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寻访冬妮娅的路上

 作者 雷  涛     朗诵:伊兰

机翼下，漆黑的大地上终于有了微弱的一闪一闪的灯火。访问团的翻译小吴告诉大伙，莫斯科快要到了。

自飞机越过乌兰巴托不久进入夜间飞行，我们就被黑暗笼罩了。紧靠机窗的我，再也没有登机前后的那种平静的心情。多少年了，我梦牵魂绕的一个愿望就要实现：踏上俄罗斯广袤的土地，看看那里的集体农庄和白桦林中的小火车站，寻找我心中久慕的冬妮娅。假如有可能，我还想去铁路工人的居住区，去密密的白桦林，去那青草菲菲的大草甸。因为，那里曾是保尔·柯察金和冬妮娅经常会面的地方，也是两颗滚烫的心曾经相依又依依分飞的旧地。我寻找冬妮娅，也是为了寻找属于我最早喜爱上的文学园地。在奥斯特洛夫斯基的笔下，俄罗斯民族为何那样的热爱自己的故乡，热爱自己的生活。而男女之间的爱情故事又是那样的纯洁、甜美、诱人。那些我并未见过的土地、森林、河流甚至那些木屋、花草、牛羊又是那样的亲切。在手风琴的伴奏下，那些让人舒心而又心跳的舞会又是怎样让我夜夜难眠，以至于让一个初中生的我上课走神，张望教室外的天空，想象伏尔加河两岸的景色，想象保尔和冬妮娅开心时两人在茂密的草丛中嬉戏的情景。也想象那个年代写学习心得时常用的一句话“革命的道路不是涅瓦大街，宽广而笔直，而是曲折的，漫长的。”涅瓦大街就在涅瓦河畔。就在圣彼得堡，我要看个究竟。

记得我刚刚读初一时，我就从高年级的同学手中借到《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本前苏联小说，我是先读这些小说有了瘾，才有了后来读《母亲》、《静静的顿河》、《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妮娜》的浓厚的兴趣。那时阶级斗争的口号整天震天响，以阶级出身划线将人分成等级，你不是无产阶级思想，便是资产阶级（包括小资产阶级）思想。所严厉批判的“封、资、修”思想意识，就包含了讲吃讲穿（穿得稍稍花丽一些，头发疏得光滑一些，均在资产阶级生活作风之列）就是背离无产阶级，就要受到检举批判。正因为如此，我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时，抱定了一个决心，这就是从书中得到无产阶级思想的熏陶，树立坚定的无产阶级世界观，在思想上竖立一道坚不可催的防线。然而事与愿违。我读着读着，就进入故事的情节的发展变化的微妙想像之中。再往下读,对保尔·柯察金的革命行为深深感动了：当保尔几乎丧失活下去的信念,从床边摸出勃郎宁手枪打算自杀时又自我反醒，一个人要结束自己的生命是很容易的,但这只是懦夫的行为,是可耻可诅咒的。我从这个细节中学到了一种坚强。人生不管遇到多大的风险和灾难，都要爱惜生命、爱惜生活，都要坚韧不拔的挺下去。与此同时，书中对两个年轻人的爱情的描写同样紧紧抓住了我的心。涉世不深的我陷入极度的矛盾心理状态：不是强烈反对缠缠绵绵的爱情生活吗？不是把小资产阶级的思想行为也要打翻在地吗？那小说中所描写的两位主人翁的爱情为何那样迷人，以至于让少年的我产生“假如我能找到一位身上流露着小资产阶级思想情调的冬妮娅作妻子，该有多好”的愿望。为何小说中的冬妮娅没有让人读出可憎，反而读出了可爱和美丽，甚至觉得保尔太要强、太不讲人情，对冬妮娅的要求也过于可刻。读完了书，我几天吃不好饭，睡不好觉。我也不明白一部小说会产生如此大的欣赏作用与潜移默化作用。我为这两个人没有幸福地走在一起而感到万分的惋惜。我还闪过这种念头：作者为何这样描写，这样安排结局，太不懂中国小读者的心了。

