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姓名不外乎是一个符号，别人念起来知道某人就行了，一般都不会去深究字的其形其意。然而，在某些特殊时期，一个字的音形有误特别是在姓名里，竟会关系到一条人命的去与留，你说这个字该有多么重要啊。有这么一桩真实的事情曾经就发生在灌县的大兴乡，一位名叫卫纯熙的乡下人身上。
那一年，我独自插队落户在离灌县城约二十里地的大兴乡。之所以我独自一人下到条件好的平坝农村，因为当时班上的同学大多三五成群地选择去两河、泰安等条件艰苦的高山偏僻的地方，而我这个班上一贯的积极分子，此次下乡中却没有响应号召走在同学们前头。
其实，当初我是想下乡回到山西老家农村，决心当一辈子农民。因为我父亲就是一个北方农民的儿子，后来他在家乡参加了人民解放军，不久随南下工作团从山西来到刚解放的四川，后来便在地方水电局医院担任说导工作。
当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后，我听说有可以回到农村老家落户的政策，于是，我就产生了想回到从未见过的黄土高原上的老家。正当我转户口时，遇上已经上大学的郭同学，他的父亲也是从山西来的南下干部，我俩既是邻居也是同校同学，他语重心长地劝说，叫我不要心血来潮回原籍老家，否则那样就一辈子面朝黄土了，全国知青有一千六百多万人下乡，随着国家建设发展，相信绝大多数知青都会回到城里工作。
果然后来的事实证明了郭同学真有远见卓识，所以至今我对他都心怀感激之情，否则我今天就不会是都江堰的一名退休职工了。
但是，那时负责灌中校上山下乡的几个工宣队老头不知何故视我为眼中钉，说我与他们故意作对，正在打算将我发配到全县最荒凉的一个乡村去作为惩罚。然而，我很幸运地赶上水电单位自行解决职工子弟的政策，余下的学生统一安排上山下乡。我得到这个喜讯，连夜将户口交到水电局，就这么幸运地来到被称为金盆地的大兴乡插队落户了。
下乡迟去半年多的我，在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实践中，取得的成绩竟然超过那些先于我下乡的同学。比如，当时满怀豪情去改天换地而奔赴泰安的唐、周、夏、张等同学，不久就听说他们与泰安乡农民发生打架斗殴事件，被当地贫下中农告到县上，结果有知青受到判刑三年的处罚。
虽然后来平了反，但在乡志上却留下这样的记载：从1969年1月到泰安各生产队落户的知青有200百余人，大多数知青表现较好，也有少数知青嫌山区活路重，劳动艰苦，生活贫乏而不习惯和不安心劳动生产。加之当时无政府主义思想泛滥，曾多次闹事，农民把他们当成负担。若干年后，当我读到这样的名垂青史时，不禁悲从中来。
也许是大兴乡的条件好一点，或是我吸取了他们的教训而成熟一些，总之我在乡下几乎是顺顺当当地度过那有苦有乐的日子。其中有一年多还在乡上干过。几年后被运输部门招工回城，那真是印证了当年郭同学的英明判断。
我下乡不到半年，正赶上乡上开展“一打三反”运动。一天，大队上分管治安的民兵连长老李非常信赖地对我说：“乡党委会上决定你当治安员，全乡四类份子（地、富、反、坏）的外出由你来监管，他们无论是赶场，还是走亲戚都要先在你这儿来报告、来请假，或开证明条子，我们要随时掌握这些人的去向，对他们要加强监督、管制，特别是在运动期间，这些人只许规规矩矩，不准他们乱说乱动和到处流窜。”随后他将一枚大红印章交给我保管，还在大兴场街上腾出一间房子来供我用作办公室。
记得那是二月间农闲的一个早晨，我这个乡治安员上任仅仅几天，对全乡的五六十个四类份子，我只见过花名册上的名字，没有见过几个人的面孔。因此他们来向我请假和报告去向时，往往都是由本生产队的人带领或者是自己来报姓啥名谁。不过，这类受了长达二十余年管制的人几乎都是一副缩头缩尾的模样，所以人们一眼就能从人群中将其分辨出来。甚至无论是谁，只要冲着他大喝一声，他就会马上驻足停步，俯首帖耳地听从别人的吩咐。多年来便养成这种顺从听话的习惯，就更不要说在全国性的运动开展时，更加服服帖帖了。
这天恰逢赶大兴场，我刚打开办公室门还没有坐下来，便进来两个人：一个四十多岁，瘦高个子，头上缠着白孝帕布，完全是当地农民普遍的装束，还有一个是三十岁左右的年轻人，穿一身洗得褪色的军装，头戴一顶无徽章的军帽，显然他是一位退伍回乡的军人。
果然我还没有开口他便自我介绍说：“我是四大队二队的生产队长，名叫周洪春，其实我见过你，—高知青，你们单位的大卡车载你们知青来公社报到。”他的话没讲完，便勾起我的回忆；对的，那一天我从车上卸下行李后去大河边洗手，因脚踩在一块松动的青石上，差点滑到河里去，幸亏正在河边涮箩筐的一位壮实汉子猛地抓住我一只胳膊，我才免遭罹难。
