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网讯：刘麦根\报道
10多年前批下的宅基地，至今还是刚批下来时的样子，竖着三堵砖墙，只是当年种下的泡桐，现在已水桶般粗了；住着租来的房子，电视机是花500元买来的二手货，用手拍也拍不出图像时，就得拿到修理铺修一下；按照当地的风俗，过春节到老丈人家去，得拿上10多公斤猪肉，梁彦伟却拿不出这个钱。一到春节就到处放电影，借口忙，不见老丈人。
了解到这些情况，我想象中38岁的梁彦伟是倔强而愁苦的，咬牙弯腰，两鬓星星，沉默寡言。但一见到他，看到的却是完全不同的形象。
他腰杆笔直，挺胸昂首，浑身上下透着自豪；话也很多，一说起电影，脸上眼里都闪耀着光彩，爽朗的笑声里散发着无尽的快乐。
这让我很诧异，怀疑他的生活并不像我了解的那样艰难。问他，他算了一笔账：放电影，每年有四五万元收入，钱也不算少，但要保证继续经营下去，买一个片子要2700元左右，一年至少也要买七八个片子，这就花去了一半；再加上更新、维修放映机，每年也就把四五万元花得差不多了，所剩余的也只是顾个吃喝。一年又一年，每年都努力为这四五万元奋斗，每年下来，两手都是空空。
放电影，不仅生活上受穷，而且身体上受累。
2003年冬的一个晚上，他骑着三轮摩托带着放映机到山里给人放电影，正爬坡，车链子断了，他只好下来推。在这个时候，车子沉重，又是上坡，往上推使出了吃奶的劲儿，可要停下来休息一下，却也不能，一松劲，车就往下滑，后果难以设想，即使狼咬着屁股也只有把车推上去。车推上去了，他腿痛了三四天。
这就是梁彦伟这几年生活的缩影。登封多山，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山里放电影，虽说并不是都像这一次那么凶险、那么累，但也绝不会轻松。每年他都要在嵩山峻极峰顶为香客放几场电影，上峻极峰，一般人空手上一趟也不是易事，而他还要扛着放映机、拎着片子。
既然放电影又受穷又累，为什么不放弃呢？梁彦伟说：“我对电影有感情。”
看到别的孩子吃4元钱一只的炸鸡腿，儿子死盯着看，他妻子就问：“想吃不想吃？”儿子咽了口口水回答：“不想吃。”“为啥不想吃？”儿子说：“人家爸爸是大款，我爸爸又不是。”妻子很心酸。
梁彦伟“对电影的感情”，竟至于让妻子儿女过拮据的生活，这是种怎样的感情？
梁彦伟想了好半天，还是那句话：“我放不下电影。”
有一次，一个少年玩伴看到他生活那么困难还在放电影，就说：“完了完了，你这一辈子算是发不粗长不大了，也就是放个电影了。”
这话含着轻视，可梁彦伟听了却很高兴。他说：“朋友说对了，我这一辈子就是放电影了。”
一提起电影，梁彦伟就觉得浑身是劲，满心都是快乐。
有次放电影，突然停电，发动发电机，梁彦伟用劲大了些，结果把腰带绷断了，裤子当即掉了下来。观众哄笑，梁彦伟也笑。7角钱买来的腰带，是有点不管用。这本来是件尴尬事，可梁彦伟说起来却呵呵直笑，没觉得丝毫尴尬。
放电影，也让梁彦伟感到了尊重。
15岁时，他跟着叔叔放电影，他的工作不过是爬个树，绑一下映幕。农民对放映员很是尊重，第一次放电影，就有人对他称“小师傅”。而在当时，和他一样大的孩子，那些成年人见了，不是开玩笑逗着玩，就是拿巴掌吓着玩，没有人获得这样的尊称。“小师傅，今晚放啥片子呀？”这句话，让梁彦伟一下子记到现在，他第一次感受到了受人尊重，也感受到了人的尊严，而这一切都是电影带给他的，他爱上了电影。
在以后放电影的岁月里，他反复体会着这种尊重。“一次，路上车坏了，去得晚了，主家没有怪我，放完电影，还给我端来了肉丝面。”梁彦伟说到这儿时，给人的感觉是，肉丝面是世上最好吃的食物。
放电影，也让梁彦伟感到了自己的价值。
在梁彦伟的讲述中，他反复强调的就是他一年放映了多少场，让大约多少人受到了教育。梁彦伟也确实在有意识地教育着农民。他购买的600多个拷贝，多是科教片和他认为有教育意义的片子。
放电影，他一般都要在故事片前免费加映一个科教片。有时农民看一遍，没记住，就要求再演一遍，梁彦伟都爽快地答应。每当农民围着他问有没有哪方面的科教片时，梁彦伟就充满了自豪感。
放故事片，他大多都剪辑一下。凡是他认为不良的镜头，比如裸体、性爱、恐怖，他都剪去。有孩子问他，你放的电影怎么比影碟上少一段儿？梁彦伟心里直乐，板起脸说：“这是经过国家审查的，不健康的镜头都删了。小孩子家，别光想着那种镜头，没好处。”
对那些教育意义很强的电影，他哪怕赔本，也要尽量多演。听说长春电影制片厂拍任长霞的故事，他早早就联系，到电影一发行，他就以最快的速度购买拷贝，比电影院早一个多月放映。但2700多元买来的拷贝，他只收回800元，他大都是免费放映。“任长霞这官老好，真为老百姓办事！”梁彦伟说，“赔钱宣传她，我也觉得值。”
每次放映电影，梁彦伟都喜欢观察观众，看到观众哭，看到观众笑，他心里就觉得“得劲”，似乎观众和他感情相通，满场的观众都是自己的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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