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非洲裔男子佛洛依德（George Floyd）被警察单膝压颈窒息而死引起的全国范围内反种族主义示威仍在继续，全美陷入一片混乱。

不过，在这场大规模示威中，鲜有亚裔的身影。一些华人开始发起呼吁支持非洲裔，说华裔也是种族歧视的受害者，排华法案言犹在耳，川普又借助疫情大肆宣扬排华情绪，华裔应该同非洲裔一起抗争，争取自己的权益，反对根深蒂固的种族主义；不能一直只关注自己一亩三分地的利益，不能只做埋头苦干、遵纪守法却没有话语权的“哑裔”。

那么，同样作为种族歧视受害者的亚裔，为什么不能像非洲裔一样，在反种族歧视运动中爆发出巨大的能量，为自己争取权益呢？

闷声发大财 VS 按闹分配

因为亚裔和非洲裔选择了两条截然不同的生存之道，导致两个族裔的经济地位差异巨大。亚裔选择的道路叫做“闷声发大财”，非洲裔则选择的是“按闹分配“。

华裔占亚裔人口的25%，在亚裔各族群中人口最多，华裔在美国的发展最有代表性。哈佛大学教授宋怡明有一本书叫做《The Art of Being Governed》，讲的是明朝时期福建居民在军户制度下如何实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灵活机动地找到自己的最优生存策略。书的内容不做展开，有趣的是这个标题“The Art of Being Governed”，直接翻译叫做“被统治的艺术”，就很能反映出华人的特长：

经过数千年的“兴百姓苦、亡百姓苦”，中国人锻炼了极强的生存和适应能力，在任何环境、任何制度和游戏规则下都能够找到生存自强之道，升华出“被统治的艺术”。这也是中华文明能数千年绵延不断、出走海外还能够维系文化传统、族裔同质的重要原因。

放在美国这个崇尚竞争机会均等的社会，即便经历了60年的排华法案，整体来说比其他族裔更加勤劳、节俭的华裔，即便面临严重的种族歧视，大部分人只要肯努力，都能够过上小康生活。即便是在做很低端工作的华裔，也能在美国找到安身之所，有一笔不错的积蓄，可以像其他华裔一样为了孩子的教育付出一切。

于是，第一代华裔通过自己的双手默默创造财富，重视教育的他们又让子女获得更优质的教育资源，通过提高教育水平，不声不响地实现了财富的传承和积累，由此让华裔中的大多数成了美国社会的既得利益者。实际上，包括印度裔、韩裔、日裔、菲律宾裔在内的亚裔美国人，大多数都是在通过自己的双手改变境遇，为后代积累财富，同时也极力保护自己的奋斗成果。

在资本主义社会，财富是权力的基础。亚裔其实已经有了一定财富基础，但为什么无法提高族裔整体的政治地位，在此按下不表，后面会给答案。

非洲裔走得却是另一条路，他们中的大多数在美国社会中的地位并非基于用双手创造的财富，而是来自于抗争后平权的象征性施舍，如此得来的社会地位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是不牢靠的、虚假的，这是非洲裔在美国社会结构中遭遇系统性种族歧视的根源。

从解放黑人奴隶宣言到民权法案，每一次非洲裔社会地位的上升，背后的原因要么是白左良心发现觉得“我对不起你，这个权利你应该有”，要么就是揪住白人双重标准的把柄说“我也应该享受这样的权利”。但最后非洲裔得到的都是只是不实在的表面尊重，每一步社会地位的上升都完全没有财富的支撑。

走到今日，在美国民主制度下，非洲裔似乎对平权形成了一种路径依赖：民主党需要利用非洲裔的选票，便向非洲裔许诺平权与高福利，于是非洲裔兴高采烈将民主党选上台，高呼平权口号拿福利，自己却继续不注重财富创造和积累，不重视教育，没有创造财富的动力，只有一触即跳的抗争动力。当然，这样的选择是理性的，“按闹分配”的平权要来的福利和机会，总比辛苦赚钱要来的轻松。

当然，有少部分非洲裔精英通过自身努力取得了成功，甚至有人当了总统，但这种“招安效应”只能被作为白左叙事中少数族裔有平等成功机会的典型，平权的路径依赖让大多数非洲裔只能继续忍受经济上不平等带来的系统性种族歧视：有非洲裔因种族歧视被警察误杀，处理结果大不了是将涉事警察绳之以法，同样的事情还会不停地发生。在资本主义社会，有钱才是大爷，白左是靠不住的。

结果，大部分非洲裔没有选择像大部分华裔一样，愿意遵循游戏规则向上爬，实现阶级跃迁，于是选择平权而陷入了政治地位极高、经济地位极低的恶性循环。结果就是，亚裔家庭年收入中位数将近9万美元，为各族裔中最高，而在全美贫困人口中只占12%；非洲裔家庭年收入不到亚裔家庭的一半，贫困人口占到全美贫困人口的26%。

