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初冬的一天，我作为隆尧县学生代表，跟随高小老师去巨鹿县参加公审汉奸张伯奎大会。张伯奎旧军阀出身，“七七事变”投靠日本鬼子，任县警备联队大队长，是个杀人魔王。民谣说：“巨鹿人民倒了霉，出了个汉奸张伯奎，杀人一千八，不分你我他。”从隆尧到巨鹿40里，那几天天天下雾，生怕耽误时间，我们夜里没敢睡，顶着雾一溜小跑，赶到巨鹿县城天刚蒙蒙亮。

会场设在县立中学大操场，已是人山人海，周围房上树上密密麻麻爬满了人。据传有五六万人，巨鹿县四分之一人口都来了，看这杀人魔头的罪恶下场。上午九时开会，会前雾已散去，笼罩在人民心上十几年的阴影也散去了，心里格外亮堂。一眼就看到南城墙斜坡上，搭起白花花上千个灵棚，灵棚里摆放着受害者的灵牌，根根蜡烛都滴着血泪，层层叠叠的白布灵幡和随风飘动的挽联，好像下了一场茫茫大雪，巨鹿人民报仇雪恨的日子终于来临。

凭着大会发的来宾证，我们挤到审判台一侧，找到一个观察台上台下的好位置。五花大绑的张伯奎耷拉着眼，两颊深陷，又黑又瘦，不人不鬼。生怕这个恶魔插翅逃走，台下受害者家庭人员站成一堵人墙，一片血红的眼睛织成愤怒的火网。广场上举起森林般的手臂，“严惩汉奸张伯奎”的口号山呼海啸般压过来。那时还没有麦克风，隔不远一个人站在凳子上，把台上控诉的内容用用喇叭向外传播，形成一个有效的扩音系统，一字一句送到每个人耳朵里。

受害人代表排着长长的队，依次上台控诉，桩桩件件骇人听闻，充满血泪。

1939年冬，他率领的日伪军血洗凌石屯，枪杀村民张雨见后，见一个怀孕妇女往外跑，举枪说：“小子们看好了，老子一枪打俩。”随后又用皮鞭将村民郝福寿打得皮开肉绽，最后挖坑活埋了。

1940年秋，他率队包围董营村，把全村妇女老少赶到打谷场上，一气砍死三名村干部，接着砍一个半大孩子小石头。不料刀被小石头的颈椎骨磕成两截。人没砍死，硬是要小石头家赔刀钱。临走还割了一个姑娘的乳房，扬长而去。

1943年农历七月初十，他亲自从狱中提出一队抗日干部，绑赴刑场，恶狠狠地抽出东洋刀说：“今天就不劳各位弟兄了，这几个人头全由本队长一人包了”。砍到第八人时，在死者身上蹭刀，发现刀已卷刃，又换了一把，5分钟一连砍下十八颗人头。

1944年秋后，张伯奎率队到吉家屯抢粮，找不到粮食，气急败坏，找来一台铡刀，亲自动手，一连铡死十二名村民，还不解气，把全村烧成一片火海。

张伯奎草菅人命，六亲不认。一次到一家澡堂洗澡，澡堂老板是他妻舅老爷的堂兄弟，正跟人谈论《三国演义》，说到吕布时，老板说他先投丁原，后靠董卓，最后依附王允，书上说是三姓奴。张伯奎自己当汉奸，投靠日本，疑心老板指桑骂槐，拉出去活埋了。妻舅老爷上门论理，说得他恼羞成怒，又被一枪送了命。本村有个从小一块长大的干兄弟，从他老婆手里要去他一张旧照片，意在人前显摆，不受别人欺侮。张伯奎作贼心虚，疑心他是八路军的探子，拉出去砍了。

声声血泪控诉，人命堆积如山，数以千记的抗日干部和无辜群众惨死在张伯奎的屠刀之下。包括亲手杀死冀南二地委书记李忠、巨鹿县委书记夏炎光，用钉子楔进警卫员贾小光的头部，割下二人头颅，悬挂城门半个月，亲手将县委交通员张国存剖腹、剜心，将区财政助理员贾兴旺活剥了皮，将上疃村支书段福合人头夹在门缝里，挤得脑浆迸裂。

张伯奎不仅作恶乡里，还把淫威施向周围各县。一次去任县“清剿”，杀死天口村十九人。一次到隆平“扫荡”，杀死刘庄二十多人。一次路过大寨村，看到一排卤水缸，狂叫“我这辈子，啥咸菜都吃过就是没吃过人肉咸菜”，把三十多名村民倒栽葱塞进卤水缸里活活淹死。一次路上碰见一个白胡子老头，问多大岁数了，老人说七十岁了。张伯奎狞笑道：“幸亏碰上我，要不还不成了人精。”一枪把老人撂倒。

张伯奎罪恶滔天，罄竹难书，成为巨鹿人民和冀南一方公敌，抗日政府决心为民除害。奈何这个奸贼重兵自卫、奸诈多疑，夜夜移处而居，几次都被他狡猾躲过。解放前夕，带领残部投奔邢台中央军高德林。邢台解放，如丧家之犬，先后逃窜永年、天津、滦县、张家口、绥远，一次被收容后，又越狱逃往上海。巨鹿县政府大张旗鼓“反奸清算”，拨三万斤小麦作经费，四处张网，捉拿汉奸张伯奎。

1951年9月，巨鹿县特级侦察员牛春水、贾长发，在上海宝山路一个杂货店发现了张伯奎，尽管他自己烫了麻子脸，面目全非。侦察员是仇人见面，分外眼明，就是扒了皮也认得出来。这个恶贯满盈的杀人魔王终于低下头来，说：“我知道早晚会有这么一天。我杀人如麻，数也数不清，作的孽该当报应。只是这一命不抵成百上千人命，任杀任剐。”

法院院长宣布张伯奎罪大恶极，依法判处死刑，就地枪决。执刑战士端枪的手搂扳机的手指颤抖着，十分为难。一枪结果性命太便宜了这十恶不赦的杀人魔头，一枪不中又有失法律的尊严。结果是枪响人倒，但没击中要害，群众一拥而上，千刀万剐了。

（文/尧山壁 侵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