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圆说礼】

夏朝礼器知多少

王  圆

礼器，古代中国贵族在祭祀、宴飨、征伐及丧葬等礼仪活动中使用的器物，用来表明使用者的身份、等级和权力，随氏族贵族的出现而产生，随夏朝礼制的建立而赋予内涵。那么，夏朝的礼器有哪些呢？

《礼记·曲礼上》言“君子虽贫，不粥祭器；虽寒，不衣祭服；为宫室，不斩于丘木”，说得是宗庙祭器是侍奉祖先的器物，应归属于祖先；祭服是“人神”交接必不可少的一种道具，只有在特定的时间与空间才能出现；植于墓地的树木，无论大小贵贱，都是用以庇护墓地的，也应归属于墓下的死者。由此而衍生的“世界两重”理论认为，世界有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一是活人居住的世俗世界，一是鬼神居住的幽暗世界。而鬼神居住的幽暗世界，神秘而神圣，是一个未知的世界，存在神秘的力量，在世俗的人们敬畏它、礼敬它的同时，也产生了种种禁忌。

因此，夏朝的礼器可分为祭器与养器两大类别。而养器乃供养人之饮食器物，祭器是祭祀时所陈设的各种器具的总和，是由其神圣性所决定。根据史料记载和现行考古发掘，夏朝的朋礼器主要包括食器、玉器、乐器、酒器、水器、杂器和兵器等。其中：

食器。包括鼎、簋、甗、鬲、俎、豆、簠等。其中：

鼎，古代烹饪之器，用来盛肉或煮肉的炊具、盛放事物的器物。最初，有三足圆鼎，也有四足方鼎，为黏土烧制而成，后随青铜铸造技术的发展，出现青铜制造的铜鼎，渐渐演变成重要的祭祀礼器。传说，夏朝始祖大禹，收九牧之金而铸九鼎于荆山之下，象征九州，铸魑魅魍魉而保护人们免受其伤害。自此，鼎就从一般的炊器而成为传国重器，国灭则鼎迁，因而有“夏灭商兴，九鼎迁于商都亳京；商灭周兴，九鼎又迁周都镐京”之说，后人将定都或建立王朝称之为“定鼎”。只是，进入封建社会后，青铜礼器逐渐走向衰落。

作为中国古代文化的重要象征，中华文明的圣物，鼎在中国古代，代表不同的身份和等级，其形制的大小、多少有着严格的规定。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一般，九鼎为诸侯之制，七或五鼎为卿大夫之制，三或一鼎为士级之制。唯有天子之制，享受十二鼎，为双数，代表至高无上的权力。但迄今为止，尚未发现实物。那么，双数之鼎的记载，是否属实，有待进一步考证。

玉器。古代诸侯参与会盟或朝觐天子时所持的礼物，包括璧、璋、琥、琮、圭、璜等。其中：

璧，中间有圆孔bai的圆形板状体， 边宽孔小。古人认为天是圆的、青色的，故用苍璧来祭天；琮，外方，内圆。中空，柱体。柱体两头突出，称为射上大下小，有长，有短，有纹饰；圭，由戈或石斧演化而来，尖首圭由戈演化而来。不同爵位的人所执圭的形状不同，以示等级。一般用作朝拜、祭祀东方之神；璋，小可不同，底平顶斜，顶部可平直、可呈弧线状，一般有眼，一般用作祭祀南方之神；琥，完整虎形玉器， 或立体圆雕，或扁平板状。常有纹饰，谷纹、雷云纹，一般用作祭祀西方之神；璜，半璧形，或小于半环的弧形，两端有眼，或中间靠上有眼，可为龙首、虎首，常有纹饰，一般用作祭祀北方之神。

在古代，通神之器，是王权的象征，自夏朝始就用严格的礼制规定，表现出君臣、贵贱、尊卑的等级和地位的高下，浸透礼教观念，这对维护和巩固阶级统治秩序，发挥了难以想象的作用。比如玉璜，有一璜、二璜、三璜、四璜、五璜、六璜、七璜之别。诸侯国君一般使用五璜、六璜，数量最多是七璜。玉璜使用数量多少，与鼎簋数量多少一样，代表着身份高下，数量越多，身份和地位越高。

乐器。包括钟、铙、鼓、铎、磬，始于尧舜时期的民意传递。传说，尧舜时期，为了更好地听取民意，尧舜在自己的驻地，发明了钟、铙、鼓、铎、磬五种乐器，并为这五种乐器，赋予不同的内容。其中，传道的人击鼓、谕义的人敲钟、告事的人振铎、讲忧虑的人敲磬、有冤狱诉讼的就震铙。尧舜就是凭借这五种乐器的声音，来接见来访的百姓，处理民间事务。乐器取材于自然，通过敲击模仿自然界的声音而形成音律，随后被运用到了祭祀活动之中。

酒器。饮酒用的器具，在中国古代，酿酒业的发展，使得各种不同类型的酒具应运而生，包括爵、角、觚、觯、斝、尊、壶、卣、方彝、觥、瓿、盉、罍、缶、斗等，在商代逐渐走向衰落。而古人祭天地、交鬼神、宴宾客以及冠、昏、丧、祭、朝聘、乡社等，酒礼器无所不用，是当时重要的礼仪之具。其中，爵是中国古代最典型、最常见和最基本的酒器，是当时等级、身份标志的青铜礼器组合的核心器具，在夏朝已成为贵族身份的象征。而夏朝的爵，青铜冶成，形体独特、具有三足、杯形腹、一侧有握手，是华夏民族由原始部落进入文明社会，建立第一个国家时的发明，其后又新增觚、卣、壶、尊、彝、觥等，但始终以爵、觚的组合为基础。

水器：古人祭神拜祖、宴前饭后，都要举行洗盥之礼。洗盥之礼所用礼器，以盘、匜、盂、鉴、缶、瓿、盆、斗、壶、罍为常见。其中，盘盛水，匜接水，盥是用来洗手洗脸，等等，属于礼器中的养器，也称明器。

但是，儒家明器有另一解读，称明器是必须和生者的用器有别的东西，亡灵不能用生者的器具。这种禁忌，既有理性的基础，即防止亡灵过分地占用生者有限的资源，也有非理性的恐惧，体现了礼中关于丧葬原则的必要形式，成为沟通亡灵与生者感情的桥梁。而在明器的使用上，儒家在处理与死者的关系方面，既体现了人道情怀，又反映了冷静的理智，只是本身并一定非实用物，反映出人们面对人死这一现实的务实态度。

【作者简介】

王  圆

山东省妇联新时代文明实践“齐鲁女性”志愿宣讲员

济南家庭文化研究会副秘书长

缘情六礼文化传媒品牌创始人

济南市历城区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