实际上，非洲裔如果不能像亚裔一样，用双手去创造出既得利益，而执着于用抗争去平权，是永远不可能走出系统性种族歧视的，除非用革命的手段推翻这个制度，重新进行利益分配。”

这是因为，资本主义制度说到底是一种保护既得利益的制度，美国对既得利益保护尤其好，这个制度能够吸引全世界富豪都要往美国跑，也欢迎各国勤劳的底层移民来这里创造既得利益。而且，资本主义搭配民主制度后，既得利益一旦确立，有关利益分配的改革就会举步维艰。

这里没有机会用革命来重塑利益分配，人们只能去创造新的财富来提高社会地位，这也是美国社会创新动力的来源。白左的平权运动并不创造新的财富，因此无力从根本上改变利益分配，提高非洲裔的经济地位，这只是慈善家对穷人的施舍。

因此，为什么鲜有亚裔有意愿联合非洲裔一起抗争的原因就一目了然了：大部分亚裔其实是美国社会的既得利益者，但大部分非洲裔则是名副其实的无产者。许多人说亚裔只愿意守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是自私狭隘，不如非洲裔愿意去跟一切不平等作斗争，那是因为亚裔真的有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可以守，但是非洲裔没有。要抗争？无产者失去的只是锁链，小布尔乔亚则充满了两面性和妥协性。

无法形成的利益共同体

那有人就要问了，既然资本主义社会有钱才是大爷，亚裔有财富基础，却也面对着种族歧视；如果能够向非洲裔学习，通过团结抗争取得更高的社会地位，将一亩三分地扩大到两亩六分地，岂不美哉？

不幸的是，客观上来说亚裔作为一个整体，无法做到这一点。

在民主制度下，要扩大一个族裔在政治上的话语权，首先是要有人（有选票），其次是要团结。亚裔做为少数族裔，人口仅占全美的5%左右，人数不够多，而且投票率一直不高。相比之下，白人占70%左右，非洲裔和西语裔分别占12%和16%。

不光是人数不够，更要命的是，即便所有亚裔都去投票，似乎永远无法团结起来（这与内斗内行外斗外行无关），这实际上是亚裔群体的收入分布及政治光谱决定的。

按照常理，左派一般是倾向底层、低收入和少数族裔等弱势群体，追求平等，公平、前卫，也称“进步派”；右派一般偏高收入精英，希望利用秩序稳定既得利益，崇尚自由竞争，也称“保守派“。（也有例外，如底层红脖子支持极右，高科技精英支持左派，但并不典型。）

如下图所示，一个健康社会的民众收入分布应该呈正态分布。但随着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贫富差距日益扩大，收入分布就会趋向右偏，也就是说低收入人群数量大幅增加，高收入人群的收入大幅增加。

 

 所以，2010年后美国民众典型的收入分布应该是这样的：

 

如果用亚裔的收入分布和其他族裔对比，会发现亚裔的收入分布与白人更为接近，这种程度在如今贫富差距拉大的社会还算正常。下图是皮尤研究中心2016年的调查结果：

 

于是以白人的收入分布为锚，再对比非洲裔的收入分布，就会发现非洲裔的收入分布更加右偏：

 

可以看到，亚裔的收入分布与白人类似，但因为人口比例太小，可以算作一个白人的小样本。白人在政治光谱上分布广泛，从极左、中左、中右、极右都有大量人群。那么，亚裔的政治光谱分布也应该和白人相差不多，从左到右广泛分布，但是会更加偏中间派（亚裔在文化上较为保守）。

反观非洲裔，因为贫困人口大量集中，所以他们是民主党坚定的支持者。可以看到，亚裔和非洲裔最大的区别在于，非洲裔的经济地位与其政治诉求决定他们可以支持单一的政治势力，将自己利益诉求和族裔标签统一起来，实现自己在抗争力量的最大化，亚裔则做不到这一点。

这是因为，亚裔选民在政治光谱从左到右广泛散落，又不像白人那样数量庞大：亚裔的人口仅是白人的7%，如果再分布到如此广泛的政治光谱中，每股政治力量中亚裔的人数可以说少之又少。不用说非洲裔如此团结在民主党周围，就算是散落在政治光谱左右的白人各派，力量也远比亚裔大得多。所以说，不团结并不是亚裔的错，白人团结过吗？并没有，只不过每一派的人数都足够多，足够把其他族裔压死罢了。亚裔只是吃了人少的亏。

因此，亚裔是一个客观上无法团结的群体，底层新移民支持民主党，在美国小有成就后偏向中间派，或者成了既得利益者会趋于保守，为了保住自己一亩三分地的利益而向共和党靠拢，支撑他们立场转移的是财富的增长带来的社会地位的转变。因为利益的多元化，亚裔没有办法以族裔之名聚拢在同一股政治力量之下，无法形成一个以族裔为标签的利益共同体，这是亚裔在政治上弱势的根本原因。于是，亚裔只能作为个体，参与到不同的政治力量中，为自己争取权益。