飞机安全着陆于莫斯科机场。一阵喧嚣声将我的回忆与思念打断。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的同志前来接站，顺便告诉我们，俄方作协的人就在大使馆招待所门前等候。我又想象，这接待我们的同行中，有没有已经成长大了的与我年龄相当的“冬妮娅”？很失望，与我们一一握手的奥列格先生说他代表俄罗斯作家协会欢迎我们到访。奥列格寒喧之后拿出行程表发给每个访问团成员，并说，“这几天莫斯科的天气很糟糕，风雪封门，还是先乘火车去圣·彼得堡，回来再去托尔斯泰庄园，再去各个旅游景点，当然主要是文学艺术家的展览馆所。

从莫斯科乘火车到圣·彼得堡需要五个小时的路程。这条铁路大概在彼得大帝时期或者是在叶卡林娜年代就已经建成了。我们上车时是当地时间下午四时许，但天色已经暗了下来，我的心情是急切的。这倒不是我要早早抵达目的地，重要的事是趁着天还没有完全黑下来之前，我要在铁路沿线一睹俄罗斯北方乡间的冬景，当然还有那些老的火车站和集体农庄。保尔是从农庄走出来的，而冬妮娅就出生和成长在一个普通的火车站。

很巧，我们这个车厢验票的是一位中年女乘警。她中等个头，不胖不瘦，显得很匀称。俄罗斯的女人婚前大都苗条有韵，婚后就发胖，甚至臃肿，这位女乘警却例外。她在迎接我们上车时，先是很友好的一个一个微微点头，然后理了理金黄色的头发，用深情的注目礼欢迎我们。也许是她接触到的乘客太多了，而碰到的中国旅客并不多的缘故，她的好奇感和彬彬有礼的职业行为让我们感受到了身处异国的温馨。列车启动后不久，她又一次来到我们的座位旁，指着车厢连接处用俄语告诉我们：哪儿有开水供应，还可以喝免费的饮品。虽然我听不懂俄语，但她说话时柔和的语气，加上斯拉夫语特有的音乐感，让我舒心。这时我才注意到，这位女性的脸上布满了斑雀点，高耸的鼻子的下边还长着一个小小的黑痣。此时此刻，我的心里有了一种说不出的感受，那些年看影片《巴黎圣母院》，里边有一句画外音：主人翁心中充满了别样的惆怅，为什么卫队长的脸不能长在扎西莫多的肩上？！一想到这句话，就随之产生出一种愿望：眼前这位女乘警脸上的“麻子”为啥不长在别的女人的脸上！列车在运行中乘客们先后都迷迷糊糊地闭上眼睛睡了，车厢里一片安祥。我坐在窗前，一直瞄着冰天雪地的原野。我看见了大片大片的森林，在森林与森林之间，是一眼望不到头的平展的土地。偶然可以见到村庄，住户是散落着的，绝大多数是旧式的老房子，低矮而没有生机。奥列格用十分生硬的汉语悄声对我讲“这，农庄、土地、荒了，小伙子们，城里打工了，老的住户靠政府给（资助粮食和食品）”。然后他变个鬼脸说：“中国农村，非常好！哈拉勺儿!”说话间，列车缓缓地在一个小车站上停下来了。我看见，那位女乘警急切地走了下去，站在路基上朝列车前进的反方向瞭望，我便好奇的盯着。这时，从后面的站台上走来一位50岁开外的小老头，他打着伞走得很带劲，身上的风衣在寒风下摆动，更显得男性的刚健。女乘警看见他，便跑步迎上去，用右手搂住他的身腰，脸在他身上贴了两下，左手接过一个篮子。那位男子也用脸亲昵地在她的黄头发上蹭了蹭。然后，女乘警退了一步，又向男性挥手道别，转身上车。列车重新开动，那位男性目睹列车远去，才怏怏地走下车站，走向树木掩映的小火车站远处的村庄。从刚才所见一幕，我做出一个判断，这两位也许是夫妻关系，也许是朋友关系。他（她）们是有约定的。约见便是一种幸福。这是我在俄境真切见到的第一位女性。她也许就是铁路工人的女儿，而那位男性也许就是车站旁边一个农庄的农民的儿子。正当我在遐想时，突然车厢前部几位刚上车的青年男女又是拥抱，又是嘻笑，惊动了整个车厢。这时，女乘警大步走了过来，站在几位青年人身边，说了些什么，青年人的言行戛然而止，车厢又恢复了平静。女乘警走到我们访问团员座的走道上，欠身向我们点头，表示歉意。我从她喜悦开心的眼中看到了一种也许是冬妮娅曾经有过的爱的自信与力量。

