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初冬的一天,我作为隆尧县学生代表,跟随高小老师去巨鹿县参加公审汉奸张伯奎大会。张伯奎旧军阀出身,“七七事变”投靠日本鬼子,任县警备联队大队长,是个杀人魔王。民谣说:“巨鹿人民倒了霉,出了个汉奸张伯奎,杀人一千八,不分你我他。”从隆尧到巨鹿40里,那几天天天下雾,生怕耽误时间,我们夜里没敢睡,顶着雾一溜小跑,赶到巨鹿县城天刚蒙蒙亮。
会场设在县立中学大操场,已是人山人海,周围房上树上密密麻麻爬满了人。据传有五六万人,巨鹿县四分之一人口都来了,看这杀人魔头的罪恶下场。上午九时开会,会前雾已散去,笼罩在人民心上十几年的阴影也散去了,心里格外亮堂。一眼就看到南城墙斜坡上,搭起白花花上千个灵棚,灵棚里摆放着受害者的灵牌,根根蜡烛都滴着血泪,层层叠叠的白布灵幡和随风飘动的挽联,好像下了一场茫茫大雪,巨鹿人民报仇雪恨的日子终于来临。
凭着大会发的来宾证,我们挤到审判台一侧,找到一个观察台上台下的好位置。五花大绑的张伯奎耷拉着眼,两颊深陷,又黑又瘦,不人不鬼。生怕这个恶魔插翅逃走,台下受害者家庭人员站成一堵人墙,一片血红的眼睛织成愤怒的火网。广场上举起森林般的手臂,“严惩汉奸张伯奎”的口号山呼海啸般压过来。那时还没有麦克风,隔不远一个人站在凳子上,把台上控诉的内容用用喇叭向外传播,形成一个有效的扩音系统,一字一句送到每个人耳朵里。
受害人代表排着长长的队,依次上台控诉,桩桩件件骇人听闻,充满血泪。
1939年冬,他率领的日伪军血洗凌石屯,枪杀村民张雨见后,见一个怀孕妇女往外跑,举枪说:“小子们看好了,老子一枪打俩。”随后又用皮鞭将村民郝福寿打得皮开肉绽,最后挖坑活埋了。
1940年秋,他率队包围董营村,把全村妇女老少赶到打谷场上,一气砍死三名村干部,接着砍一个半大孩子小石头。不料刀被小石头的颈椎骨磕成两截。人没砍死,硬是要小石头家赔刀钱。临走还割了一个姑娘的乳房,扬长而去。
1943年农历七月初十,他亲自从狱中提出一队抗日干部,绑赴刑场,恶狠狠地抽出东洋刀说:“今天就不劳各位弟兄了,这几个人头全由本队长一人包了”。砍到第八人时,在死者身上蹭刀,发现刀已卷刃,又换了一把,5分钟一连砍下十八颗人头。
1944年秋后,张伯奎率队到吉家屯抢粮,找不到粮食,气急败坏,找来一台铡刀,亲自动手,一连铡死十二名村民,还不解气,把全村烧成一片火海。
张伯奎草菅人命,六亲不认。一次到一家澡堂洗澡,澡堂老板是他妻舅老爷的堂兄弟,正跟人谈论《三国演义》,说到吕布时,老板说他先投丁原,后靠董卓,最后依附王允,书上说是三姓奴。张伯奎自己当汉奸,投靠日本,疑心老板指桑骂槐,拉出去活埋了。妻舅老爷上门论理,说得他恼羞成怒,又被一枪送了命。本村有个从小一块长大的干兄弟,从他老婆手里要去他一张旧照片,意在人前显摆,不受别人欺侮。张伯奎作贼心虚,疑心他是八路军的探子,拉出去砍了。
声声血泪控诉,人命堆积如山,数以千记的抗日干部和无辜群众惨死在张伯奎的屠刀之下。包括亲手杀死冀南二地委书记李忠、巨鹿县委书记夏炎光,用钉子楔进警卫员贾小光的头部,割下二人头颅,悬挂城门半个月,亲手将县委交通员张国存剖腹、剜心,将区财政助理员贾兴旺活剥了皮,将上疃村支书段福合人头夹在门缝里,挤得脑浆迸裂。
张伯奎不仅作恶乡里,还把淫威施向周围各县。一次去任县“清剿”,杀死天口村十九人。一次到隆平“扫荡”,杀死刘庄二十多人。一次路过大寨村,看到一排卤水缸,狂叫“我这辈子,啥咸菜都吃过就是没吃过人肉咸菜”,把三十多名村民倒栽葱塞进卤水缸里活活淹死。一次路上碰见一个白胡子老头,问多大岁数了,老人说七十岁了。张伯奎狞笑道:“幸亏碰上我,要不还不成了人精。”一枪把老人撂倒。
张伯奎罪恶滔天,罄竹难书,成为巨鹿人民和冀南一方公敌,抗日政府决心为民除害。奈何这个奸贼重兵自卫、奸诈多疑,夜夜移处而居,几次都被他狡猾躲过。解放前夕,带领残部投奔邢台中央军高德林。邢台解放,如丧家之犬,先后逃窜永年、天津、滦县、张家口、绥远,一次被收容后,又越狱逃往上海。巨鹿县政府大张旗鼓“反奸清算”,拨三万斤小麦作经费,四处张网,捉拿汉奸张伯奎。
1951年9月,巨鹿县特级侦察员牛春水、贾长发,在上海宝山路一个杂货店发现了张伯奎,尽管他自己烫了麻子脸,面目全非。侦察员是仇人见面,分外眼明,就是扒了皮也认得出来。这个恶贯满盈的杀人魔王终于低下头来,说:“我知道早晚会有这么一天。我杀人如麻,数也数不清,作的孽该当报应。只是这一命不抵成百上千人命,任杀任剐。”
法院院长宣布张伯奎罪大恶极,依法判处死刑,就地枪决。执刑战士端枪的手搂扳机的手指颤抖着,十分为难。一枪结果性命太便宜了这十恶不赦的杀人魔头,一枪不中又有失法律的尊严。结果是枪响人倒,但没击中要害,群众一拥而上,千刀万剐了。
(文/尧山壁 侵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