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周列国的都城遗址几乎都建在邻近大河的冲积平原上，保存情况一般较好，有的地面上存在着夯土城垣和宫殿基址。作过勘察和发掘的列国城址有：临淄齐国故城、曲阜鲁国故城、侯马晋国遗址、禹王城遗址（魏国早期）、郑韩故城遗址、赵邯郸故城、燕下都遗址、秦雍城遗址、楚纪南故城以及中山古城遗址、薛城遗址等。

一般遗址周长达10余公里，有夯筑城垣二重，平面呈不规则形状。宫殿集中在一定的区域，并筑有宫城。布局情况大体可以分为宫殿区被郭城包围，例如曲阜、薛城、禹王城等；多数城址宫殿区在郭城的一角或一侧，城内或周围还有各种手工业作坊遗址。

夏商周时期的都邑遗址夏商和西周王朝的统治中心，都在黄河中游地区。与探索夏文化关系密切的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已发现两处周绕廊庑的大型殿堂基址，对其属夏、属商则有不同看法。偃师尸乡沟商城遗址和郑州商代遗址，均属商代前期，都发现长、宽各1000多米的城垣以及成组的宫殿基址和其他重要遗迹。商代后期的安阳殷墟，包括宫殿宗庙区、王陵区、手工业作坊区、平民住地及其墓葬区等，总面积约30平方公里。湖北黄陂盘龙城遗址、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等商代方国遗存，文化面貌既有中原文化的强烈影响，又有明显的地方特色。西周时期的周原遗址和丰镐遗址都曾发掘大型建筑基址、较多的墓葬以及青铜器窖藏等。应属周初燕国都城所在的北京琉璃河遗址，包括规模不大的城址和贵族墓地，有的大墓出土了记载燕国早期史实的有铭铜器。

春秋、战国时期（公元前770～前221），由于政治上列国分立,军事上兼并战争频繁,尤其是春秋史晚期铁器出现而发生的第三次社会大分工──商业的分离，引起了城市的进一步发展，新的城市在各地勃兴。东周城市，尤其是列国都城如临淄齐城、新郑古城、江陵郢都等，表现了人口、生产、财富、享乐和需求的集中，规模扩大，成为各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对这些城市的遗址的勘察与研究已成为商周考古的重点之一。

洛阳周王城周室东迁后的二十余世、五百年间，三百余年都于洛阳王城，占东周的大部分时间。这里的考古工作，仍限于五十年代所作勘察。王城的夯土城垣早已湮没不见，通过全面钻探和典型发掘得知：王城南邻洛河，西跨涧河（古名“毂水”），呈不规则的方形；筑城的年代不晚于春秋中叶，最早的夯土城垣宽5米左右，夯层一般不足10厘米，后来经过多次修补、增筑，墙体加厚至10米以上，西汉后期开始废弃。西南、西北和东北三个城角，长近3公里的北墙，都保存得比较好，北墙之外还发现深5米左右的护城濠沟。东南部城垣的情况未能探明。值得注意的是西南隅两垣，其长1公里左右的北端和东端，都转折相当一段距离，形势上似乎自成一体。那里的地势较高，地面堆积很多饕餮纹、卷云纹瓦当和其它建筑材料残片，很可能是当时重要建筑的所在。联系到《国语·周语》“毂洛斗将毁王宫”的记载，邻近毂洛交会的这块地方，很可能是王城的宫殿区。

曲阜鲁故城 曲阜鲁故城是列国都城中筑城年代较早的一座。据1978年的全面勘察，鲁城的平面近椭圆形，东西长3.5公里，南北宽2.5公里，残垣犹存。鲁城的范围至迟形成于西周晚期。鲁城的布局是列国都城中比较规整的，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西周的遗制。已发现十一座城门，东、西、北面各三座，南面两座，各门都与城内的大道相通。城中部的宫殿区，地下夯土基址的范围东西绵延约1公里，其东北部的汉鲁灵光殿遗址下层，发现有东周时期的宫殿基址，前面有大道直通南城墙东侧的“稷门”。稷门之外，又有“两观”和“雩台”遗址，形成一条贯穿南北的中轴线。

临淄齐故城临淄齐故城范围大于鲁城，布局也完全不同，由东北、西南嵌筑的大小二城组成。大城周长14公里，小城周长7公里，平面均作纵向的长方形。城的东西两侧紧靠淄河和系水（泥河），不临河的南北两面则挖有濠沟。大城的东、北两墙和小城的西墙，因河岸和地形变化，有多处转折，其余几面城垣都较平直，地面大部有残迹可寻。大小二城的性质有明显的差别。小城是齐国的宫殿区，以南北长84米、高14米的椭圆形“桓公台”为主体，分布有大片建筑基址，附近并发现铸造“齐法化”钱币的遗址。大城主要是平民活动的地方，那里绝无大型建筑遗迹，曾发现冶铁和其它手工业遗址以及齐国高级贵族墓地。齐城有十三座城门，现已探明十一座。小城南面二座，另三面各一座；大城南、北面各二座，东、西面原来可能也是二座，仅各发现一座。城内探出十条交通干道，绝大多数与城门相通。大城的七条大道，多宽10余米以至20米。小城的两条南北道最窄，宽度都不足10米。正对城门的濠沟往往显著变窄，以便架桥，曾发现夯土和石块筑成的桥墩。城内排水的明渠也有发现，大城西部纵贯南北的一条，全长2800米、宽30米左右，北端分成两支，分别注入北城濠和城西的系水，穿过城墙时用石块砌成外宽内窄的涵洞。