圣·彼得堡瓦西里岛科萨亚街上的有轨电车仿佛在黎明时分才宣示自己的存在，它的强有力的运行中的震动声把我从睡梦中又一次惊醒。昨天夜里，当我们中国作家代表团一行6人来到这条街的“上海宾馆”入住时，细心的上海姑娘金丽敏经理特意将我安排到三层楼的拐角房间。她说：“这里离马路最远，最安静”。我多问了一句“这儿吵杂吗？”，她莞尔一笑：“也许你入睡后才能感觉到。”果不其然，从莫斯科乘火车到圣彼得堡，已经很累了，再加上时差的原因，入住后顾不得洗漱我就上床了。可是刚刚迷糊了一阵便被“轰隆隆，轰隆隆……”的响声吵醒。响声好像是从房屋下边的地层里传出来的，响声由远及近，由弱到强，最强时整个房子也会微微颤抖。在国内经历了“5·12”汶川大地震，心里仍有余悸，在异国他乡又遇这样的情景，脑神经的条件反射使我一次次紧张，难以入眠。第二天早上我经过询问才知晓，那是有轨电车在夜间奔驰时所发出的声响。在黑暗中我索性去摸提兜里带来的几本前苏联几位作家的作品。摸到一本，打开床灯一看，是描写陀思妥耶夫斯基生平的小册子。真巧，天亮后我们第一个参观点就是陀翁纪念馆，天意本该这样安排。冥冥中的陀翁已经知晓，一位来自遥远的中国读者正向他渐渐走近。

用罢早餐，负责接待我们的奥列格和他的老朋友比·让便驱车准时接我们出行。奥列格见到我们的第一句话总是一句话“非常好！”我们也会用刚刚学会的俄语对应“刀不离箭”（你好）。

也许，天公刻意做出安排，让我们从温暖中感受寒冷，当我们出门上车时，凛冽的寒风卷着雪花辅天盖地而来。宽阔的科萨亚街面上只见雪花狂飞，视线一片模糊，奥列格的朋友比·让驾着车艰难地向前慢行，还不时地用手套去擦挡风玻璃上的薄霜。刚刚擦上一块，有点能见度，几秒钟后又成模糊状。不知行进了多少路程，车子在一旁停下，奥列格那双智慧而又带几分狡猾的眼睛挤了挤，对我们说：“涅瓦河畔，站在这儿就能遥看陀思妥耶夫斯基纪念馆的方位。”大家明白，奥列格的用心，是以此为托词，考验我们抗击风雪的能耐。“大伙都下车，先领略一下涅瓦河的风采。”经过翻译吴欣慰的告知，奥列格如同顽童一样张开双臂，拥抱了坐在前座的湖南女作家贺晓彤，嘴里不断地叫“哈拉勺儿！哈拉勺儿！”

其实，涅瓦河早已封冻，开阔的河面上只能看见停泊在岸边的船只，定神瞧，船只已经与河里的冰层完全结成一体，僵硬的被嵌在那里。只有船只的桅杆上，俄罗斯的国旗在漫天的飞雪中飘动，发出“呼啦啦”的声响，才会让我们感到来自大自然的活力。“我们站在这个地方，也许高尔基、普希金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也站过。”我问奥列格，奥列格诡秘地做出一个手势说：“他们知道中国的同行们要来，今天也要来此一游哩。”

公元1881年1月28日，59岁的陀翁在死神面前的抗争终于失败了。他就死在平时躺着读书的那张床上。他患的是痨病，吐血而殁。他清楚地知道自己的死期即将来临，于是在前天便叫来神父，一家人坐在一起一同祷告，希望他的灵魂得到永久的安宁。这年的柳芭才11岁。她是陀翁的第三个孩子（实际上是最大的）。这个聪慧的深受父亲慈爱的小姑娘，用抖动的笔在自己的日记本上写下了“今天爸爸去世了”的字样。也许，孩子对死亡二字的真正含义无法体会，可是，孩子面对躺在床上的已经停止了呼吸的慈父，内心深处一定会发出一连串的叩问：“爸爸还会拿起书来读吗？他还会给我写信并买糖果‘寄’给我吗？他还会带我们一起去涅瓦街行走，一起站在涅瓦河的河沿上看飞鸟飞翔，看船只游戈吗……”