如果要把亚裔的族裔标签和政治立场统一起来，需要让亚裔的收入分布尽量集中，降低高收入与低收入之间的差异，将收入分布图变成尖峰。然而，这个尖峰无论左偏还是右偏，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即便把所有亚裔集中在中间道路，在目前政治极化的环境下，中间派已经没有出路。

不上不下、不左不右：极化政治下亚裔的尴尬

除了收入分布的差异化，亚裔的团结同时也被先天的移民身份和文化背景撕裂。

亚裔作为少数族裔移民，不少新移民更是作为弱势群体，天生应该支持的是民主党；然而，亚裔通过自我奋斗积累财富后，大部分人成为了既得利益者会趋于保守，为了保住自己一亩三分地的利益而向共和党靠拢。更不用说，共和党传统、保守的价值观比起民主党进步派，与同样趋于保守的华人价值观相似处更多。

从这个意义上讲，无论从经济地位上还是政治光谱上，亚裔群体其实是不折不扣的中间派：经济上，大多数亚裔是中产阶级，勤劳的亚裔很难落入最底层，但也无法突破族裔天花板坐到最高层；政治上，华裔既支持民主党的移民友好政策，又支持共和党对既得利益的保护。用八个字形容，就是“不上不下，不左不右”。

如果美国政治是健康的两党博弈，那么像亚裔这样的中间派，其实在选举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例如，左派和右派两党，各自的基本盘都是人口左右的50%。但这个时候，如果左翼的A党把路线向右一点，那左翼的还是会投给它，又能多占据一点中间选民，就赢了。而右翼的B党想挽回，就只能向左一点，保住中间选民。而这种博弈的最终结果，就是两党的路线都会向中间靠拢，争取中间选民。

然而，这种正常的两党博弈的前提是，选民政治取态的分布是平均分布或者类似正态分布：中间选民较多，极左和极右少。

美国自1980年代开始推动金融资本主义全球化，导致制造业空心化，经过2008年金融危机重创后贫富分化加剧，导致2010年以后政治极化加速，共和党内极右的茶党和民主党内极左派势力大增。

在这个已经两翼割裂的社会中，选民分布则变成了双峰，中间选民较少，大部分选民要不是左翼，要不是右翼。这种情况下任何试图走中间路线的政党，首先会面对自己内部的强大反对力量，中间路线（建制派）候选人大多在初选阶段就被本党内部的选民干掉，最终体现出来的，就是两党政治路线的分化。

于是，极左和极右成为两党政治的主流票仓，美国两党温和中间路线就不复存在了。2016年所有温和路线的共和党候选人们，都输给了极右选民力挺的川普。而今年如果不是两位极左的候选人桑德斯和沃伦互相分散选票，加上民主党内部对桑德斯的打压，温和路线的拜登也很难胜出。

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不上不下、不左不右”的中间派亚裔显得有些无所适从，即便希望通过参与政治发声为自己争取权利，也发地有些尴尬：他们既无法支持民主党的极左平权政策，也无法支持共和党的反移民排外政策，只能通过左右摇摆争取支持自己的政治资源，中间派的利益最后在极化政治中被牺牲。

近两年纽约华裔社区的取消特殊高中考试（SHSAT）和华埠新建监狱事件，就非常能够说明问题。

特殊高中相当于纽约市的重点高中，由州府监管并统一招生考试。亚裔家庭重视教育，愿意为孩子找到一切优质教育资源，加上亚裔学生刻苦用功，历年特殊高中录取学生中，有超过一半是亚裔，相比之下非洲裔仅不到5%，与族裔人口比例极不相符。从2018年起，纽约市新上任的白左教育局长开始推动废除SHSAT，希望以此为人口更多的非洲裔和西语裔平权，增加他们的录取名额，这也意味着亚裔录取名额被挤占。此举遭到华裔家长群体强烈反对，认为取消考试就是取消了公平竞争的机会，对努力学习的华裔学生不公平。

 

华埠新建监狱事件则是民主党白左为了迎合占监狱人口大多数的非洲裔、西语裔，先是通过司法改革减少在押人数，然后计划关闭位于纽约市的雷克岛监狱，然后在全市新建四处监狱，理由是方便家属探视，距离法院较近。但是，其中一座新监狱位于曼哈顿华埠，而且市府在没有进行社区沟通的情况下就擅自宣布计划，引起周边华裔社区不满。

可以看到，以上两项计划就是民主党极左派要推动的议程，但触动了华裔的利益，华裔一方面组织大规模游行抗议，一方面寻找能够为自己说话的政客。

然而，纽约市议会、州议会的几名华裔议员全部是民主党籍，竟然无一人敢公开支持华裔民众的诉求，只能一直闪烁其词。这是因为，他们如果要在纽约政坛混下去，就必须兼顾白左的诉求，有时白左的诉求可能比与其同族裔选民的诉求更重要。

于是，一些华裔选民和团体转而支持公开反对以上两项计划的共和党或亲共和党政客，华裔团体的抗议也吸引右翼媒体广泛报导，作为对抗白左的炮弹；然而纽约州作为民主党的大本营之一，共和党的势力太弱，这两名政客最终败选。