易县燕下都易县燕下都是列国都城遗址中范围最大的一座，一般认为营建于燕昭王时（公元前311年）。城的平面略作磬形，东西长8公里，南北宽约4公里，由面积相近的两个方形小城连接而成，这与临淄、曲阜二城的平面都不相同，属另一种类型。东城自成一个完整的城堡，南北两侧邻近中易水和北易水，东西两侧有城濠和古运粮河，营建年代属战国中期。西城的年代似乎稍晚，很可能是战国末年为适应战争形势增筑的一个附廓，仅南、西、北三面有墙，东依运粮河与东城相连。

侯马晋城侯马晋城是公元前585—416年的晋都新田遗址，在汾河和浍河之间，已经发现六个大小不等的城圈。三个方框的大小不等，长宽均为1公里多，相互套接成“品”字形。中部都有夯土建筑基址，显然是当时的宫殿所在。侯马古城东南郊的大片盟誓遗址，曾出土的数千片盟书，更是研究晋国历史难得的第一手文字资料。

新郑韩城新郑本是春秋时期的郑国都城，公元前375年韩哀侯灭郑后迁都于此，由于郑、韩两国先后在这里建都，所以一般称之为“郑韩故城”。城址位于双洎河和黄水河交会的地方，现存城垣残高15—18米，墙基夯土残迹范围40米以上，是春秋和战国两个时期夯筑的。城的平面很不规则，东西最长5公里，南北最宽4.5公里，又有南北向的隔墙将其分成东西两半，所以在形制上与燕下都相似，但东西城的性质差别更接近于临淄。西城稍小，略作长方形，是宫殿和官署集中的地方。东城的平面呈曲尺状，面积比西城大将近一倍，主要发现各种手工业作坊遗址。

邯郸赵城公元前386年赵敬侯徙都的邯郸，与前述几处城址的情况又有不同。解放前作过勘察的所渭“赵王 城”，实际是当时的宫城，形制和规模都与侯马相仿，由呈“品”字形排列的三个小城组成，每个小城长宽1公里左右，墙基宽16米左右。宫城的门阙已发现八处，每个豁口均宽10余米，大多通向“龙台”等主要殿址，并且南北、东西遥相对应。赵王城东北另成一圈的大城，主要是1970年以后钻探发现的，城作不规则长方形，东西宽约3公里，南北最长4.8公里，墙宽一般为20米左右。西北部转成斜角的“王郎城”一带地势较高，地面尚存高3—12米的残墙，其余绝大部分城墙早已淤垫在现今的地表之下，埋藏最深的地方7—9米始见夯土。大城之内发现有铸铁、烧陶和石器、骨器等手工业作坊遗迹。它的西南隅与“赵王城”东墙北段相距不到100米，二者之间的关系尚需进一步明确。从二城的相对位置来看，邯郸的整体布局和临淄极为相似，即一个规模稍小的宫城，紧邻再建规模较大的外廓城，只是邯郸的两城没有象临淄那样连成一体罢了。

安邑魏都安邑魏都在山西夏县西北的青龙河畔。城址有年代不同的大、中、小三个城圈。大城属战国前期，周长公里，作北窄南宽的梯形，墙基的宽度除西北城角有1公里的地段为22米外，其余部分都是10—12米。大城的中部，又有周长3公里的正方形小城，墙宽5—6米，地势高出周围地面1—4米，可能是与大城同时建造的宫城，但尚未找到宫殿基址。至于将大城西南部圈起的中城垣，则可能是秦汉时期作为河东郡治时修筑的。

江陵楚纪南城江陵楚纪南城的城垣大约营建于春秋晚期或春秋战国之交，平面作扁方形，东西4.5公里，南北3.5公里。城垣保存较好，一般仍高出地面4—5米，北墙高至7米以上；城墙上部的宽度，或为14米，或为12米，邻近城门的地方则缩至10米，夯层厚10厘米左右。城外有护城濠环绕。城门已发现五座，又有两座水门。西垣北门的发掘表明，城门有三个门道，中门道比两侧的宽一倍。城门的一侧，往往有附属建筑的基址。南垣西段古河道上的水门，用四排木柱构筑而成，也有三个门道，以便河水和船只穿过。东南部是当时的宫殿区，在其东侧和北侧，又钻探出断续的宫墙遗迹，全长1300米，宽9米，墙外并有濠沟。城东北部和西南部，是当时的手工业区，分别发现制陶和铸造的遗迹。

丹阳楚都城近年在原属枝江的季家湖畔（现属丹阳）发现一座较大的东周城址。这座城在纪南城北60公里，南北长约1600米、东西宽约1400米，宽10多米，高至6米，夯层厚度7—9厘米。加以城址附近的沮、漳河两岸有多处西周中晚期或更早的文化遗址，有人便认为这就是楚都丹阳。

雍城秦都城春秋时期德公初居（公元前677年）的雍城，战国时期献公所城（公元前383年）的栎阳以及秦孝公徙都（公元前350年）的咸阳，作为城址，三处保存得都不够好，基本情况没能象其它都城遗址搞得那么清楚。

现已作过资料查阅的这些东周大国都城遗址，除齐、鲁两城的全面情况了解较多外，其它列国都城都只能知其大概。可以看到的共同之处是，宫殿都集中在一定的区域，往往形成明显的中轴线，附近又常发现铸造兵器、钱币等官府手工业作坊的遗址。多数城址的宫殿区，筑有宫城，一般周长数公里。为加强防御修筑的外廓城，或在宫城外围，或在宫城近旁，范围大至周长10余公里，其中分布有民居和作坊遗址，有的还将贵族墓地圈入。这些城市的布局情况，虽然了解得不够深入，肯定都没有《考工记》所说那么规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