站在陀翁躺过的那张床前，聆听着讲解员低沉动情的话语，我的眼眶湿润了。多少年过去了，只有在这个时刻，我却想起我那早逝的二妹雷菲。她是1989年的大年三十因车祸而亡的，同她一起走的还有她的正准备筹办婚事的未婚夫。她两都是先一年毕业的大学生，三年前经人介绍相识而恋爱的。她上的是西北大学生物系，毕业后分配到杨陵一家科研单位。由于她的工作出色单位已经同意她年后去日本进修。而就在出事的前两天，她还跟着一位司机专程来西安为单位的同事采购了年货，并反复爬楼梯送给每个家庭。而父亲最爱的也是二妹，说她勤快，有眼色、懂事，学习成绩最好。我清楚的记得，由于家境不富足，二妹上高中时每遇到下雨天，总是光脚丫子“跤泥脚”。粗心的父亲这时总要反复叮嘱二妹，走泥小路要慢，脚步要轻，千万别让瓦砾划破脚指或脚掌。碰到这样的天气，母亲就做二妹最爱吃的“涎水面”。此时的父亲就眼睛眨也不眨的看二妹吃饭。在我的眼里，父亲是一位严厉的人，是用棍棒将我“打大”的。可他为何对二妹百般呵护。有一次我放胆问父亲个中原由，父亲哽咽着说：“你二妹这条命本来就是检回来的。她小时候缺乏营养，面黄肌瘦差点送命，谁能想到，她这么有出息，从小学到大学都是班上优秀的学生。”这使我想起安葬二妹时身体硬朗的父亲竟然几次瘫了下去，他捶胸顿足地嚎啕大哭，谁也拦不住。这是我一生中唯一看到的父亲悲痛欲绝的模样。从那个时候起，我才明白，父爱也是伟大的，母爱与父爱的不同之处就在于，前者细腻而繁叨，后者博大而简约。

去陀翁纪念馆的途中，在我们的请求下，奥列格安排我们参观一下阿芙乐尔舰。这是当年炮轰冬宫的功臣舰，至今还在涅瓦河边停靠，供人们参观。参观该舰着实是“走过场”，因为规定的时间只有一刻钟。倒是从舰上走下来路边的小滩位让我兴趣大增。这是母女俩摆的地摊。女主人40岁左右，头上裹着丝巾，衣服虽不破烂，但看上去已有好些日子不曾洗涤了。衣袖上的油渍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她的女儿看上去只有10余岁。通过翻译，女儿叫列娜，今年刚满13岁，与母亲相依为命。父亲干什么去了，不知道，每月靠摆地摊维持生活，经与交谈，这位母亲竟然说，她就是铁路工人的后代，父亲在道班上干了一辈子，死后什么也没有留下。她是独生女，又生了一个独生女儿。丈夫整天酗酒闲逛，还向她要钱花。她不给或给的少，就挨揍，实在过不下去了，她就带女儿从遥远的北部山区来到圣·彼得堡。虽然没有办离婚手续但实际上已经没有“家”的感觉了。女儿列娜也已辍学，跟着她做这小本生意。我再仔细瞧她的女儿，长得虽然瘦小，但机灵的小眼闪烁着聪慧。她的一双小手冻得通红，黄中透黑的头发显得零散，白净的脸下的脖子却是黑的，不洁净的。小姑娘不断地向我们推销她们的物品。她见我们对两顶前苏联红军戴的军帽有兴趣，竟然对翻译说：“列宁、斯大林、毛泽东、好!”并说她很想去国外旅游，特别想到北京看天安门。还说, 等她母亲老了，她要带上母亲到处走，把世界看个遍。母亲看她与我们交谈甚密，几次把她搂在怀里，说这个孩子天资很聪明，学习也上进，但生活所迫，不能续读，她这个母亲是不称职的。我问她知道不知道高尔基，她说知道。我又问她冬妮娅是谁？她望着天空，眼睛贬了贬，不怎么自信地说，听说过也是铁路工人的女儿，不过，她是小说中的人物。时间已到，我们要上车了。列娜却站在母亲的身后，探着头向我们招手。我们的车子开动了，她又从母亲的身后站出来，用双手向我们挥动。多么好的小姑娘，多么不公平的命运使然！假如是当年，她也许有超过冬妮娅的知识、眼界，也许会当一位出色的作家呢！

