瓶！想上吊给根绳！”。她执行计划生育政策，六亲不认，手段狠辣。她指挥“民兵”把自己的侄媳妇、也就是书中的“我”的妻子王人美，从娘家赶出来引产，却因大出血死在了手术台上。她对那些超计划怀孕的妇女，先用拖拉机“把你娘家四邻的房子拉倒，然后再把你娘家的房子拉倒。邻居家的一切损失，均由你爹负担”。“姑姑”曾被当地乡亲们奉为“送子娘娘”的圣母级人物。可后来,她因强行地扼杀了一个个幼小生命的成长发育,又被乡亲们视为杀人魔王。
年轻时“姑姑”和一个空军飞行员谈过对象，一家人曾为此自豪无比。但后来这个空军飞行员驾机叛逃到了台湾，曾经风光一时的姑姑深受打击，险些差点自杀。“文革”中，“姑姑”被当成“牛鬼蛇神”，遭受凌辱批斗，但“姑姑”始终倔强不屈。“文革”后，恢复了工作的“姑姑”，虽然“白天被人戳着脊梁骨骂，晚上走夜路被人砸黑转头，连五岁的小孩，都用锥子砸我的腿——姑姑一撩裤脚，露出腿肚子上一个紫色的疤痕”，但她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姑姑这辈子，吃亏就吃在太听话了，太革命了，太忠心了，太认真了”，她毅然义无反顾、毫不动摇、别无选择地继续完成着她结扎、人流、引产和接生等残酷的计划生育工作。
计划生育这项工作，她的内心无时无刻在挣扎中煎熬。晚年的“姑姑”，一直认为她有罪，不但有罪，而且罪大恶极，不可救赎。回首往事,她对生命生发出了一个中国传统母亲式的大悲悯，表现出一个乡村医生对神秘生命的内心的忏悔和痛苦思考。“姑姑”她把想象中的那些她引流过的二千多个婴儿，让她的丈夫、民间泥塑艺人，形象地捏成泥人，祈愿用这种方式来弥补她对那些没能来到人世的婴儿的歉疚。
《蛙》也写到了改革开放后的当下，计划生育上的种种奇怪现象、丑恶现象。作家也尖锐地揭露了中国社会在生育问题上存在的种种不平等现象，一些短期暴发的有钱有势的阶层，利用自己所占有的物质资源和社会资源，通过“代孕”等方式，就实现了自己的生育目标。作品在批评这类社会腐败现象的时候，显示出极大的道德义愤和批判精神。
另外,小说中融入了大量国际化的元素,比如“蝌蚪”写信的收信人是日本作家杉谷义人。小说中一个重要人物角色的一家人具有俄罗斯血统，写作剧本的参照对象是法国存在主义作家萨特。作品的一个重要场景——堂吉诃德饭馆处处取材于西班牙文艺复兴时期的名著塞万提斯的《堂吉诃德》。书中可以感受到很多来自欧洲的生活细节,比如携犬的街头乞丐、向人索烟的烟民、酒馆每晚提供的当日免费面包,以及充满复古意味的陈设等等。于是有人据此尖锐地指出这是作家莫言向诺贝尔文学奖的一种“献媚”策略。我觉得，这些描写无可厚非，这些批评，有失公允。
当然，瑜不掩瑕。
《蛙》也有明显的瑕疵和不足。我不大喜欢在一部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品中，充盈着莫言式的所谓魔幻般的神神叨叨 、真真假假、故弄玄虚、自我欣赏地描写。譬如《蛙》中，在“姑姑”被宣布退休的那天晚上，书中毛骨悚然地叙事：
姑姑喝醉了，她摇摇晃晃地往回走，结果走到了一片洼地。在月光下，无数的蛤蟆、青蛙呱呱地叫着，把她团团围住，它们蹦到她的背上、脖子上、头上，它们坚硬的嘴巴在啄着她的肌肤，使她身体不堪重负，全身趴在了地上。它们在姑姑身上不停滴撒尿，也许射出的是精液。“姑姑”一边嚎叫一边奔跑，想逃离那些追逐、缠绕着她的青蛙，结果她穿的裙子被群蛙袭击，一条一条地撕去，最后几乎成赤身裸体的“姑姑”跑到了她的恩人、后来的丈夫郝大手怀里。
晚年，被失眠和幻觉折磨着的“姑姑”，知道“报应的时候”和“算总账的时候”到了：“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那只猫头鹰在树上哇哇叫的时候，他们（被姑姑扼杀的未出生的婴儿）就来了。他们浑身是血，哇哇嚎哭着，跟那些缺腿少爪的青蛙混在一起。他们的哭声与青蛙的叫声也混成一片，分不清彼此。他们追得我满院子逃跑。”
这些描写虽然想象丰富，还显生动，看似震撼，其实缺乏真实可信感，令人反倒胃口。
莫言不愧是编故事的高手。小说的第五部分九幕话剧《蛙》的第八幕，电视戏剧片《高梦九》竟出现了让民国时期县衙大堂，断案“代孕之子”是代孕女“陈眉”，还是“姑姑”的助手“小狮子”的孩子的一幕。添加这些乱七八糟的、滑稽的、荒诞的、嬉闹的东西，一下降低了本书的批判精神。
再如，莫言的小说中的语言，正如一些评论家批评的，还需要进一步的打磨锤炼。文学是语言的艺术。《蛙》的语言有些生硬、干瘪和随意，有些比喻、用语牵强、恣肆和欠妥，有些语言表述冗长、琐碎和粗俗，也不够准确，缺乏细腻、美感和韵味。
衷心地期待莫言下一部力作早日问世，但愿莫言今后的作品，语言更干净，更优美，更富有韵味和个性。
作者简介：
丁晨，笔名奕言，生于1947年，河北省任县人。“老三届”知青、高级编辑、大学文化程度，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历任《陕西交通报》副总编辑、陕西省交通作家协会主席、《中国公路》杂志终身记者、陕西省作协理事、陕西省作协报告文学专业委员会委员、陕西省散文学会常务理事。
1982年开始在《工人文艺》发表短篇小说《梨》至今，在全国各类报刊、网络发表短篇小说、散文、史话、报告文学和新闻作品上百万字。出版个人散文集《秋叶》《迟到的欣慰》《幽敻含光门》《寻找》4部，主编和参与编著的文学作品集、好新闻作品集锦和交通史志等30余部已出版发行。
散文《永远的铺路石》获2001年《人民日报》大地副刊三等奖；散文《乍见周庄》获中国散文学会2010年全国散文家论坛征文大赛一等奖，并编入华文出版社出版的《全国散文作家精品集》；散文《迟到的欣慰》获中国散文学会2010年“中国当代散文奖”并编入作家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散文家大词典》；报告文学《梦圆中国第一隧——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的秦岭终南山公路隧道建设纪实》，获2011年省作协主办的陕西首届”报告文学征文大赛最佳文学作品奖。长期坚持散文写作，笔耕不辍，其散文创作个人成就词条，编入作家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散文家大词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