想不到救命恩人竞在眼前，我一面招呼客人坐下，说些感谢话之后，便问明来意。他一指旁边那位中年人，说：“我找你开一份证明，让他上县城去找他的一位亲戚。”这时我见那位男子满脸堆着笑，还拱手给我递上一支香烟来。
我一看此人唯唯诺诺的模样，就知道他是属于我管辖的那类人。我一挥手挡下香烟，便沉下脸说道：“不用来这一套，公事公办。”因当着“恩人”面，我不便训斥他，一打狗也要看主人面嘛。
所以我没有详细讯问外出事由，只简单地问问其姓名、队别，就草草填写出一份证明，盖上印章后，周队长一把接过去就递给那人说道：“你赶紧走，还赶得上去县城的头班车，办完事情后早点回来，晚上到我这儿来销假！”
说罢，周队长转头向我说道：“今天逢场，高知青，我今天算跟你交朋友，中午在十字口饭店请你吃饭，我现在去弄点酒。” 我历来性格豪爽，一听此话高兴起来连忙说：“应该是我来请你哟！酒没有问题你不要去跑了，我初中的颜同学就在这儿商店里专管烟酒。”“你是说供销社的那位从商校毕业分来的小伙子？” “对，就是他哟。等会叫来一起喝酒，他才是一个酒罐呢！”
我与周队长摆得起劲，那位拿着证明条子的男子却站在大门口磨磨蹭蹭地不肯离去，周队长见了大声喝斥道：“嗨，你咋还不走呢？”只见那人用食指指着手中证明条畏畏缩缩地说：“这个名字，这个名字……”
，我一听，疑惑地问：“怎么我写错了吗？你不是叫卫纯西嘛！”“我是叫卫……卫纯……，但这个‘西’字应该是‘熙’，是和熙春风的熙，而不是东南西北的‘西'……’”那人抬起头仰起脸来一本正经分辩的神情，令我想起初中课文中，鲁迅写的“孔乙己”，那位迂腐老秀才与小孩子谈茴香豆有四种写法的故事情节，不由得失声一笑说：“好好好，拿过来我给你改一下吧！”
因为更正上面的姓名，所以我按规定还要在改动的字上盖上大红印章，但要等字迹晾干才行，周队长见如此郑重其事的程序既费事又耽误时间，便对那人抱怨不已，说道：“我说你这个卫纯熙呀，这回不是从前一个字关系到性命攸关的大事情，不就是一张路条嘛！别人唸起来‘西’与‘熙’有什么区别？你这么磨蹭，啥时候才回来呢？”
“周队长，耽误不了时间，我等印泥盖上了，这就去，马上就走……” 那人一面向我投来哀告似的目光，一面连连解释说道。当我刚刚在更改的‘熙’字上戳上大红印章，那人没等印泥晾干就小心翼翼地捧着证明纸条匆匆离开我的办公室了。
这也是他多年来养成的一个习惯了，只要谁把他姓名中的‘熙’字误写了，他总抝起要人家更正过来，为这事情他可跟队上的计分员吵架不止一次。年轻后生嫌‘熙’字的笔划多，在记分册上往往写成简单的‘西’字，他可不依不饶，非要改正过来，还经常说：“这‘熙’字救了我一条命，不然早都白骨敲梆梆啰！”
周队长笑着说道，似乎他想用这不厌其烦的解释来表达歉意。我却对 “一字救命”的说法感到惊奇，便追问道：“真有其事？”“对，这可不是乱说的，几乎大兴乡的人都晓得呢。” 于是，周队长坐下来给我讲起土改时期发生在这里的一桩离奇而沉重的事件：
原来，灌县和平解放时，曾发布有川西军事委员公告：凡属旧县政府的大小官员，各区镇乡保甲人员只要拥护和平起义，一律不加逮捕、不加侮辱。当时年仅二十五岁的卫纯熙担任大兴乡乡长。他是一位有才干的本乡青年，两年前他从四川大学毕业回乡后，从任职乡长的年老叔父那儿继承下这一职位，不久，因为他在当地倡导禁大烟有成绩，并查获一名走私烟毒的犯人，受到四川省政府的嘉奖，从此他深得当地人拥护。
直到大兴乡土改来临前，他一直在乡里管事。可是土改和“镇反”一开始，噩运降临，他像灌县大多数乡的乡长一样，都收到一张逮捕书，被宣布为反革命份子，其后被押送到县看守所监禁起来，几天后，有死刑命令下达，关押的三、四十名乡长和甲长被分批次枪毙。
这一天终于轮到他上刑场了，他只感到天旋地转，自己的死期已经来临。但他很快又镇定下来了，因为他注意到死刑令上那一个名字与自己的姓名不相符，于是他很惊喜，像要淹死的人抓住救命圈一样，狂笑起来，大声喊道：“弄错了，你们弄错了，这个要枪毙的人不是我呀！”当执行者弄明白原由，是要枪毙的犯人名字中的“西”字，不是这个人姓名的“熙”字，又看见此人一派文质彬彬样子，也有点疑惑，是真的弄错人了？
这时，有人说：“那先留着他，下一批再执行。报上去再查一查是真是假，反正关押起来人是跑不脱的。” 谁知过了约莫半个月，监狱长通知他，说审查结束了，他恢复人身自由，可以回大兴乡去了。卫纯熙从一名入牢等死的囚犯，突然变成没有任何事情的一个自由农民，其前后经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其实他根本不知道事情背后的真正原因：政府对“镇反”运动有了新的指示，要求枪毙人数不能超过人口的千分之一。这一次政府精神传达到地方后，卫纯熙就是幸运者。因此，他成为灌县乡下唯一幸存的旧时期的乡长，一直活到1990年代去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