在瞻仰陀思妥耶夫斯基纪念馆的过程中几位上了年纪的女性管理人员，个个面目肃然，不苟言笑，这使我心里不由产生一种纳闷：是她们生活得不惬意，还是职业病的原因对参观者无动于衷，还是对中国作家们有成见。我问奥列格，他解释道：“她们都是被返聘的，工资微薄，日子过得不开心嘛!”瞻仰完毕，我在一张放有留言簿的桌子旁坐了下来，准备留下我们作家代表团最想说的话。刚拿起笔，就被一位老女人用手制止。接着，她示意让我站起来，我照做了。她恭敬地拿起我刚才坐的椅子，放在桌子的正前方位置，又善意地请我坐，请我签字，整个过程，她的脸上都没有笑容。这是几天来我碰到的又一个“冬妮娅”。但对她的举止，文明的肢体语言，还是怀有敬意。之后，在冬夜的路灯照耀下，我们来到普希金与法国军人决斗的地方观看，我的脑子里乱纷纷一片，一会儿遥想两位情敌决斗时的场面，一会儿又回想纪念馆里那群老妇人的形象。我思忖，俄国女人是否到了晚年都会变得冷漠和离群。

终于，我回到了莫斯科。翌日，由莫斯科驱车去托尔斯泰庄园。在庄园里我碰上了讲解员塔吉娅娜——我心目中真正的“冬妮娅”。她身段极好，衣着十分得体，一身黑色职工套装，使她显示出少妇的成熟干练的线条美和独有的韵味。乌黑的头发向上盘着，两只银色的耳环在行走中摆动，更透视出年轻时的端庄和秀丽。

“你是我少年维特眼中的冬妮娅！”分别时我对塔吉娅娜笑着说。

“冬妮娅！她是谁？我有她那么漂亮，那么有魅力吗？”她笑了，笑得很阳光，很灿烂。

我向她说清楚了冬妮娅是怎样的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并讲述了像我这般年龄的中国读书人对她的普遍好感后说：“我总算看到了心仪已久的人儿！”

“是吗？那我太幸运了。”塔吉娅娜主动过来抱起我的胳膊，“我们留下纪念吧！”还不等我们俩摆好姿势，随团的老季就挥动了相机的快门。

“您有电子邮箱吗？请告诉我。”塔吉娅娜率直地询问。

“没有，我是网盲。不过，我有名片。”说着我掏出名片递给她。

塔吉娅娜接过名片，却摇了摇头：“中国很遥远。我又没有足够的路费，这辈子大概去不了中国了。”

老季、老刘几乎同时开玩笑：“没问题，老雷的心愿实现了。他会邀请你。不但会出路费，还会把你的所有费用包起来甚至把你留在他的身边。”塔吉娅娜通过翻译听得出这是开玩笑的话，但她还是惊喜若狂，用中国式的双手合抱礼仪对我，也对大伙致意：“那就好，我盼着这一天的早日到来。”我们的车子开动了，驶向庄园的出口，我将头伸出车窗外向后望去，看见塔吉娅娜还站在那里。虽然不再挥手，但我知道她在想什么。

作者简介：

雷涛，1954年出生于陕西省武功县，1978年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历任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文艺处干事、部长秘书、宣传处副处长、办公室主任，《陕西宣传向导》主编，西安电影制片厂常务副厂长，中国作家协会第六、七届全委会委员，陕西省杂文学会名誉主席，陕西省对外文化交流协会副会长。现为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陕西省作家协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陕西省文史馆研究员，中国作家协会书画院副院长，陕西文学基金会理事长。1977年开始发表作品，2000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著有游记散文集《走近阿尔卑斯山》，纪实文学集《走向王国》、《走出西影的女人们》，文论集《文心鳞爪》，《困惑与催生》书法集《心迹墨痕》。2010年获俄罗斯“伟大卫国战争胜利65周年”纪念勋章和“契诃夫文学奖”。

伊兰简介：

伊兰，本名何兰，祖籍陕西省西安市，西安广播电视台优秀主持人，主持作品有《艺海方舟》、《周六会客厅》、《艺术西安》、《文化西安》等，曾出版配乐朗诵专辑《天籁南山》，创建公众号《诗意西安》并任主编。2018年起旅居西雅图，现为西雅图中文电台主持人，欧亚国际诗歌朗诵联盟副秘书长，民族音乐电影《半个月亮爬上来》美西宣发外联主任，全民悦读木兰书院阅读会副主席，陕西女子诗社常务副社长；都市头条金牌主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